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留学生的影像协作生产与跨文化传播内在逻辑

　　薛翔 丁慕涵

　　【内容提要】数字时代，作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接群体，来华留学生积极投身于影像内容的协作生产与跨文化传播中，与多元行动者共同开辟了跨文化传播的视听路径，并结合转译构建了贯通中外的数字文化生态。研究发现，来华留学生的影像协作生产与跨文化传播不仅促进了跨文化理解和互动，还增强了其与海外受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生动展现了“Z世代”眼中的中华文化面貌，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新思考。

　　【关键词】留学生 数字影像 协作生产 跨文化传播 行动者网络

　　在全球化浪潮中，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来华留学。当前，中国高校迎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留学生，数量超过50万人。相关政策的推进不仅提升了“留学中国”的品牌附加值，还借力来华留学生在民间外交、人文交流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开辟了跨文化传播的新通路。同时，适逢视觉文化主导的社交媒体蓬勃发展，来华留学生通过数字影像积极探索呈现中华文化生态，基于全球视野的叙事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为此，本文以数字时代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影像实践为研究对象，尝试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框架，对来华留学生的影像协作生产过程深入阐释，进而呈现跨文化影像传播的内在逻辑。

　　一、留学生：跨文化影像协作生产的“桥接群体”

　　数字时代，技术迭代驱动传媒行业变革，并推动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内容的多元化发展。对国际传播而言，媒介中心主义的取向逐渐式微，这意味着传统官方发声渠道不再占据垄断地位，技术赋权使得个人与社群成为跨文化传播的新兴力量。当前传播主体的转变对应了传播结构的脉络变迁。从微观时期的人际传播到宏观时期的大众传播，再到如今个体主体性回归，国际传播正因人的参与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元、开放互动的时代特征。其中，留学生被视为重要的跨文化传播主体，其在物理空间移动的“文化肉身”，具有文化间性，能够适应并整合“双文化”①，成为数字时代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增量。

　　一方面，留学生群体既是传播主体也是媒介本身。与传统机构媒体相比，留学生作为传播主体具有更强的亲和力和可信度，天然具有“身体在场”的优势，能够通过跨文化影像协作生产创造新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使跨文化传播效果更加生动、具体。与此同时，留学生作为国际间的流动人群，通过在不同文化中的实践和体验，可以更好地理解跨文化传播的差异与共性。在留学生群体协作生产影像内容时，他们会受到彼此言行的影响，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另一方面，留学生既是内容的生产者与阐释者，也是意义的消费者。作为“Z世代”青年群体之一，留学生是乐于在互联网生产内容的“数字原住民”，因而互联网在他们适应生活变迁、拓展社交关系、融入多元文化、获取内容消息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②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提出了“生产消费者”（Prosumer）一词，用于指称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融合。就留学生群体来说，他们在数字平台完成跨文化内容生产，以新型叙事模式丰富自身情感体验，并对其打造的媒体作品进行消费转化。在跨文化影像内容协作生产与传播过程中，来华留学生不断吸收和理解来自同伴以及外界的信息和知识，在新环境中形成文化适应，完成动态的自我重组。③

　　可以说，来华留学生群体通过跨文化影像协作生产方式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中扮演着国家与国家、文化与文化之间友谊使者的角色，是跨文化传播中最主要的“桥接群体”。

　　二、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影像协作生产

　　20世纪80年代，行动者网络理论诞生于法国巴黎。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通过行动者、转译、网络三个关键词勾勒出该理论的基本内涵，进一步发展了行动者网络理论。他的阐释强调了行动主体，从“广义对称原则”出发充分肯定行动者的能动性，将定义和整理社会的任务赋予行动者自身。④另外，该理论将技术、文化等维度纳入研究范畴，重在刻画多主体动态的行为过程，以探究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及其构成的网络形态。由此可见，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探讨来华留学生的影像协作生产过程与跨文化传播逻辑能够打破主客体间的二元对立，整体把握来华留学生与不同主体之间的联结及其形成的跨文化传播网络。

　　（一）影像协作生产的行动主体

　　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影像协作生产涉及多个行动者，包括但不限于各国来华留学生、来华留学生亲友等人类行动者以及高校机构、新媒体技术、终端设备等非人类行动者。

　　就前者而言，来华留学生群体往往是核心行动者，其潜移默化地在数字平台进行跨文化传播。他们凭借对两种或多种文化的亲身体验和深入理解，通过自助和互助的双重形式，积极策划、拍摄和剪辑影像内容，旨在向海外受众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如基里巴斯籍来华留学生丁伟与朋友一同搭建拍摄团队，自导自演协作完成视频博客（Vlog）作品。他们通过镜头呈现南湖革命纪念馆、传统文化麦秆画制作等内容，向受众展示了中国党史和城市特色文化。参访短视频在中外主流媒体发布后引发热议，为中国在基里巴斯的国家形象塑造和跨文化传播作出积极贡献。在影像内容创作完成后，来华留学生还会利用社交媒体对这些文化作品进行后期维护和推广工作，通过互动和分享等方式，回应外国网友对中国文化的好奇，提升跨文化影像内容的传播声量，推动中外文化交流。

　　对于非人类行动者来说，随着来华留学生数量增加以及需求个性化和多元化，高校的特色化校园课程建设成为推动多元文化融合、帮助留学生讲好中国文化故事的重要渠道。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面向来华留学生开设了《中国文学与文化》《书法》等课程，带领学生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和非遗作品，并以影像创作形式呈现跨文化传播作品。柬埔寨籍来华留学生李苏雅以旅游博主的身份活跃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她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创作并发布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旅影像内容，并引起诸多网友产生共鸣。此外，新媒体技术和智能终端也是不可或缺的非人类行动者，它们构成了线上交流的基础。首先，分布式的数字网络构建了一个更加直接高效的全球传播系统，其能够在微观层面实现不同主体的交互式连接；其次，来华留学生借助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创造出新的文化表达形式，同步打造沉浸式的传播体验；最后，得益于智能终端的便捷性和伴随性，中华文化跨越时空阻隔实时进入海外受众的视野，如有来华留学生用Vlog记录博物馆的限时展览。在这个意义上，非人类行动者与人一样也是重要的实践者，能够作用于信息的生产和接收，并具备制造差异、创造意义的能力。⑤

　　（二）影像协作生产的转译环节

　　行动者网络理论遵循联结社会学的研究范式，认为社会并不是一个实体，而应被视作多异质性事物之间的关系。作为行动者网络的重要环节，转译是一个不断转换他人兴趣的过程，最终使事实建构者与被其所吸引的人在利益上达成一致，并在此过程中转变乃至修改原本表达的意义。⑥

　　从转译与影像协作内容的关系看，影像并不限于表征来华留学生的生产意愿，还会以自身的在场转译其他行动者的生产行动。也就是说，来华留学生拍摄纪实影像的初衷仅在于相对私人化的记录生活、分享日常，而当内容具有一定的曝光和互动后，他们创作影像的意愿将通过转译环节得到修正，并联结高校、数字平台等其他行动者共同参与内容生产，即主体的协作生产和传播会“超越自身”，从基于个体化的实践变成目的性更强的公开展示，进而拓宽跨文化影像的传播渠道。同样，在传受关系方面，影像作品也会转译海外受众的认知，构建一种被接纳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从根本上呼应了拉图尔对于物的去本质化界定。正如物必须在关系网络中才能界定自身，转译也必须在与他者的协作交互中形成。⑦

　　从转译的过程看，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异议处理是关键环节，并且这四个部分相互交织但顺序可变。来华留学生需要共同识别和面对语言、饮食、生活习惯等造成的跨文化冲突和时空转换带来的分离焦虑，而多元行动者协作生产影像则是解决共同问题的关键手段，即锁定“强制通行点”。在识别问题的基础上，转译的实现还需要有共同利益维系。来华留学生进行跨文化影像协作生产时，其作为核心行动者往往会征召同伴的支持和参与，通过赋予其他行动者共同利益为转译增加动能。跨文化影像协作生产也离不开行动者们的分工协作，为此核心行动者作为征召者，多会为其他来华留学生分配角色，使参与影像协作生产的留学生具有一致性目标，自觉维护群体利益。此外，整个转译过程都需关注异议并及时通过对话等方式予以解决。

　　（三）影像协作生产的联结网络

　　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网络被视为连接的方式，用来描述行动者之间的缔结与联系，强调整个系统动态的运作过程。诸多高校利用周边资源，与乡镇、企业等其他行动者达成合作，为来华留学生建立常态化参访交流机制，以多方联动的形式为留学生创造深度体验中华文化的机会。数字平台作为重要的中介，为中外用户提供了开放、包容、多元、便捷的交流空间，留学生在其中以身体在场的形式进行数字展演，透过屏幕完成全球范围内的交流对话。在多个行动者的参与下，来华留学生的影像协作生产得以开展。

　　近年来，直播电商行业在中国高速发展，来华留学生也成为其中的重要参与力量。2018年，卢旺达和阿里巴巴集团合作，成为世界电子贸易平台首个非洲共建国。在这一合作框架下，22位卢旺达青年开启了为期4年的杭州师范大学跨境贸易专业留学生活。其中，“要当卢旺达直播第一人”的来华留学生李桐在节日期间用英文帮助中国外贸商家在海外市场直播带货，并将自己的直播经验传授给其他留学生，邀请大家成为她的直播间助播。在这一过程中，来华留学生李桐被视为联结网络的核心行动者，转译同伴使直播带货合作完成，同步拓展留学生群体的直播文化。这从侧面印证了来华留学生在数字平台参与影像协作生产及其新媒体使用的过程，亦是一种积极参与跨文化社区建构与呈现的过程。⑧除此之外，李桐也会将自己的直播链接发给远在卢旺达的亲友，以获得海外行动者的参与。可以说，在这一典型案例中，每个行动者的利益取向和行为方式都是异质的，但彼此经过互动联结能够一定程度上维护网络的稳定性，进而以跨文化传播为核心构建出贯通中外的数字文化生态。

　　三、来华留学生跨文化影像传播的内在逻辑

　　（一）以情境适应推动跨文化理解

　　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认为，语言是先验性的，并且基于人的思考推动发展。曾是语言学教授，如今致力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瑞典学者燕斯·奥尔伍德（Jens Allwood）修正了乔姆斯基提出的语言学难题。在他看来，真正塑造认知机制的是文化而非语言，语义的作用甚于语言，相较于思考，交流对语言的推动作用更显著。⑨跨文化理解是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一环。奥尔伍德教授的观点意味着在跨文化传播中语言并不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文化差异需要回归到具体的社会活动中去考察，因此呈现文化的情境也非常重要。

　　数字视听平台的发展很好地解决了语言的限制性问题，最大程度降低跨文化传播中的误解与冲突。具体来说，伴随技术的革新，视频制作的低门槛和可操作性是来华留学生实现跨文化影像协作生产的保障。不同于需要进行翻译的文字，视听语言更为生动直观。来华留学生在创作影像内容时多采用互惠性理解的叙事策略，即用相似的观念或叙事模式对影像作品进行语言和文化层面的适应性调整，以降低文化折扣，减少情境流失。

　　（二）以平等对话增进跨文化互动

　　来华留学生群体成长于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因此他们多拥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善于引领文化潮流，对新鲜事物保持开放态度，并且愿意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个人观点。他们身上先天的优势充分回应了学者们对跨文化传播的基本判断，即“跨文化传播应当是交流性的、双向的，应当走向文化互惠，而非文化输出”。⑩其中，无论是交流、双向还是互惠，均共同指向了数字时代平等对话的互动性原则。

　　高扬人的主体性地位是消除跨文化传播内在紧张感的唯一方法。11在来华留学生群体内部，各行动者充分互动，以满足克服孤独、迎合选择、重塑认知的需要，并在交流时不断修改、共享、创造，最终在影像传播过程中逐步缔造跨文化的意义形式。来华留学生群体是跨文化传播的深度参与者，将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观念嵌入图像作品与短视频直播中，并根据海外受众的反馈针对性调整叙事主题和叙事策略。这种线上自发性的“面对面”互动，比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更能触动人心。

　　（三）以情感共振强化跨文化认同

　　来华留学生具有特殊的“双栖”身份，他们不仅理解中国的文化内涵，同时也保持着对自身国家的情感联系。这种双重文化认知使得他们更有可能成为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并承担跨文化传播的重要使命。正因此，在搭建跨文化影像传播的行动者网络时，来华留学生群体的文化移情能力不容小觑。来华留学生虽然扎根于母国民族文化土壤，但由于亲身体验不同文化，他们更能克服跨文化传播中的思维定势，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中国社会生活情境中，从而实现情感共融与文化认同。

　　情感具有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和共通性，可以跨越地域、民族和语言而流动。充分利用情感传播策略，能够增强跨文化传播效果，让更多海外友人认同中华文化。微观视角的影像作品贴近生活日常，叙事情境真实，情感表达直接，给人以强烈的代入感，有助于来华留学生在情感共振的基础上激发海外受众的跨文化认同，从而推进中华文化深入持久地“走出去”。

　　四、结语

　　在全球化和数字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来华留学生的影像协作生产与跨文化传播已成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力量。他们的行动打破了国际传播的传统格局，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注入了新活力。立足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框架，本文深入考察来华留学生作为跨文化影像协作生产的行动者，如何与不同行动者以转译环节构建起一个复杂而多元的跨文化传播网络。

　　纵观跨文化传播研究，其往往涉及语言、族裔、身份等多种构成要素，核心是对作为平等交流方的他者进行深度描绘与内部阐释。12而在影像内容协作生产中，作为跨文化传播的桥接群体，来华留学生则被视为深度感知中华文化的重要“他者”。在理解、互动与认同的逻辑影响下，这一群体以数字影像实践探索呈现中华文化的新样态，其作品既聚合了数字时代视听传播的新动能，又借助影像内容生动展现了“Z世代”眼中的中华文化面貌，并在全球视野下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形象传播效能。

　　本文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科研启航计划项目“数字时代的媒介知识生产与传播研究”（KYQH23A012）的阶段性成果。

　　薛翔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

　　中国文化与数字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丁慕涵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