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规则经常被无视？

　　薛巍

　　在公共场所哪些行为是被禁止的，基本上我们都心知肚明，张贴那些温馨提示的牌子还有意义吗？比如许多餐馆里贴着“禁止吸烟，违者个人最高罚款两百元”的牌子，草地上竖着“请勿踩踏”的牌子，小区里竖着“文明养犬”的牌子。对于这个疑惑，专家也许会回答说，标牌有没有用要看具体情况。荷兰法学家本雅明·范·罗伊和美国心理学教授亚当·费恩合著了一本书，叫《规则为什么会失败》，书中写到，在纽约地铁上有标牌提示乘客：“手扶杆服务于你的安全，而不是你的最新编舞。你要抓的是手扶杆，不是他人的眼球。地铁车厢不是秀场。”“哥们儿，别岔开腿坐。”

　　在引入这些标牌后，那些不受欢迎的行为在地铁上依然猖獗，因为“有关部门想要改变的行为如果很普遍且高度可见（同时对于那些继续岔腿坐的人来说也更舒适），那么，要求乘客改进举止的呼吁就很可能落空。如果大多数人都经常性地违反规则，增设标牌就对改变行为没什么作用。在看到违规行为的地方放置标牌，这很符合直觉，但这些地方的违规行为必须先被杜绝，否则，标牌只是提醒了人们规则正在被破坏，结果反倒可能削弱规则的力量”。

　　大多数规则的存在是有原因的，目的是使我们免受伤害。“没有有效的法律规则，我们就不能保护自己的财产，避免被盗；小企业会被大型垄断企业和不公平的借贷操作吞并；环境会更加恶化，气候会继续变暖；许多食物将无法安全食用；政府不再能收到税款，于是公立学校将关闭。”但很多法律规则都成了一纸空文。在20世纪20年代的禁酒令期间，美国领导人出台了多项法律，甚至修正了宪法，以禁止酒精消费，而美国人的饮酒习惯却丝毫未被改变，该法律只因滋生了黑市和有组织犯罪而被世人记得。法律也不易改变企业的行为。“几乎每个星期，媒体都会曝光又一家大公司恶劣的违法行为。如脸书被揭露出试图压制和攻击其批评者，大众汽车尾气排放造假丑闻，或者富国银行的大规模欺诈案。法律禁止警察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但警察射杀平民的视频每月都会出现，并像病毒一样传播。法律禁止性侵和性骚扰，但从好莱坞到国会，从教会甚至到我们的法院，几乎每天都有性侵者被揭露。”

　　规则除了规定哪些行为是被禁止的，同时还会规定具体的奖惩措施。但范·罗伊和费恩指出，奖惩措施有时会适得其反，“规则制定者以为，只要正确使用激励及惩罚措施——胡萝卜和大棒——就能扭转不当行为。可惜，人们对法律规则的反应可不像计算机对编程代码那样好。看似不过是按对按钮或将大棒和胡萝卜调配成恰当比例这样的简单任务，也被证明困难重重。几十年的科学研究并没有发现严刑峻法能阻止错误行为、违规或暴力犯罪”。奖励良好行为可能会破坏人的内在动机，而内在动机本来通常已经能使大多数人举止得体。增加了奖励，人们遵守规则的内在动机可能会被外部激励所排挤，甚至可能出现“过度理由效应”，即有些人本来已经决意从事某些行为，奖励反而画蛇添足。加大处罚力度、对犯罪分子施以重刑会使他们采取更暴力、更极端的方式来逃避抓捕。有了汽车安全警报器，窃贼不能撬车了，但也可能导致了劫车事件的增加——司机被枪指着，被迫交出座驾。

　　按照心理学的研究，规则的制定和执行必须考虑人们行为机制中的各种暗规则，即人类行为的暗码，这些暗码就是人类一些固有的行为倾向、对恰当行为的理解等。如果出台的规则跟人类行为暗码距离太大，就得不到遵守。行为暗码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各种不成文的社会规范；法律要想更有效地改善人的行为，就必须考虑如何巧妙地利用人们的心理。比如为了鼓励人们节约能源，你可以宣传：（1）节能对环境有益；（2）节能有利于社会；（3）节能可以省钱；（4）节能很常见。最后一种最有效，因为它触发了描述性社会规范，告诉我们别人都怎么做。“只是简单地传达了被期望的行为很常见这一信息，就能触发更多的良好行为。”

　　书中写到另一个案例：亚利桑那州石化林国家公园有木材石化成的紫水晶、黄水晶和烟水晶等宝石。几十年来，一直有游客偷窃这些化石。公园尝试过了立警告牌、良心堆和展示悔过书，但是偷盗依然猖獗。心理学家恰尔迪尼发现，如果制作两种标牌，一块标牌上张贴着三个人偷石化木的照片，另一块标牌则只呈现了一个人偷石化木。结果如果标牌上显示的是一个小偷，人们就会只偷一点点石化木；当标牌上显示有三个小偷时，人们偷的石化木几乎多了五倍。

　　规则的制定要考虑情境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比如在让人们签署诚实保证书的时候，如果变成让他们在表格顶部签名，效果会更好，因为“填表前先签名，我们会不经意地将注意力集中到了自身；将注意力集中到自身以后，再做事就会变得更真诚。一旦签下自己的名字，我们提供的信息就成了对我们是谁又如何看待自己的反映”。

　　1972年，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纽曼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建筑物很高的话，犯罪率也会很高。因为在较矮的建筑物中，空间分界更明确，居民可以宣称某些空间属于自己，因而会对其安全负责并拥有掌控力。高层建筑还会给监控造成更多的障碍：封闭的电梯和楼梯，以及对街道视线的遮挡。

　　当既定规则被无视时，立法者以及规则的制定者要做的不是继续制定更多的复杂规则，来应对每个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是必须认识到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加州大学实验室的安全规程约有4000页，大学制定这些规程并非真正为了使实验室更加安全，而是另有所图。未来发生事故时，大学可以两手一摊说，它已经对研究人员和学生进行了如何预防此类风险的教育——都已经制定了4000页的安全规程！说明大学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加州大学建立的绝不是一个防范危险行为的事前系统，而是一个可以在事故发生后处理责任的事后系统。”

　　（罗拉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