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黑恶势力为何容易逍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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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24-11-08 15:07
撰文/黄湘
2023年春节期间,电视剧《狂飙》风靡一时。与以往同类影视作品不同,这部电视剧生动地呈现了黑恶势力在保护伞的庇佑下的盘根错节,揭示了扫黑除恶的艰巨性。
无独有偶,在美国,政治、金融和娱乐界巨头即使犯罪,也常常要么完全逍遥法外,要么以微不足道的惩罚逃脱。例如,金融大亨爱泼斯坦在数十年间多次强奸未成年少女,但当他在2006年首次面临有可能服刑几十年的联邦指控时,他的豪华律师团队迫使检方给出认罪协议,仅仅要求他对低级别的州级指控认罪,判罚18个月且每天可以在监狱外度过16个小时。直到十几年后,由于媒体曝光引发强烈关注,爱泼斯坦才再度被捕,并面临潜在的联邦重罪指控,最终他在等待审讯的过程中在囚室内离奇死亡。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更是逍遥法外的典型。在检察官、法官、国会和其他调查机构发布的报告中,有不计其数的涉嫌他犯罪的信息。他的许多政治和商业伙伴,以及个人亲信都被定罪入狱,但是迄今为止,他从未被指控犯罪。
为什么美国的黑恶势力容易逍遥法外?美国有线电视(CNN)的高级法律分析师霍尼格(Eli Honig)在《碰不得:有权势的人如何逃脱法网》(Untouchable: How Powerful People Get Away with It)一书中指出,原因不仅仅在于这些人拥有金钱、名声和权力,而且在于他们知道如何玩弄司法体系于股掌之间。
在美国,检察官号称对每个案件一视同仁,适用相同的标准,但这并非事实。根据司法部正式颁布的《司法手册》,如果案件涉及有权势的政治家或知名公众人物成为潜在被告,甚至只是作为证人,那么就需要司法部高层的内部审查和批准。这是因为此类人士会大张旗鼓地宣传造势,诋毁整个案件乃至检察官个人。一个广为关注的案件的失败会破坏公众对检方和刑事司法系统的信心,这是日常工作中的长期良好表现所无法弥补的。但这也提高了对于有权势的人的起诉标准,检察官需要更多的证据,更多的确定性,以及更多层次的审查和批准,才会指控他们。
在2016年大选前,特朗普为了让两位据说曾经与他发生过性关系的女性保持沉默而支付了封口费。在这起案件中,检方最终只起诉了付费的中间人,特朗普的律师科恩。司法部迫使检察官从公开的法律文件中删除了有关特朗普的关键信息,特朗普不仅避免了刑事指控,而且将政治损失降到最低。
美国最高级别的联邦检察官由总统任命,并由美国参议院确认,但绝大多数高级检察官都是选举产生的,包括44个州级总检察长和数以千计的县级检察官。竞选检察官职位的候选人必须为选举筹集资金。直截了当地贿赂一个检察官是违法的,以竞选捐款之名实现资金输送则是完全合法 的。
从2010年开始,纽约南区的联邦检察官万斯领导的团队花了两年时间调查特朗普的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和女儿伊万卡在公寓销售中的欺诈行为。结果特朗普派自己的长期律师卡索维茨与万斯会面,会面之后,万斯否决了下属的意见,决定不对特朗普的子女提起诉讼。2012年9月,就在他决定撤诉几周之后,万斯接受了卡索维茨的一笔竞选捐款,直到《纽约客》在2017年披露此事,万斯才将这笔捐款归还给卡索维茨。
有权势的人不仅仅可以利用检察官的软肋,还可以享有“老板优势”,这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结构优势。黑帮、犯罪集团、腐败公司和政治网络都具有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一个刑事案件往往始于组织结构的底层,例如抓捕街头的毒贩,但检方常常上溯到金字塔的某个层级就进入了死胡同,结局就是底层和中层参与者被起诉,但位居组织顶层的老板们不受任何影响。
作为家族遗产的继承人,特朗普从其商人生涯的第一天开始,就处在商业帝国的顶端,从政的4年期间他也是作为总统雄踞美国政治体制的顶端。无论是在他的商业组织还是政治网络中,都有许多仅仅比他低一到两个层级的人被指控和定罪,包括他的集团公司首席财务官魏塞尔伯格、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等,但是特朗普本人安然无恙。
以魏塞尔伯格为例,他和作为公司实体的特朗普商业集团一起,因为一项跨越了15年的税务欺诈行为而被起诉和定罪。特朗普却因为声称“不知情”躲过了指控,尽管这从常识来说是荒谬的。宣称对下属的行为一无所知,是金融和商业巨头为自己辩护的常用方式。
二是含混指令。黑手党大佬给下属的杀人指令一般是“做必须做的事”,但律师可以在法庭上争辩说,这句话的含义是“找对方谈谈”或“确认他是否合作”,而非命令下属杀人。
2019年10月,特朗普的律师科恩承认自己为“通俄门”调查作证时秉承特朗普的旨意对国会撒谎。科恩说,在他去国会作证之前,特朗普把他叫去见了一面,当面对他说:“迈克尔,没有俄罗斯,没有勾结,没有参与,没有干涉。”这导致科恩在国会作证中说:“没有俄罗斯,没有勾结,没有交易。”尽管他和特朗普都知道这是谎话。关键在于,特朗普从未直接要求科恩向国会撒谎,他只是通过自己的谎言模式和组织文化,向科恩传递了一个微妙但明确无误的信息,也让自己免于刑事责任。
三是为党羽支付律师费。美国司法部曾经禁止涉嫌犯罪的公司为雇员支付律师费,因为这会增加雇员与检方合作的难度。但是从2008年起,司法部宣称一般不会惩罚那些为其雇员支付法律费用的公司。在重大案件中,很少有人能够支付自己的律师费,而一旦他们依赖老板的钱,就很难作证指控老板。很多老板都使用这种策略来保护自己不被起诉。
在“通俄门”调查初期,特朗普的律师科恩被检方调查,特朗普为他支付了170多万美元的律师费。随着调查的深入,科恩最终向检方和国会提供了关于特朗普“通俄”的信息。特朗普随即与科恩翻脸,不再履行支付律师费的合同,科恩只能自己处理另外的190万美元律师费。很少有人能像科恩那样具备一定财力,因此很难切断与老板的财务关系,只能与老板合作。
四是证人悖论。在任何犯罪组织中,只有参与过罪行的人才能有效指证其他罪犯,但是这些污点证人很容易被打上骗子和恶人的标签,往往很难让陪审团相信他们的证词。以科恩为例,他是一个被定罪的重罪犯,犯下了包括欺诈、作伪证在内的多项罪行。尽管他表示已经改过自新,急于作证指控特朗普,检方的结论是,他的可信度已经严重受损,而且对特朗普具有强烈的个人仇恨,因此无法让他成为合作证人。
除了检察官的软肋和“老板优势”之外,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也让有权势的人有隙可乘。定罪需要陪审团(刑事案件通常为12个人)的一致同意,只要有一个人坚持不同意就意味着无效审判。法官要求陪审员将个人信仰和感情放在一边,仅仅根据事实和法律来决定一个案件,但这在现实中是难以做到的。陪审员也是人,必然会经受恐惧与焦虑的折磨。黑恶势力知道如何利用陪审员的恐惧。审判是公开程序,对任何愿意参加的人开放。刑事被告的辩护团队常常会安排一些凶神恶煞般的人坐在过道旁边,静静地盯着路过的陪审员的脸。
在大型案件中,有可能成为陪审员的人士会被告知指控的大致内容,然后必须填写一份书面调查问卷,包括如下问题:“本案中是否存在某些因素可以妨碍你成为一个公正的陪审员?”对于这个问题常常会有这样的回答:“我太害怕了”或“我担心他们会来找我”。作出这种回答的人士一般会被法官排除在陪审团人选之外,而这些人其实内心倾向于检方,因为他们相信暴徒的存在并将其视为一种威胁。当他们被摒除在陪审团之外,有权势的刑事被告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优势。
在2021年1月特朗普的Twitter和Facebook账号被封禁之前(这两个账号分别在2022年11月和2023年2月被解封),他在社交媒体上拥有众多狂热的追随者和巨大的影响力。他发表的帖子可以成就或毁掉一个人的政治生涯、声誉,乃至精神状况。
2019年,在法院对特朗普的长期政治顾问斯通(Roger Stone)的审判过程中,特朗普的狂热追随者、阴谋论者、电台主持人琼斯(Alex Jones)无视法官关于不得泄露陪审员身份的警告,在节目中播放了一个他认为是陪审团成员的女士的名字和照片,称她是反特朗普的“爪牙”。当斯通被定罪之后,特朗普在Twitter上攻击此人是一个有污点的陪审员,要求追随者“看看她的背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煽动足以毁掉一名陪审员,一名仅仅是履行了公共职责的普通平民的人生。而这还只是对斯通的审判,如果是对特朗普本人的审判,任何理性的陪审员都会担心:如果我决定对他定罪,我会有什么后果?这个国家会发生什 么?
美国号称法治国家,但总统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首先,司法部被禁止起诉现任总统,因此,关于“通俄门”事件的穆勒调查报告(Mueller Report)对特朗普很不利,但没有对他发起刑事指控。该报告宣称:“虽然本报告没有得出结论说,总统是在妨碍司法公正,但也没有为他洗脱罪名。”由于司法部的政策,负责该报告的首席检察官穆勒(Robert Mueller)并没有考虑过他在两年调查中积累的证据是否足以支持对特朗普的刑事指控,满足于悬而不决的状态。
自从1974年以来,美国法律承认总统具有行政特权,不过特朗普之前的每一位总统在具体案例中最终几乎都放弃了对于行政特权的要求,转而与检察官或国会协商解决问题。但是,特朗普的法律团队将行政特权解释为“绝对豁免权”,认为总统有权拒绝任何国会或检查机构的信息要求,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而且总统可以命令行政部门的任何成员也这样做。尽管特朗普从未在法庭上赢得关于行政特权的最终裁决,但仅仅通过高调宣扬,他就足以威慑下属官员不敢出来作证。
总统的赦免权是特朗普的另一个武器。每当特朗普的某个亲信有可能与检方合作时,他就暗示未来的赦免。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在承认向联邦调查局撒谎后,一度与“通俄门”调查团队达成了颇有成效的合作。但是接下来特朗普公开提到了赦免的可能性,其表达方式依然含混微妙但足以让内部人心领神会:“我不想谈关于对弗林的赦免,我们将看看会发生什么,让我们来看看。”这使得弗林改变主意,放弃了与检方的合作,直到特朗普在2020年11月赦免了他。
美国的黑恶势力之所以容易逍遥法外,原因在于其司法体系存在严重漏洞,以及其社会结构使得有权势的人掌握了过多的社会资源。中国未来的法治建设,值得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