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叙事与政治右转：欧洲议会党团政治的演变

　　王明进 / 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关于欧洲的传统乐观主义叙事让位于民族主义和疑欧主义叙事。从选举结果来看，尽管传统主流政治力量仍然维持多数地位，基本把控了欧洲政治大局，但由于中间派欧洲自由民主联盟以及绿党力量下降，其控场能力已经大为减弱；极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大幅增强，推动欧洲政治格局持续右转。极右翼力量的增强可能导致欧洲社会政治议程发生转变、欧盟成员国政局动荡、欧洲一体化不确定性增加，并影响欧盟的移民、环境和安全政策。伴随欧洲政治右转和国际格局演变，欧盟将更加关注地缘政治竞争和经济安全。

　　【关键词】欧盟 欧洲议会 民粹主义 极右翼 欧洲政治

　　新冠疫情结束后欧洲经济复苏乏力，民众生活成本上升，乌克兰危机使欧洲面临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安全形势，极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日益崛起等，所有这些事态表明欧洲正处于急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背景下举行的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使欧洲各种危机和不确定性得到全景式展现，而欧洲议会选举结果也将对欧洲发展走向产生深远影响。由此，一些研究人士认为，这次欧洲议会选举或将是欧洲议会实行直接选举45年来最重要的一次选举。

　　欧洲叙事的重大转变

　　关于二战结束后欧洲的叙事一直是乐观主义的：在二战的废墟上，作为宿敌的德国和法国实现了和解，欧洲国家以欧洲一体化为发动机，共同构建和平的未来，欧洲甚至自认为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但近十年来，这种乐观主义叙事正在发生改变：疑欧主义不断增长，本国至上主义和国家保守主义思潮得到越来越多的拥趸。欧洲议会选举发展到今天，恰恰体现了这种叙事的转变。

　　欧洲议会选举又称为欧洲选举，是在欧盟范围内举行的欧洲议员选举。欧洲议会选举作为超国家机构的选举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欧洲议会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欧洲煤钢共同体时期的共同大会。1958年《罗马条约》生效后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共同大会也成为三个共同体的咨询机构，并在后来更名为欧洲议会。早期的欧洲议会由各国议会指派的议员组成，但在欧洲人看来，各国民众选举议员是为了处理各自国家的内外事务，并未授权他们在欧共体层面上履职，因而这些欧洲议员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质疑。同时，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欧洲层面上的决策“集中化”明显加强，国家主权向欧洲机构的让渡不断增加，根据主权在民原则，主权让渡到欧洲层面之后，就应该形成与之相应的公民参与方式。欧洲议会没有权力，议员也不是直接选举产生，因而公民在欧洲层面的有效参与机制并没有形成，这是欧洲一体化带给欧洲民众及其领导人的“深刻的民主困境”，也被称为“民主赤字”。《罗马条约》为此希望欧洲议会的前身共同大会“应起草在所有成员国进行直接普选的统一程序提案”。[1]但是，由于对“就一个没有权力的议会进行选举是否有必要”以及“是否能向一个没有经过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议会赋予更多的权力”等问题的长期纠结，[2]一直到1979年欧洲议会直接选举才得以实现。

　　现代西方的选举是由政党来操控的。欧洲议会选举作为超国家议会选举，也活跃着超国家政党的影子。为实现欧洲议会选举而出现的欧洲层面的政党也是欧洲一体化乐观主义叙事的一部分。

　　在共同大会时期，欧洲人深刻反思战争给欧洲大陆带来的巨大灾难，强烈感到需要抑制民族主义，支持欧洲联合，这种情绪也充分体现在共同大会的组成和运作上。共同大会的议员并不是按照国籍而是按照意识形态即党派归属安排议席，并且在各种大会程序包括人事任命上都考虑到党派归属因素，从而促使在共同大会内部形成了三个政治小组，即党团，包括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党团、社会主义者党团、自由主义者党团。与此同时，欧共体成员国的各类政党也加强了跨国联系。1979年欧洲议会直接选举前夕，在欧洲层面形成了欧洲人民党—基督教民主联盟、欧洲社会党联盟、欧洲自由民主联盟等跨国政党联盟。1992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138条a款规定，“欧洲层面的政党是联盟内部一体化的重要因素，它有助于欧洲意识的形成和公民政治意愿的表达”，[3]从而在法律层面确定了欧洲层面政党的存在。经过多年发展，这些欧洲层面上的政党不断演进，由原来的跨国政党联盟更名为“党”。当前，活跃在欧洲政治舞台并从欧洲议会领取津贴的欧洲层面的政党有欧洲社会党、欧洲人民党、欧洲民主党、欧洲自由民主联盟、欧洲绿党、欧洲左翼党等10个政党。

　　欧洲层面政党的出现为欧洲议会直接选举奠定了组织基础，为解决欧洲治理的“民主赤字”并把欧洲一体化推向更高层次带来了希望。在这种氛围下，第一次欧洲议会选举于1979年6月举行，投票率高达63%。

　　然而，通过欧洲议会选举解决所谓“民主赤字”的实践令人失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各国选举欧洲议员的制度并不统一，包括选区的划分、候选人的资格、计票的方式等各不相同，导致代表性的扭曲；二是辩论的议题并不是围绕欧洲治理问题，而是围绕各国的国内问题；三是在实际选举中仍由各国的政党提出候选人和选举纲领，是国内政党而不是跨国政党在控制选举。人们很快认识到，欧洲议会选举并不是一场真正的跨国选举，只不过是选民用来表达对国内政党满意度的一种投票，是各国国内选举的集合而已，因而被认为是“二流选举”。[4]对欧洲议会选举的失望很快体现在投票率上。1989—2014年的六次欧洲议会选举投票率持续下降，分别为58.5%、56.8%、49.4%、45.7%、43.2%、42.6%。

　　但是，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的投票率扭转了连续下降的趋势，达到50.66%，而在刚刚举行的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投票率则达到51.08%。欧洲议会选举再次受到高度关注，但这种关注所反映的欧洲叙事已经发生转变：对欧洲一体化的乐观主义正在让位于民族主义和疑欧主义。

　　欧洲一体化是为了抑制肆虐欧洲的民族主义，在战后的欧洲实现和平。但作为“民族国家”概念的发源地，欧洲很难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随着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展开，出现了一批在这一过程中利益受损的人，他们成为疑欧主义滋生并发展壮大的土壤。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危机，则推动了疑欧主义叙事的展开。2005年荷兰和法国反对欧洲宪法条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随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2015年难民危机、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等，在这些事件中，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矛盾复杂、纠纷不断，其中所宣泄的民粹主义、排外主义、疑欧主义情绪不断冲击对欧洲一体化的乐观主义叙事。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投票率上升，正是发生在英国“脱欧”公投之后，反映了两种不同叙事的博弈起到了动员选民的作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投票率仍有所上升，正是这种状况的延续。

　　欧洲主流政治力量控局能力下降

　　2024年7月23日，欧洲议会公布正式统计结果，代表中右翼的欧洲人民党（基督教民主）党团获得188个席位，其第一大党团地位得以保住；代表中左翼的欧洲社会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进步联盟党团（即社会党党团）获得136个席位，比上一届有所减少，但仍是第二大党团；代表欧洲自由民主联盟的复兴欧洲党团仅获得77席，比上一届103席大幅度减少，但作为关键性平衡力量，仍然能够在欧洲政治舞台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三大传统政治力量的议席数加在一起为401席，占议席总数720席的55.7%。三个传统主流党团的议席数量加在一起保持绝对多数，表明其对欧洲议会议程有着基本稳定的把控。

　　这三大传统政治力量一直是欧洲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一战结束后，基督教民主党就探索跨国联合，成立国际秘书处，推动欧洲联合运动；法国社会党人白里安关于欧洲统一的备忘录提出了建立“欧洲联邦”的构想，得到各国社会党人的支持。二战结束后，欧洲自由主义类型政党也发起了“欧洲统一自由运动”，成为欧洲一体化的推动力量。[5]欧洲煤钢共同体共同大会中最初成立的三个党团就是由它们组成的。直到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前，它们在欧洲议会的议席数一直排名前三。欧盟主要机构的领导人也是来自这三类传统主流政党。自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以来，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及后来欧盟委员会主席共有13位，其中有6位来自欧洲人民党，4位来自欧洲社会党，3位来自欧洲自由民主联盟。欧洲理事会主席早先实行轮值主席制度，由轮值国国家领导人担任。2009年这一制度废除之后，欧洲理事会设立常任主席，其中有2位来自欧洲人民党，1位来自欧洲自由民主联盟。而在欧洲议会中，欧洲人民党和欧洲社会党在欧洲议会的党团所占议席数之和就已经是绝对多数，两党甚至达成了轮流担任议长的协议，但也有个别年份由代表自由主义党团的人选担任。传统主流政党之间的联盟确保了欧洲一体化航船的稳定前行。

　　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后，围绕欧盟领导层的任命也充分体现了这三大传统主流政党的意志。6月27日，欧盟峰会通过欧盟领导层人选提名，来自人民党的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得以连任，来自欧洲社会党的葡萄牙前总理安东尼奥·科斯塔被提名接替夏尔·米歇尔担任欧洲理事会主席，代表欧洲自由民主联盟的爱沙尼亚总理卡娅·卡拉斯接替何赛普·博雷利担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上述提名是三大传统政治力量协商的结果。在此次欧盟峰会之前，代表中右翼欧洲人民党的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希腊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与代表欧洲社会党的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以及代表欧洲自由民主联盟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已经在6月25日通过视频会议就欧盟领导层人事安排达成一致。欧盟峰会的提名只不过是对三大传统政治力量意愿的确认。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现在由欧洲人民党、欧洲社会党和欧洲自由民主联盟的成员党执政的国家有21个，在由各国政府首脑组成的理事会上就上述人选进行投票，只不过是走一下形式。

　　但是，考虑到欧洲议会常有10%的缺勤率，55.7%的多数只能是一个脆弱的多数。三大传统政治力量进一步扩展其联盟的对象只能是绿党。绿党党团仅仅获得53个席位，比上一届有较大幅度下降，这主要是因为绿党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近年来，由于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欧洲能源价格上涨，生活和生产成本上升，欧盟的气候政策在农村地区遭到强烈抵制，欧盟被迫在气候政策领域作出让步。但欧盟的让步可能让支持环境和气候政策的年轻人感到不满，因为对他们来说，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妥协是不可容忍的，他们可能把欧盟在气候政策上的妥协归咎于绿党，从而导致绿党选票进一步流失。同时，其他各类政党也纷纷吸收绿党的政策主张，导致绿党对选民的吸引力下降。

　　由于代表欧洲自由民主联盟的复兴欧洲党团在欧洲议会议席大幅减少，同时，三大传统政治力量之间充满政策分歧和矛盾，他们在议会投票时并不能保证完全一致，其在欧洲议会中的多数只能是脆弱的多数。为保证获得足够支持，两大党团将被迫寻求与欧洲绿党党团合作，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与极右翼合作。也就是说，传统政治力量虽然在重大问题上仍能够把控局面，但控场能力已然下降。

　　欧洲政治格局持续右转

　　推动欧洲叙事从乐观主义向疑欧主义转变，并削弱传统政治力量对欧洲议程控制能力的，是不断崛起的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力量。

　　极右翼政党特别是具有法西斯传统的极右翼政党在战后欧洲受到严格限制，但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主要根源于反税运动的另类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却不断发展起来。1972年，让-玛丽·勒庞领导的法国国民阵线成立，虽然其在国内政治舞台上长期没有建树，但在198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席位。该党曾经与意大利的北方联盟组建极右翼党团，但由于争吵不断，很快解体。长期以来，极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人数很少，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但是，这类政党非常善于利用欧洲议会提供的各种机会，通过发言、提问、接受采访等形式，设置议题，影响各成员国的国内政治。冷战结束后，随着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西方国家出现了一批“全球化的失意者”，他们受到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反对外来移民、反对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话语的吸引，成为极右翼民粹主义的支持者，促进了欧洲民粹主义的发展。

　　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之前，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很多国家都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中，民粹主义政党在一些国家实现执政：匈牙利青民盟的欧尔班·维克托现在是任职时间最长的欧洲国家领导人；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曾参与执政，在2022年9月意大利大选中民粹主义政党兄弟党领导人焦尔吉娅·梅洛尼当选总理；瑞典民主党在2022年大选中跃升为第二大党并参加了政府；荷兰自由党在2023年11月举行的大选中获得23.7%的选票和35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最终在2024年5月参加联合政府。在另一些国家，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持续走高：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支持率持续提升，民调支持率常达20%，成为德国最受欢迎的政党之一，并在2023年地方选举中首次获得地方执政地位。法国民粹主义政党国民联盟（前身为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在2022年大选中进入第二轮总统选举，并最终获得41.8%的选票；在2024年法国国民议会选举首轮投票中，国民联盟获得29.6%的选票，排名第一。此外，在芬兰、葡萄牙、丹麦等国，民粹主义力量都有所增长。由于民粹主义政党一般都对欧洲一体化持怀疑态度，反对外来移民，其力量不断增长，成为推动欧洲政治持续右转的重要因素。

　　极右翼政党在本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取得较大进展，在意大利、法国、奥地利得票率名列第一，在德国和荷兰名列第二。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以28%的得票率在意大利领先。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得票率高达31.5%，马克龙所在的复兴党得票率仅为15%。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议会席位大增。大选之后，各类政党要根据欧洲议会的规则谈判重组新一届议会中的党团。截至7月初，在新一届议会中，共出现了3个极右翼党团，它们分别是：拥有84个席位的欧洲爱国者党团，是欧洲议会中的第三大党团；拥有78个席位的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是欧洲议会中的第四大党团；拥有25个席位的欧洲主权国家党团，是欧洲议会中最小的党团。三个极右翼党团占到欧洲议会议席总数的26%。需要注意的是，还有一些民粹主义政党的欧洲议员并没有加入任何党团，它们在欧洲议会的议员成为独立议员，共有12人；另有21位新当选的议员没有确定党团归属。也就是说，在欧洲议会中属于极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议席总数要多于三个民粹主义党团加在一起的187个议席。

　　极右翼力量在新一届欧洲议会选举中的表现让梅洛尼和欧尔班有底气反对传统主流政党对欧盟领导层的提名。两人都批评欧盟的人事安排是在小圈子内制定的。梅洛尼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主流政党提出这三人组“在方法和内容上都是错误的”。欧尔班在社交媒体上说：“欧洲选民被欺骗了！我们不支持这个可耻的协议！”梅洛尼所在的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现在的席位超过了马克龙所在的欧洲复兴党团，她对三大传统党团结成联盟绕过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的做法非常不满，在欧盟峰会上对冯德莱恩的连任投了弃权票，并对科斯塔和卡拉斯的提名投了反对票。欧尔班对冯德莱恩的连任投了反对票，对卡拉斯的提名投了弃权票。

　　欧洲政治持续右转不仅表现为极右翼欧洲议员数量的增加，还表现在他们对欧洲议程的塑造。在极右翼的压力之下，主流政治力量在移民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等领域进一步右转，无论在国内政治舞台还是在欧盟，曾经边缘化的极右翼政党现在越来越被当作“正常的”政党来看待，欧洲议会选举不过是反映了欧洲政治中一种渐进的趋势，战后以来形成的中左和中右政党长期把控欧洲政治的传统秩序正在崩塌。

　　欧洲政治不确定性增加

　　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和欧盟领导层换届正值国际格局面临重大转变的十字路口。乌克兰危机升级使欧洲再次陷入战火，美国总统大选使欧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加，而这次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力量的增长，总体上反映了欧洲民众对各国政治精英的不满，尽管传统主流政党仍然把控局势，但欧洲正在面临一个动荡且不确定的未来。

　　欧洲议会选举导致成员国政局不稳。马克龙所在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失败使马克龙决定立即解散国民议会提前举行选举。马克龙想通过这种方式唤醒国人对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警惕，寄希望于法国“神奇的”两轮选举制度，押注在第二轮选举中击败国民联盟，确立自己继续执政的合法性。经过两轮角逐，马克龙虽然成功阻止极右翼国民联盟组建新政府，但由各左翼政党组成的新人民阵线和马克龙所在的政党均没有获得单独组建政府的绝对多数席位，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政府，法国未来几年政治不稳定的局面已经形成。除了法国，还有一些国家的国内政治也深受此次欧洲议会选举的影响。比利时首相亚历山大·德克罗在其所在的政党惨败后辞职。德国执政联盟中社会民主党和绿党成绩不佳，得票率大幅下降，未来执政将受到严峻考验，而反对党联盟党得票率为29.5%，选择党得票率为16.5%，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二。由于近年来极右翼在欧洲多个国家执政或者参政，整个欧洲正处于动荡与不确定的历史性时期。

　　欧洲一体化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加。自1979年欧洲议会直接选举以来，传统主流政党在欧洲议会内部一直处于绝对优势，其中欧洲人民党和欧洲社会党在欧洲议会的党团所拥有的议席相加超过50%，有几届议会甚至高达60%以上。由于都积极支持欧洲一体化，两大党团在欧洲议会中形成了跨越左右的大联盟，主导了欧洲议会的基本议程。这种大联盟模式保证了欧洲议会的运行效率。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后，两大党团议席占比只有45%，加上代表中间派欧洲自由民主联盟的复兴欧洲党团的议席，也只能形成55%的脆弱多数。传统主流政党在很多议题上被迫求助于绿党甚至反体制政党，这就改变了欧洲议会形成联盟的模式，降低了欧洲议会的运作效率。极右翼政党和极左翼政党都对欧洲一体化持怀疑态度，一些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曾经公开讨论退出欧盟或退出欧元区，但经历了英国“脱欧”困境之后，它们现在不再讨论退出欧盟的问题，而是要接管欧盟，从内部改变欧盟，主流政党可能会为了迎合它们而部分采纳其主张，从而影响欧洲一体化的方向。

　　欧盟在一些关键领域的政策可能更加保守。在移民政策上，在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压力下，一些欧洲国家包括意大利、法国、德国、荷兰等都趋向强硬，限制难民入境，提高移民门槛，降低国际学生数量。欧盟也不断收紧边境管控。2024年4月欧盟通过《欧洲移民与庇护公约》，旨在加强外来移民管控，欧盟未来的移民政策只会更加保守。在气候政策上，极右翼民粹主义力量近年来迅速将绿色话题政治化，已经迫使欧盟在气候政策上明显倒退，而欧洲议会中绿党力量的衰落和民粹主义力量的增强，将会进一步反映在欧洲的气候政策上。在安全政策上，由于极右翼政党通常强调国家主权，未来很可能推动欧盟减少对乌克兰的政治、财政和军事援助等，这对欧洲安全格局乃至国际安全形势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冯德莱恩自2019年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起，便积极推动把欧盟委员会建成“地缘政治委员会”。2024年7月18日，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大会上推出新一届委员会的政治纲领，表示将通过安全透镜来审视欧盟的全部政策，赋予欧洲防卫联盟以活力，任命一名欧盟防卫委员，在新委员会成立100天内发表欧洲防卫白皮书，建立欧洲防务基金，强化与北约的合作，等等。[6]冯德莱恩还提出，今天的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并行，因此要强化欧洲经济安全。可以预见，欧洲领导人将更加在意地缘政治竞争，对市场、科技等领域的保护主义心态更加凸显，势必在对外贸易领域采取更加强硬的姿态。

　　本文是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退欧背景下英国与欧盟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影响”（项目批准号：17JJDGJW01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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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国际条约集（1956-1957）》，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388、490页。

　　[2] Richard Corbett MEP,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Idea of Europea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J. Pinter, Foundation of Democra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M, Macmillan Press Ltd. 1999. p.91.

　　[3] 欧共体官方出版局编，苏明忠译：《欧洲联盟条约》，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62-63页。

　　[4] Karlheinz Reif, “National Electoral Cycles and European Elections 1979 and 1984,”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3, No.3, 1984, p.247.

　　[5] 王明进：《欧洲联合背景下的跨国政党》，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40-53页。

　　[6] Ursula von der Leyen, “Europe’s Choice: Political Guidelines for the Next European Commission 2024-2029,” July 18, 2024, https://commission.europa.eu/document/download/e6cd4328-673c-4e7a-8683-f63ffb2cf648_en?filename=Political%20Guidelines%202024-2029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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