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有优势，也须克服劣势

　　本刊评论员

　　后发国有常说的后发优势，也有不常说的后发劣势。后发国在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的强劲增长后，其后发劣势也会产生变化，并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

　　后发优势，是经济追赶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我国改革开放后30 多年年均10% 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后发优势。历史与现实表明，一旦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走上学习型成长道路，后发国家和地区经济高速增长是普遍现象。日本如此，亚洲“四小龙”如此，后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当年也是如此。

　　但后发优势有“天花板”。后发优势的根本特性是模仿创新。模仿创新的最大优势是成本低、速度快，经济快速增长。模仿创新的最大劣势是依附性，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原创核心技术，导致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后发优势弱化，发展的空间受限、后劲不足。而后发优势趋弱之日，就是后发劣势凸显之时。

　　后发优势理论的创立者格申克龙，在提出后发优势的同时，就提出了后发劣势，称之为“对后来者的诅咒”。主要指后发国相对于先发国的落后地位所带来的劣势，就内部而言，体现在技术落后、资本稀缺、制度低效等诸多方面；就外部而言，体现为先发国利用其优势地位对追赶国的限制和打压。后发劣势发生变化，追赶国的外部制约日趋严峻。

　　一是技术制约。在后发国发展的初期，后发国与先发国差距较大的技术和产业形成的是互补关系，基于产业链完整和互补的需要，先发国能够容忍、默许甚至鼓励一般技术和落后产业的转移。但当两者的产业互补关系变为直接的竞争关系时，先发国为保证自身的技术领先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会限制最新技术的转让和优势产业的转移，甚至对后发国进行严密封锁和无情打压，以保持“最后的差距”。后发国如何由模仿创新转为自主创新成为新课题。

　　二是资本和人力制约。资本是逐利的，随着后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投资利润率下降，资本又将转入新的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后发国外资撤离、高质量人力资源外流，导致产业空心化。先发国也会利用其强势资本地位和国际货币霸权，通过资本市场制造金融危机，对后发国经济成果进行多轮收割。后发国如何保持资本、人力和产业的稳定和优化成为新课题。

　　三是制度制约。后发国需要接受先发国基于自身利益制定和主导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如中国已经成为有国际竞争力的巨型开放经济体，但在全球经贸规则制定和调整中仍缺乏应有的发言权。先发国也会向后发国强制推行其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导致不少后发国政治失控、经济失速、社会失稳。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后发国如何加大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实施制度型开放、“走自己的路”成为新课题。克服后发劣势，是当务之急，又任重道远。

　　“落后就要挨打”，只要后发国还处于落后地位，后发劣势就必然存在。先发国为保持领先地位，对后发国的追赶是要“拆梯子”的，正如奥巴马所说，“如果10 多亿中国人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好在中国已经发展起来了，过去是后发国对先发国实施“贸易壁垒”，现在是美国对中国实施“贸易壁垒”；过去是后发国担心先发国的影响力而“经济脱钩”，现在是美国对中国“经济脱钩”，时势翻转，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可见一斑。当然，中国越是“追得急”，西方越是打压大，形势不容乐观。后发劣势，已成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重要制约。

　　发展是硬道理，克服后发劣势，要从发展好自身做起。要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掌握核心技术，加大开放力度、营造良好环境，加大改革力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逐一破除技术、资本、制度等方面的后发劣势。要在继续发挥好后发优势的基础上，着眼后发优势向先发优势的转换，构建新的竞争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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