这个结局并不完美——评董宇辉分手东方甄选

　　文/姜奇平

　　7月25日，东方甄选发布上市公司公告，宣布董宇辉离任。随后，东方甄选董事长俞敏洪个人发布公开信，决定将东方甄选旗下与辉同行100%股权以7658.55万元出售给董宇辉。本来，去年12月18日，新东方宣布董宇辉为“东方甄选高级合伙人”，被认为是引入合伙制的一个积极成果。但这次分手，意味着结局并不完美。从中反映的一般问题是，生态组织在替代企业组织中，应形成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符合规律。

　　当初，成立由东方甄选100%控股的与辉同行，是为了解决董宇辉与东方甄选（主要是孙东旭）的内部矛盾。让董宇辉以东方甄选高级合伙人身份，拥有相对独立的决策权和一个运作团队。而7月25日，董宇辉、新东方、与辉同行订立出售协议，新东方同意出售，而董宇辉同意收购与辉同行100%股权，代价为7658.55万元。从数字上看，等于俞敏洪把与辉同行“送”给了董宇辉。这件事的不完美在于，它不是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和严谨的法律行为，更多是俞敏洪息事宁人的个人安排。这说明原来的合伙制安排存在某种缺陷，让大家学习这种制度设计的话，说早了。以合伙制为基础的生态合作机制，看来还需要有一个磨合探索的过程。

　　本来，孙东旭是北京新东方迅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非执行董事，新东方是与辉同行的控股公司。现在，与辉同行成了董宇辉个人全资拥有的公司。矛盾是解决了，因为孙东旭不再从法律上“控制”董宇辉。但问题就来了，俞敏洪需要向股东解释，何以把股东占有权益的股权白送他人。在具体处理中，这次董事会看在俞敏洪的解释和面子上，可以不计较，但这毕竟不是一种规范的、值得别人借鉴的办法，说明原来的制度安排有不成熟的地方。

　　可以为这种变通行为找一个理论上合理的解释，即新东方转型成了一个生产企业家的企业。这是一个既高大上又前卫的说法。此前，海尔就是这样一个定位，即不是以生产产品，而是以生产企业家（创客、小微主）为使命的企业。但新东方与海尔相比，缺了一个制度安排，这就是集团企业（海尔集团）对派生企业（如海尔智家、盈康生命、雷神科技、海尔生物、日日顺、众淼创科等上市公司）的股份占比。以7月22日刚通过上市聆讯的众淼创科为例，海尔集团通过青岛海盈汇及青岛海创汇间接持有众淼创科约60.44%的股权。把这个例子套在俞敏洪与董宇辉的关系上，相当于新东方“生产”出与辉同行，应该占其60%的股权。当然这不是固定的比例，也可以低至30%。可是此前，与辉同行100%不是董宇辉的，现在又100%不是新东方（通过东方甄选持有）的。这是不是一个制度上的漏洞呢？经过此事，我们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

　　数字经济条件下的合伙制，应是平台企业（如集团企业）与应用企业（如个人企业）共同构成的生态组织。它们之间要形成稳定关系，按理来说，应取决于重资产（生态固定资产）与轻资产（生态可变资本）合理分配权益。这一点，在去年12月22日关于与辉同行的安排中没有体现，以致产生了如今对转让股权意图的解释，即“确保与辉同行有更好的发展舞台，避免业务冲突和舆论纠葛”。言下之意，原来由孙东旭当法人、董宇辉当执行董事和总经理的结构是不稳定的，无法“避免业务冲突和舆论纠葛”。

　　现在这个安排，也不是值得人们效法的。因为虽然它令董宇辉称谢，但董宇辉应想到，这是俞敏洪“让”给他的。如果按海尔那种经得起上市考验的成熟做法，新东方、东方甄选一直以来为董宇辉搭建平台，应作为一种重资产，折为将来与辉同行的一定比例的股份，虽不是100%，但可依双方协商，确定为六四（如海尔）或三七（如苹果商场）之间的某个比例。

　　此事发生后的股市反应说明，人们期待对游戏规则形成稳定预期，而不是由人情或面子决定如何处理事情。这需要制度的进一步创新与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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