勺子稅與卡子稅（上）

　　寫這篇文章的直接動機是被盧麒元的“直接稅”呼籲誘發出來的，以“勺子喻”“卡子喻”作個知識鋪墊，為盧麒元幫腔之余，最根本的，還是要說我的“文化決定論”。什麼是文化決定論？美國和中國不一樣，不是因為美國的制度與中國的制度不一樣，而是因為美國人與中國人不一樣。這就是文化決定論。講文化決定論，最好的辦法是講史例，我先後講過先秦儒法之爭的史例，講過五百年歐洲狼群大進軍、亞非拉羊圈大開發的史例，講過近代中日文化分野的史例，甚至還講過日本印度垃圾分類的史例等等，講得最多的，當然還是中國自身尚文弱國的史例，今天，再講一個：從稅制的國際比較看文化的決定作用。

　　說到直接稅，很容易使人聯想到美國那一年一度的全民大報稅，那玩意兒中國確實玩不了，於是就有人拿這個唬人，說中國不能大搞直接稅，而盧先生則大聲斷喝：我說的不是全民大報稅，而是富豪大報稅！

　　新中國“主張積極的思想鬥爭”，到了改革開放，由“不爭論”壓迫而出的敏感詞躲避，將道路之爭轉化成了支離破碎的政策之爭，從“鳥籠”議到“冰棍”說，也很熱鬧。雖然不能算是百家爭鳴，至少是“兩家爭鳴”———每個話題背後隱含著的，其實仍然是那個針鋒相對的“兩條道路”之爭。此番盧麒元先生為直接稅鼓與呼，仍然不外乎此一意識形態大背景，小話題裡透著思想家骨子裡的大立場。

　　不尋常的是，此一鼓呼，並未常規性地引來主流學界的針鋒相對，也未引起官方的政策反應。公知不說話，公家不辦事，“兩公”都悶著，冷態度，任憑盧氏那邊廂一隻嗓門大聲疾呼，都裝聽不見的。

　　以往面對左翼學界發出的聲音，公知界的傳統辦法是到美國的思想武器庫裡找件現成的武器懟上，就完事大吉了。只要是美國貨與中國貨對抗，廣大中國青年一定心儀美國貨。對大、中、小、幼講臺的四十年霸佔，製造出了深刻的洗腦效果，站在由此洗腦效果轉化而成的文化土壤上，公知們的思想戰怎麼打怎麼勝。然而，這次盧麒元呼籲直接稅，卻給公知們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邏輯難題和感情難題：直接稅這玩意兒也是一件美國貨呀。腦子有點懵，親疏關係有點模糊，敵我陣線有點混亂，一時間不知如何取態，公知們語塞了。

　　“公家不辦事”是怎麼回事？

　　從檯面的邏輯講，若政府對一項政策建議無動於衷，無非兩個原因：或者是這事沒好處，不能幹；或者是這事沒條件，不可行。那麼，我們官方的冷態度，是因為“沒好處”還是因為“不可行”？

　　向有錢的人收稅，而不是向沒錢的人收稅，這不好嗎？太好了。

　　向資產者收稅，而不是向勞動者收稅，這不好嗎？太好了。

　　向那些對國家心懷二心、可能撤資跑路的富商大賈徵稅，而不是向安土重遷、血汗為食的老實人收稅，這不好嗎？太好了。

　　富豪大報稅，于國，平添一塊財政收入，於民，製造一種公平效果，萬利無一害，太好了。可見，“沒好處”不成立。

　　那就只能往“不可行”的邏輯面靠攏了。把“勺子”“卡子”這些修辭法器祭起來，就是為可行性分析用的。

　　稅，在西洋經濟學裡有兩個定義，微觀經濟學一個，宏觀經濟學一個。

　　開車要交年稅，這是“買路錢”。

　　政府幫你處理垃圾，是因為你已經在某種稅收概念下交了“衛生費”。

　　有人傷害你你可以打110 報警，是因為你已經在某種稅收概念下交了“保護費”。稅收，就是公眾為購買公共服務而支付的價格———這是稅的微觀經濟學定義。

　　這個定義並不周延，至少“價格”一詞就用得不確切。價格須是于雙方自由交易中形成，而稅收之“價”，顯然不是這麼回事兒，那是政府一手拿著大砣的。

　　稅收的宏觀經濟學定義是：國民收入分配和循环中的一條脈流。

　　脈流之大小粗細， 會與其他脈流——利潤、利息、地租、工資等形成相互影響，或爭擠或疏讓，政府便可依此理而通過稅收杠杆操縱整個經濟，如：既可以加稅以敷公共工程，也可以減稅以勵商業繁榮；既可以用它玩效率，也可以用它玩公平。

　　税，內涵上有兩個定義，外延上也有兩大分類：直接稅與間接稅。

　　什麼是直接稅？一位富翁一年賺一個億，稅率50%，繳掉一半自己還剩一半，納稅人“直接”就是實際稅負人，所以叫直接稅。個人收入稅、企業利潤稅、財產稅等等，都屬此類，我給此稅起了個外號叫“勺子稅”———政府從納稅人的鍋裡直接舀一勺出來歸自己。直接稅概念下的許多稅種是累進的———納稅人的鍋越大，政府向他那鍋裡伸去的勺子就越大。

　　間接稅，我給它起的外號叫“卡子稅”，政府從商家經營活動的某個環節上中途“設卡”徵稅。“卡子”二字，有的稅種好理解，如關稅，有的則需要啟動一點抽象思維，如當今中國的增值稅，其卡子是銷售流水和增值稅發票，不像關稅那麼形象。

　　卡子稅，向企業的經營流水徵稅，所征之稅就構成一種實際的經營成本。做生意的邏輯是先付成本後見收益，間接稅的邏輯就是先交稅後見盈虧。最終是盈是虧，納稅人在交稅的時候並不確知，那就可能出現一邊交稅一邊虧損的悲慘情況。疫情期間澳門所有的博彩公司都是賠錢交稅的，原理即在於此。

　　理論上，商家在交付間接稅後可以把這“稅收成本”打入銷售價格，讓下游的購買者把實際稅負接過去。間接稅之所謂“間接”，概念上就是這麼來的，納稅人並不是實際的稅負人，政府通過納稅人的“預交”而“間接地”向下游的實際稅負人徵稅。例如，政府向汽油供應商徵稅以修建高速公路，汽油供應商則通過提高油價而把稅負轉移到開車人身上，終極邏輯還是誰開車誰交買路錢。

　　問題是，“交稅”與“提價”這兩個變量是不可通約的。稅收是剛性的，價格是柔性的；稅收是會計性的，價格是市場性的。稅交了，價能不能提得上去，那可得交由“水火無情”的市場去決定。如果，這邊交了稅那邊的價卻提不上去，風險就來了，虧損就來了，倒楣就來了。

　　給直接稅和間接稅分別起上“外號”，並不是為插科打諢，而是要用“勺子”和“卡子”兩個形象化的名詞來幫助讀者理解這兩種稅的以下幾點差異：

　　第一，徵收難度不同。用“直接稅”“間接稅”說話，對徵收難度的刻畫不夠形象，換成“勺子、卡子”，就好理解多了。想像一下，政府從民間取利，用勺子到人家鍋裡去舀容易，還是在半路上設卡子強征硬拿容易？當然是設卡子容易嘛。

　　第二，對納稅人的風險影響不同。直接稅，誰賺錢誰交稅，政府伸勺子來舀；間接稅，誰做生意誰交稅，政府設卡子去抽。簡單這麼一說，兩種稅似乎沒有大區別———賺錢的是資本家，做生意的也是資本家，稅，無論是“勺”征還是“卡”征，都是向有錢人征。可實際上，真正做實體生意的資本家都會歡迎直接稅，為什麼，直接稅是向他的“鍋”徵稅———錢既已賺到鍋裡了，還怕交稅嗎？交得多說明賺得多，好事呀。所以，一些中國企業家說，他寧願交80%的利潤稅，也不願交17%的增值稅。

　　第三，杠杆操作的難易不同。把納稅人風險的道理反過來從政府的視角看，就是杠杆操作難易之不同了。當政府要用稅收杠杆調控經濟時，如果手裡握著的是個直接稅杠杆，那操作起來就容易得多，大手大腳，大起大落，大勺小勺，怎麼折騰都不會有大問題，例如個人收入稅，哪怕把最高檔的稅率提高到80%，也不會逼死人，頂多富豪們的抱怨聲大了而已。可若是政府手裡握著的是個間接稅杠杆，例如增值稅，那操作起來那可就要慎之又慎了，一個百分點都可能會為一大批企業帶來生死攸關的影響。卡子稅是會卡死人的。而勺子稅，比較而言，則是既可以有公平也可以有效率。

　　直接稅有百利而無一害，這就怪了，為什麼這世界上有的政府趨利避害，有的政府卻放著好事不幹而“趨害避利”呢？具體點說吧，為什麼美國以直接稅為主稅（個人收入稅）而中國以間接稅為主稅（增值稅）？

　　邏輯上，如果一件事的優劣分析、利弊分析的結論很清楚，而實踐卻不跟著分析結論走，那就必須考慮可行性分析了。有可能，一件事，好歸好，但不可行，“望好興歎”，不得已而只能出以下策。也許，中國政府不是在稅種設置上趨劣避優，而是在徵收機制上趨易避難；也許，存在這樣的可能性，同一種稅，有的國家能征有的國家不能征，有的國家可行有的國家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