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复合城市景观：城市跨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吴璟薇 阎庆宜 曹伟

　　【内容提要】在当代城市中，物理城市场所和虚拟空间在媒体技术的中介下彼此纠缠，城市空间成为被媒介中介化的复合空间景观（spatial hybrid）。基于此，本文梳理分析城市国际传播效果突出的典型案例，探讨在中国数字城市空间中，民众、企业和政府等不同主体作为城市策展人如何构建城市跨文化传播新机制及其传播效果。通过数字技术将现实城市空间延伸至虚拟城市时空，多重主体的中介化实践共同书写“物质—虚拟”复合城市景观，从而在交互空间中产生跨文化认同。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了中介化视角下城市跨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关键词】复合城市景观 跨文化传播 中介化 数字城市空间

　　2024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①提升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的时代要求为城市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发展方向。城市作为文化承载者、行动者、建设者、展示者，②为中华文化的国际叙事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与广阔的空间。这些城市不仅是国际传播的重点场域，还在连接过去与未来、东方与西方方面发挥着桥梁作用。通过打造反映中国式现代化成果的国际城市形象，可以向世界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价值与生活方式，展示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

　　在全球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城市借助5G、算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信息通信技术开展跨文化传播与营销，重构人与媒介、技术、文化、空间和传播之间的关系，开启新时代中国城市国际传播的新篇章。一方面，社交媒体等数字媒介成为中国城市文化空间建设的重要场域。上海、杭州和广州等城市通过举办国际活动提升知名度，将自然风景与短视频结合，制造视觉盛宴；宣传城市特产，打造独特名片；并结合当下发展理念，树立绿色城市、智慧城市的形象，③展示出城市在“物质—虚拟”空间中的传播力、包容力和感召力；另一方面，媒介的物质性为重构城市形象增添了新维度，地标建筑、城市之光、大屏幕、霓虹灯、轻轨、地铁、共享交通工具等城市空间媒介物作为线上线下复合空间的接口，④展现出数字城市的可沟通特性，重塑了新时代城市形象的传播与数字景观。

　　伴随城市数字化进程，政府部门、媒体、文化机构、企业和民众等不同主体逐渐成为城市形象建构与传播的核心参与者，城市国际传播的主体性问题变得日益重要且复杂。随着中国政府放宽入境政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来华观光旅游，各城市借机传播特色文化活动，增强城市海外关注度；海外游客发布的“China Travel”（中国游）系列短视频火爆全球社交媒体，进一步增加外国人对中国的兴趣。同时，中国企业作为城市的物质联通桥梁和精神文化纽带，成为中国城市景观的重要策展人，如中国东方航空积极构建联通全球的“空中桥梁”，充分发挥企业海外社交平台矩阵优势，探索物质与虚拟空间融合的多模态跨文化交流方式。城市国际传播的主体性建设，不仅仅是简单的传受关系或形象投射与受众认知问题，⑤而是媒介、空间、经贸、交往、文化等多个层面的主体关系网络编织，构成了城市品牌传播的内在支撑。

　　基于此，本文将以中介化为视角，分析在物理城市场所和虚拟空间交织的数字城市空间中，不同主体如何作为数字策展人利用数字技术延伸现实城市时空至虚拟城市时空，建构城市跨文化传播的新机制。通过分析典型案例，探讨中介化实践下“物质—虚拟”复合城市景观的跨文化传播效果，分析中国城市跨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一、数字城市：城市空间的复合转向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数字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空间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的普及改变了城市空间的定义和体验，使其不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延伸，而是形成了一个虚实交织的复合城市景观。澳大利亚学者斯蒂芬·欧文（Stephen Owen）和罗伯特·伊姆雷（Robert Imre）提出的“复合城市空间”概念为理解这一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他们在2013年的研究中指出，复合城市空间是指社交媒体和数字技术如何调节现实城市环境，并探讨了人与数字技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欧文与伊姆雷强调，复合城市空间的出现不仅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还反映了社会文化对城市空间的深刻影响。⑥他们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在数字化背景下，城市公共空间如何被重新定义和体验，以及这对人们社交行为和空间认同的影响。加拿大学者安娜贝尔·泉-哈斯（Anabel Quan-Haase）和学者金·马丁（Kim Martin）的研究进一步扩展了这一视角。他们通过对危地马拉城市节日的案例分析，揭示了城市空间中的物质与虚拟之间的紧密联系。研究表明，城市节日从传统的城镇广场延伸到在线空间的过程，反映了城市空间的复合性。当代城市空间不再是简单的物理场所和虚拟空间的对立体，而是一个两者交织的复合体。通过对当地传统节日圣托马斯节的数字化扩展研究，泉-哈斯和马丁分析了旅游公司、游客和当地居民如何通过不同的数字策展，将虚拟空间纳入城市节日体验中，并探讨了这一过程对城市空间的认知和体验的影响。⑦此外，芬兰学者里德尔（Ridell）和英国学者泽勒（Zeller）的研究中进一步发展了“中介化城市主义”（mediated urbanism）的概念，强调了数字技术和媒介在塑造与重构城市空间中的核心作用。中介化城市主义强调，城市空间不仅是一个物理场所，同时也是一个受到数字媒介与技术深度介入的多层次、多维度环境。⑧这一概念为理解数字技术如何重塑城市空间的结构与功能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揭示了技术变革如何改变人们对城市空间的感知和互动方式。

　　这些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在城市空间中的作用已超越了单纯的技术应用层面，形成了一种新的城市景观。复合城市空间的概念不仅为理解当代城市环境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探索数字技术与城市空间之间复杂互动的理论框架奠定了基础。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不断深化，未来的城市空间将愈发复杂多元，数字和物质的界限将更加模糊，这为城市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二、城市空间生产及其跨文化传播

　　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关于空间和城市的思考，对现代城市研究（urbanology）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认为，空间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空洞的连续体，它是在人类活动和社会互动中不断被生产和再生产的。这一观点强调了空间的动态性及其与社会实践的密切关联，尤其是在理解城市环境的构建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空间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产品，意味着每一个空间都是过去与现在社会力量关系的产物。⑨他指出，空间不应被设想为由人、物体和行动填充的静态空洞连续体，而应被视为在人类活动和互动中不断生成和重构的过程。在城市中这一关系尤为突出，因为城市空间不仅承载了物质结构，更充满了社会关系和权力动态。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通过社会实践、经济活动和政治权力的互动得以实现。

　　列斐伏尔的理论框架为理解当代中国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与列斐伏尔的观点相呼应，学者米歇尔·德塞托（De Certeau）进一步阐释了城市空间的动态性。德塞托认为，城市是在普通居民的日常互动与叙事过程中被逐步构建的。⑩城市不仅是建筑物和街道的集合体，更是居民生活的舞台，是日常生活故事的书写地。在这种观点下，城市空间被视为动态的文本，城市居民既是作者也是读者，通过日常生活实践不断编写和重写这本“城市之书”。在这一从下而上的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城市的日常性和居民的主体性得到了突出强调。城市不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充满了变化和动态的交流场所。德塞托对城市空间的理解还凸显了跨文化认同的生产。在多元文化的城市环境中，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通过日常互动形成了复杂的社会与文化网络。这些网络不仅仅表现在物理空间的共享上，更体现于文化意义和社会身份的互动中。城市空间因此成为多元文化交流和认同构建的场所，城市居民通过日常社会实践不断谈判、交流并重塑他们的文化身份。

　　复合城市空间的概念强调数字技术与城市空间的相遇。实体城市演变为“物质—虚拟”的融合时空，并通过数字媒介实现城市景观的中介化。即是说，当下的城市空间性本质上是通过媒介和技术的中介活动（再）生产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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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这一城市媒介观，空间生产理论强调，城市景观由过去的自上而下的物质建构演变为自下而上的多主体复合生产。城市景观在此过程中打破时空和物质界限，形成跨文化传播和认同。

　　三、城市中介化实践中的跨文化传播

　　（一）“物质—虚拟”空间：以城市符号建构复合传播景观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的中介化实践已成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通过不同主体的数字策展，多样化的符号塑造了独特的复合城市景观，成功实现了跨时空的文化传播。海外民众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们在中国城市中的亲身经历，已成为复合传播的重要力量。伴随中国游的复苏，一些外国博主在中国旅游时拍摄的“city不city啊”“好city啊”相关短视频走红社交媒体，引起中外网友的广泛转发分享。这些外国游客将他们在中国实际享受的美景美食，亲身感受到的生动真实中国发布在社交媒体中，利用社交媒体等更加分布式的通信范式实现从现实到虚拟的紧密中介化实践，构建客观、真实的中国复合城市形象。

　　在全球化背景下，民航企业积极开展融媒体内容生产与线下主题活动，扮演着城市对外窗口和沟通纽带的角色。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中国东方航空推出《十城十遇》系列视频，带领网友深入十座中外名城。通过沉浸式体验城市魅力，以多视角、多维度和多平台讲好中国故事，促进文化融合与交流。在可视化聚合传播基础上，民航企业可以依托客舱、机上娱乐系统等民航业独特的物理空间，打通线上线下壁垒、打造沉浸式体验。在东航新设的“威尼斯—上海”航线上，乘客可借助机上Wi-Fi实时访问上海市对外信息服务平台，浏览关于上海城市生活和文化介绍，开启对上海的探索之旅。此外，“西安—米兰”主题航班活动为国际旅客营造了独特的复合城市跨文化体。登机牌、美食和定制纪念品等各种中意元素的巧妙融合，搭建了物理空间的文化连接点。海外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新航线相关帖文也得到海外网友热情点赞和官方机构的互动转发，使得线下航班活动的文化交流价值在虚拟网络空间中得以延续，激发更多海外受众形成更鲜明、深刻的中华文化认知。

　　政府和民间文化机构亦是城市中介化实践中的关键主体。南京作为X平台传播力指数第一的中国城市，紧跟国内外热点策划了系列活动，吸引了众多粉丝。围绕“2024南京软件大会”，南京官方账号发布了关于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视频，展示了南京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实力，同时通过互联网传播至全球，提升了南京作为科技创新城市的国际形象。这些活动不仅提升了南京的国际知名度，也加深了全球观众对这座城市多元文化和体育活力的认识。

　　这种自上而下加自下而上的集合传播模式，不仅强化了中国城市的国际形象，为全球观众提供了深入了解和体验城市文化的机会。通过这一机制，动态生成的复合数字空间从官方到民间、从宏观到个体、从观看到参与、从线下到线上，形成了更加立体的传播模式。

　　（二）空间生产：复合空间交互中的跨文化认同

　　在全球化、媒介化和数字化的背景下，城市跨文化传播愈发依赖数字技术，将现实城市延伸至虚拟城市时空。由此建构的“物质—虚拟”复合城市景观不仅拓宽了信息的传播渠道，也使得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和深入，从而建构中国城市在国际传播中的跨文化认同。

　　作为自下而上的传播主体，民众在中国城市跨文化认同建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外国人游中国”短视频在全球社交媒体的流行。外国游客作为跨文化体验者，以“他者”视角记录并展示其在中国的真实体验，因其独立、客观的立场更容易获得海外观众共鸣与互动。这些视频的观看、分享与评论行为，使海外用户实现跨文化在场，并巧妙地以视频发布者作为中介，建立起共情传播机制。来自爱尔兰的一对夫妇记录了他们2024年在中国城市的旅行经历，相关视频在社交平台上获得了超27万人次的点击量，显示出外国观众对真实中国生活的强烈兴趣。这种跨文化的复合传播模式不仅打破了长期被扭曲甚至被妖魔化的中国形象，更通过“他者”视角巧妙解决了文化折扣问题，帮助更多国际民众了解中国、读懂中国。

　　企业在城市跨文化传播中为海外民众提供了文化交流与认同形成的沟通渠道。东航通过线上聚合呈现加线下主题航班成功结合了航空服务与城市文化传播，不仅在线上引发网友积极互动，并在线下受到旅客好评，有效展现出中华文化的多元魅力。2024年，东航推出AI城市策划活动，结合海外社交媒体的热点话题#ChinaTravel制作《翼起出发：测测你会来到中国哪座城市》特效滤镜，点燃全球用户对中国城市的兴趣。随后发布的系列短视频通过第一视角展示六座城市的风土人情，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有机结合，生动展现中国的经济活力与文化底蕴，海外受众反馈“中国是非常美丽的国家”，这些积极反馈显示出海外观众对中国城市形象的认同感不断增强。

　　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开放的营商环境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从“China Travel”到“China Investment（中国投资）”，甚至“China Life（中国生活）”，中外合作共赢的故事成为展示中国经济实力和包容友善的营商环境最有说服力的生动案例。

　　政府和媒体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和专业力量，在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自上而下的重要角色。在云南大象迁徙的国际传播中，各级媒体纷纷联动策划，通过应用具有跨国文化共性的多模态传播话语，并结合大数据、基于位置服务（LBS）和5G等技术，使全球网民得以云端追踪大象迁徙。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纷纷表示“云南象太可爱了”“被中国大象所治愈”等，并称赞中国对象群的保护成效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这种柔性复合传播方式不仅展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还传递了中华文化中的普世价值。

　　此外，政府和媒体还与本地企业合作，建构多主体的聚合传播机制，推动城市国际形象的塑造。2024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上海文广国际传播中心发布国际版上海城市形象片“GO AND SEE SHANGHAI”（去上海）。该短片以两位外籍关键意见领袖为主角，通过他们在东航航班上的对话，引发了国外游客对上海的好奇和期待。在这3分钟的视频中，上海的人文景观、文化生活与美食体验被巧妙串联起来，展现了上海作为现代化大都市的独特魅力。这一系列宣传片发布后，引发了海外受众的热切关注，并成功推动了上海的国际传播。

　　民众的自发分享、企业的战略策划以及政府和民间机构的官方推广，共同构建起复合城市景观，推动中国城市的跨文化传播和国际认同的形成。这种复合空间中的交互，不仅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也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

　　（三）空间实践：城市跨文化传播路径

　　1. 建构集合传播主体

　　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城市跨文化传播的主体越发多元，各方力量共同参与中国城市形象的建构。但当前传播学对城市传播主体的研究视角仍显得原子化与分散，缺乏对不同传播主体之间聚合与联动的思考。虽然不同主体的传播行为均有“出圈”案例，但这种单打独斗的传播模式往往不成规模，效果有限。在信息量爆炸、渠道多元、传递迅捷的数字时代，单靠民间自上而下或官方自下而上的传播行为都无法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近期，海外社交媒体中国旅游短视频受到了全球网民的喜爱，这不仅归功于中国持续优化的人员往来便利措施和地方政府和民间机构的旅游宣传，也离不开外国游客自发在社交媒体中的传播行为——是各传播主体协同努力的成果。因此，建构和传播立体、全面的中国城市形象需要政府部门、媒体、高校、文化机构、民营企业和民众等多元传播主体之间的频繁互动与广泛协作。

　　2. 挖掘中介化实践中的“物”

　　近年来，媒介研究的“物质性转向”引发了对城市传播新路径的思考，这要求在传播研究中，关注任何一个在城市空间中“会说话”的物质存在。从城市中的地铁、公交、共享单车等移动实践，到数字屏幕、霓虹灯、城市之光等城市景观，所有这些媒介构建了人与城市之间的多层次交互，赋予城市传播实践新的物质性维度。这些实践不仅涉及人的移动和信息的流通，还与意义的共享密切相关。目前，我国已开始在全新的城市研究范式下，探索数字城市传播创新路径。近年来，纽约时代广场的电子屏幕频繁展示中国元素，“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也逐步建成了多条中国基础设施。2023年，深圳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操控1500架无人机上演“飞龙在天”的灯光秀，以顶级视觉效果展现了数字深圳的独特魅力。在这些案例中，电子屏、飞机舱、无人机等作为重要的媒介物，打造出中华文化与外国受众相遇的多元场景，讲述中国的故事。

　　3. 打通国内、国际传播边界

　　伴随国家行为体、全球网民和各类组织机构深度参与全球传播，信息的流动、互动和反馈机制发生巨大变化。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不断整合，复合城市景观中的国内、国际界限也逐渐被打破。大象迁徙事件的传播模式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本是发生在中国国内的媒介事件，却在多个主体的共同作用和互动下打破了时空限制，迅速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事件，激发了全球的情感共鸣。相反，近年来中国国内许多热门城市IP，如淄博烧烤、甘肃天水麻辣烫等，虽然在国内市场引发了热烈反响，但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传播效果有限。城市传播是国际传播的重要议题，如何有效打通中国舆论场和全球舆论场，真正实现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的融合，是未来城市跨文化传播面临的关键挑战。

　　四、结论与讨论

　　在当代的城市传播研究中，中介化城市景观的构建及其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功能，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本文探讨了如何通过物理与虚拟空间的互动，以及多元主体的参与，形成一种全新的中国复合城市空间。这一空间不仅重塑了城市的物理与文化景观，也重新定义了中国城市在全球文化交流中的角色与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不同主体包括民众、企业、政府和媒体各自扮演了独特的角色。民众通过广泛使用社交媒体，成为跨文化传播的自发推动者。他们的实地体验和直接分享，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了关于中国城市的多元而真实的形象。企业通过策略性的文化传播活动，将商业行为与文化推广有效结合，增强了城市形象的国际吸引力。政府、文化机构和媒体则通过自上而下策划并支持各种文化活动，支撑起城市文化的系统性国际传播。通过多元主体的集合传播实践，城市不再是单一的物理空间，而是一个动态的、多层次的、互动的复合体。这种转变不仅增强了中国城市的国际传播能力，也加深了全球公众对城市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中介化实践成为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新场域，城市形象的传播更加深入人心，文化的传播更加立体化、全球化。

　　城市的中介化传播实践是理解和应对全球性挑战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主体间的互动，城市能够在全球舞台上更好展现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发展成就。未来的中国城市传播研究应更加关注如何通过技术手段与策略性规划，完善中介化传播机制，以使中国城市在全球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发挥更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