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传播理论的历史与命题：全球“知”网的想象力

　　朱泓宇 史安斌

　　【内容提要】本文尝试论证的“全球南方传播理论”脱胎于百年变局下国际关系具体环境的变化与国际传播“去西方化”的历史探索，旨在创新理论表达和话语方式，从全局性角度释放“全球南方”之于国际传播的潜力和价值。立足全球“知”网的知识全球史视角，梳理作为“地方知识”的全球南方传播理论如何接续经典传播理论的未竟事业并在学术想象力层面主动、反向设置议题。文章从主体、叙事、平台、体系及目标五个角度归纳全球南方传播理论的核心命题，思考理论知识的解释空间扩展与交往融汇可能。

　　【关键词】全球南方 国际传播 知识全球史 地方知识 平台世界主义

　　从全球知识网络（以下简称全球“知”网）的知识全球史视角看，“百年变局”下国际局势与国际传播“具体环境”（milieu）发生变化①，“全球南方”概念本身也在不断动态调整，纳入经济、政治、社会与生态等多个维度，随着二战以来全球南北关系不断演化，相继被注入“反抗殖民侵略”“摆脱经济落后”和“大国博弈中立”等内涵。②就信息传播与知识生产的关系而言，建立更亲密、深厚的“南南合作”，减小南北发展差异成为广泛共识，搭建“全球南方”传播理论（global south communication theory）的初步条件已逐渐具备。对于旧的全球知识生产系统，即西方学者占据知识生产的上游或制高点，“全球南方”的学者负责知识生产的原材料整理或初级加工，所完成的许多学术研究，往往只是西方理论的注脚，为西方理论提供一个本土化的证据或证明。③“全球南方”传播理论的使命意味着发掘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知识生产潜力，书写具有自主、复数、联动性质的知识史。

　　“全球南方”的理念和实践脱胎于冷战时期的不结盟运动，超越了所谓“集团政治”的对抗性思维，为具有巨大地缘差异性的后发国家注入合作动力和发展信心。理解国际传播语境中的“全球南方”，需要汲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智慧，从整体性和全局性的视角释放“全球南方”之于国际传播的价值，创新理论表达和话语方式，在传播路径上谋求另一种可能性。本文的核心问题意识可概括为：如何从知识全球史的视角来理解“全球南方”传播理论的知识建构及其核心命题，拓展这一理论知识的解释空间与交往融汇？

　　一、行于所当行：理论筹备的历史与契机

　　（一）“去西方化”的探索

　　部分经典传播史论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面临严重的阐释危机：将西方社会科学及修辞学研究的代表学者奉为现代传播学科的奠基人物、撰写学科简史；或借用社会学框架或突出强化媒介技术中立的色彩将传播历史与理论的发展嵌入资本主义线性社会发展的历程之中，放大对传播行为和效果的捕捉，缺乏对更广阔世界和多线程历史变迁的关照，陷入自说自话境地。这种阐释的“无力感”蔓延到国际传播研究领域，极端化约的实证主义很可能漠视跨文化差异，容易导致“以西方为全球标准”的理论生产。④

　　对传播历史与理论“去西方化”的探索在取得突破。长期以来，非西方的传播活动被视为对美西方传播发展的反历史性和反常规的“模仿”。有学者采用去殖民主义视角，分析了19世纪以来土耳其传播的商品化和军事化议题及其影响妇女、工人阶级等受压迫群体的生产和实践，将作为亚欧大陆桥梁的土耳其传播网络置于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变之中，这挑战了“昂撒中心主义”的传播史论叙事假设。⑤此外，传播领域内金砖国家的研究者在过去十年间的论文发表趋势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知识生产力，有效彰显传播理论“去西方化”的阶段性成果，但是国家之间缺乏合作，即这张“知”网不牢仍是不争事实，“全球南方”传播理论的“去西方化”议程可能成为充满“驯化”色彩的垂细化知识类别风险值得警惕。⑥

　　（二）“全球南方”传播理论的知识酝酿

　　回到知识全球史的维度，全球性知识是现代世界在交流、互动中形成的一整套概念建构，对世界步入现代状态产生深远影响，但其中的美西方知识霸权与全球南北方之间的知识传播不平衡关系理应受到批判。⑦以关联、互动和比较为方法论，“全球南方”传播理论作为全球“知”网的新兴增长点，在其发酵、演绎过程中需要做到超越单一的知识考察的地方性视角，主动嵌入到从分散走向整体的人类知识交往历程。这是对知识的地缘中心与边缘关系、跨区域的知识流通与交换、地方性知识体系比较的一次再体认，在“多元一体”认识论下赋予“全球南方”传播理论知识产生的历史正当性。

　　“行于所当行。”不论是基于国际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传统媒体的发展与变革历程，还是对国际传播基本场域平台化变迁的把握，不少学者与国际学术期刊阵地已经围绕“全球南方”的传播与媒体现象，进行了前期的理论探索与知识储备。⑧这一知识酝酿的过程为我们更好提出、勾勒“全球南方”传播理论奠定了基础。

　　二、“全球南方”传播理论的“地方知识”：流派与超越性

　　（一）“全球南方”“地方知识”的想象力

　　“全球南方”传播理论是国际传播语境内的一套基于在地化经验与思维化提炼的“地方知识”。为了追求更广可及性和更顺畅的可沟通性，传统的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力求减小不同地域和文化间的交流“熵增”（entropy production），但始终存在“去地方化”悖论，暗含对普遍主义传播的迷思，强调跨越文化和地域界限实现更快速率交流，达成一种普遍适用的沟通方式和理解框架。⑨值得警醒的是，在实践过程中这种迷思往往基于某些文化或地区的价值观和实践，将其作为普遍标准推广却未能充分考虑其他文化的特殊性并破坏了地方多样性，导致对地方性知识的不公正对待或无意识的边缘化。

　　如亨廷顿所言，“西方中心论”的霸权思想到20世纪末已膨胀为普遍和狭隘的“自负”，北美与欧洲的西方文明成为世界的普遍文明⑩，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全球化进程反复但世界秩序出现混乱的情况下，美西方领导者试图按照英美自由主义模式宰制全球秩序，并将其包装为一种“新保守主义”从而维系由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11对“全球南方”传播理论的重视，原因也在于以“去西方化”的在地经验知识生产的根本逻辑，同时连接内在异质性相当突出的“全球南方”地区，追求一种更具超现实性质的理论想象力。

　　对当下的“全球南方”传播理论地方流派进行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南方”传播理论的地方知识颇具生命力。近年来在印度兴盛的“瑜伽软实力”理论综合了地方化的瑜伽理念和源自美国的软实力概念，不仅将瑜伽运动作为印度的民族名片和传播符号进行宣传，还将这一源自古印度教的精神传统充分融入当代印度的形象建构之中，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将自身的国家形象塑造成全球事务中的一股“如瑜伽般”柔软、灵活而有益的文化力量。12印度总理莫迪多次在出访活动中将瑜伽元素纳入外交辞令13，尝试改变瑜伽在西方过度商业化、精英化的发展趋势，调动广大民众参与，将瑜伽背后的健康生活方式传播开来。14印度还从梵文《奥义书》汲取灵感，将古印度哲学融进国际传播，在二十国峰会上创造性提出诸如“一个地球，一个家庭，一个未来”（Vasudhaiva Kutumbakam）的文化外宣理念。

　　作为“全球南方”国家最为集中的大陆，不少非洲学者对“现代化”的发展传播学传统范式进行批判反思。例如，利用乌干达的媒体数据质疑源自西方的“社区媒体理论”无法解释非洲地区小型媒体与社区之间的复杂关系15，在新闻领域则认为“发展新闻学”和“建设性新闻”等成为非洲国家探索发展传播“中间道路”的重要尝试。16拉美环境传播学者同样基于对“自我东方主义”的反思，批判美西方学术生产在这一领域的“特权”，将学术交往实践和拉美发展的历史经验进行交叉性分析并进一步深化“生态文化认同”（ecocultural identity）的概念，旨在建立更包容、更全面、有活力的既有拉美立场又有国际视野的环境传播学术流派。17这都可被视作特色而典型的具有地方自主性的“全球南方”传播理论探索。

　　（二）超越地方性：“全球南方”传播理论的“议题建构力”

　　“全球南方”所衍生而出的各类传播理论流派，不能仅仅作为经典传播学“创新扩散”的验证而存在，或是以提出一些零碎的、不完整的经验总结而出现。这均没有体现出知识全球史意义上理论的现实“型构”（figuration）价值。从地方知识的社会建构角度看，如果我们仅仅言说“全球南方”传播理论与现行的、通用的、所谓“普世的”传播理论有何不同或差异，追求一种理论猎奇心理，这是远远不够的。同时，可能使得“全球南方”传播理论内含的“去殖民化”理念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变成诸多分散、抽象而空洞的概念。18相反，需要凸显的恰恰是这一理论的旅行与扩展价值及其内在张力与潜在的知识革命性。地方知识应基于传统文化实践，通过一定手段来实现更大目标19，策略性地培养新文化，从而自下而上地改革知识秩序。

　　“全球南方”传播理论在于接续此前经典传播理论的“未竟事业”乃至反向、主动设置议题。需要在知识拼图的意义上，拼凑描摹出一套更具新意的传播理论，绘制编织整全性的全球“知”网，超越默顿在《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所推断的“一般理论—中层理论—经验描述”社会科学知识模式，调动可供使用的一切理论资源与文化经验，不满足于对地方化的本土经验进行简单总结和概括，尝试理解、开拓所得的“全球南方”传播理论的普适性，发挥出“全球南方”传播理论的议题建构能力。20

　　三、“全球南方”传播理论的核心命题

　　（一）主体：国际传播的“南方合作主义”

　　“全球南方”传播理论首先需要对传播者的主体联合进行充分关注，落脚于搭建一个基于“合作主义”（cooperativism）的认知与行动框架。“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传播中应建立平等互信的伙伴关系，基于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和共同发展的原则，确立共商、共建、共享价值观，在“南方合作主义”框架下，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寻找共同点和合作机会。

　　信息占有与传播技术等方面的独家（exclusivity）及逐利理念下，传播领域内的合作往往被认为是形式大于内容的展演行为。真正实现“全球南方”的传播合作，需要超越现有排他性的认知框架。“全球南方”传播理论及实践不是为了消除、抹平所有传播者之间的差异性，亦需要有引领者来推动合作和传播实践的发展，但这些引领者不应该成为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价值观简单复制到其他国家的霸权主义者。大西洋理事会2024年6日的一份智库报告声称，中国引领的“全球南方”正在冲击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塑造的全球秩序，比如在媒体合作等领域通过人才培训等方式向世界推广“错误”的中国媒体发展模式，进而呼吁西方国家在亚非拉扶持自己的力量，抵制中国扩大影响力。21显然这延续了美西方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思维，按照严海蓉等学者的说法，“全球南方”的传播应是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活动、互动、利益交织而成的复杂网络，基于实际情况和需求，分享经验、知识和技术，进而更好形成适合自身的传播策略与发展方向。

　　（二）叙事：替代性与跨媒介的意义输出

　　“全球南方”传播理论要关注有别于美西方主流叙事和观念的“替代性叙事”。究其根本，国际传播叙事是一种意义的输出。从批判的角度看，美国流行文化全球传播的叙事内核包含了有意设计的服务于美国海外利益的信息，可以被接受者解码并渗透进他们的文化中。相应地，当我们重视并鼓励“全球南方”的“替代性叙事”时，则需要重点理清其中包含的三重逻辑。

　　其一，媒介技术逻辑。需要反思叙事背后媒介技术生成与运用可能存在的美西方话语霸权，理论的讨论重点即“全球南方”国家与媒体能否有效地利用好新的平台媒介乃至数智传播方式进行自主叙事；其二是最重要的文化生态逻辑。对所属民族与在地文化（比如乡村与城乡关系协调发展的故事）进行创造性转化叙事和连通文学“原型”（archetype）及小说、动漫、游戏、影视等在内的“跨媒介叙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认识到叙事及故事世界的构筑其实是新与旧的世界观的博弈问题，最终实现“故事世界”与“现实世界”共识性的叠印关系；22其三，政治经济逻辑。做到媒介传播叙事的社会转化与引领性发展，在赋能的意义上建构叙事与社会转型的合作与共生关系，更好契合实践的发展。

　　（三）平台：基于连接的新世界主义

　　“深度媒介化”的理论建构中，社会在本体意义上是“后勤”属性的媒介所连接的，世界是一种通过交流和理解建立起来的关系构造。23无接入，不传播。传播在“第一性”上是一个事关“连接”（connectivity）的问题。此外，在多数发展传播学研究的视野里，“全球南方”的数字接入程度不足也成为妨碍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全球南方”传播实践与理论需要建基于当前快速变化的数智平台与庞杂无边的社群组织，紧密围绕重视连接与发展议题的“平台世界主义”（platform cosmopolitanism）来做文章。

　　随着数字丝路等基础设施化的传播连接实践不断拓展，避免陷入所谓“中国威胁论”“数字冷战”的思维定势也是考察基于连接的平台世界主义的重要方法论启示。24早期有关世界主义的想象与Web2.0时期虚拟世界主义的探索实践为当前基于“全球南方”与“新天下观”的全球媒介文化再书写打下了丰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作为“复数”性质的平台化、数智化进程可能为部分北方地区和特定阶层服务，加剧全球范围内的信息鸿沟，造成“全球南方”国家的数字返贫，加之政策阻碍、资金不足、人才缺乏等难题，国际传播语境中的“全球南方”的失语状况需要得到研究重视与理论关照。

　　（四）体系：打造传播共同体

　　“全球南方”传播理论的另一重要命题是对传播的“体系”和“共同体”等概念进行深刻理解。世界以非机械的系统方式而有机存在，体系则是实存事物或相关知识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整体25，传播体系意味着将传播主体进行有机串联并赋予具体的信息交流活动以特殊价值和意义，进而构成广泛存在又开放、多元的传播共同体。对正在战略升级的中国国际传播而言，要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围绕“全球南方”的国际传播体系和“全球南方”传播共同体建设是题中应有之义。

　　“全球南方”传播体系与共同体的构建任务艰巨，需要挑战现有并不公平的国际传播秩序。“第三世界”作为一种方案的理念脱胎于去殖民化斗争，当时广大亚非拉民众为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全球南方”的概念则出现在当下这个“新自由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霸权不受约束的贸易时期，“全球南方”之间的合作受到现有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阻碍26，要真正实现对现有国际传播秩序的颠覆，需秉有打持久战的心理韧性和战略定力，兼具传播内容、平台、渠道与情感的体系网络搭建，做好“倾听”、捍卫公道与正义，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将传播效力最大化。

　　（五）目标：“南方”的消弭与终结

　　在新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无论是里根和撒切尔为代表的美英右翼政府的领导及其联合政策口号“TINA”（未来别无选择），还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遭遇了理论阐释力的质疑，他们预言的所谓“自由—民主”制度是历史的终极形态，然而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这一论断受到怀疑，西方国家在部分领域的历史“倒退”显示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困境，同时中国等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势力的崛起也在丰富所谓西方资本主义一元叙事的历史走向。27但是，福山理论中关于政治秩序、国家能力及国际传播的分析框架，为我们阐明“全球南方”传播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可借鉴其思路来展望这一理论构想的最终目标，即“南方”的终结与消弭。

　　换言之，强调“全球南方”的概念不是为了默认并巩固全球南、北方的差异性现状，放大“全球南方”的特殊性，凸显“全球北方”的优越性，而是为了真正打破横亘在全球南北方之间的“物理界限”（即经济发展的差异）与“心理距离”（即北方对南方的知识霸权）。理论本身不是目标，更好地改造社会实践才是归宿。在命运与共的意义上，通过“全球南方”传播理论的设想，探索更加包容和多元的全球化视角，强调全球各文化、社会与人民的平等参与和共同发展，寻求促进不同文化和社会之间的理解与合作之道，以知识为核心构建治理话语体系，鼓励“全球南方”国家和社会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在知识转化的层面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而贡献更多智慧。28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相契合，各国和各民族应携手互助，共享发展经验，共同面对挑战。

　　四、结语

　　阿诺特（Richard Arnott）等危机管理领域的学者指出，身处易变、不确定、复杂和模糊的“乌卡”（VUCA）时代，需有更好应对之策即“VUCA Prime”，秉持愿景（vision）、相互理解（understanding）、思路清晰（clarity）、反应机敏（agility）。任何知识的社会建构都是一个囊括辩证历史、多层次社会与关乎未来发展的过程，对“全球南方”传播理论的初步想象及其核心命题的归纳，也在于以知识全球史为理论指引，对现有的国际传播理论进行反思、对实践实现再引领。

　　编织“全球南方”传播理论所引领构建的全球“知”网时，精准化、有针对性的区域与国别意识非常重要。29但不应该局限于宏大叙事或只钟情于现代世界体系意义上的“国族中心主义”框架，更应融通基于网络连接的社群团体与微观个体。不能以西方“白左”心态陷入“全球南方”传播现象的“犄角旮旯”处（这同样可能是西方左翼文化研究学者常陷入的知识生产困境），停留在简单地诉诸多元主义的“描述”之上。

　　总而言之，不能抛弃理论联系实践的斗争性。可尝试采用“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的思想方法30，厘清一般经典传播理论的本来面目，梳理其诞生、繁衍、拓展的历史，在理论接续的意义上对“全球南方”传播理论进行系统归纳，通过平等对话与交流互鉴，反思当下国际传播领域内“全球南方”传播理论与其他理论的互补前提、论证过程和整体结论中存在的真问题，贯通“全球南方”传播理论的地方性与整体性。对于志在持续保有生命力的理论而言，这或是一条摆脱“空洞所指”并成为“有意义能指”的路径。

　　本文系清新计算传播学与智能媒体实验室研究支持计划（2023TSLCLAB00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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