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
我在西南联大学习的时候,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自由度。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比如中国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课,听课的人多,分两个班,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可他们都是讲到宋代就结束了。《国史大纲》是钱穆当年的讲稿,学期末的时候他说:“我这本书就要出了,宋代以后的你们自己去看。”再比如二年级必修的中国近代史,老师只从鸦片战争讲到戊戌变法,清朝的灭亡、民国成立都没讲。向达先生教印度史,两个学期只讲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
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学生思路开阔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师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开反对。
记得有一次数学系考试,有个同学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可是老师认为他做错了,这个同学就在学校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说他去找这位老师,把某杂志上的新解法拿给他看,认为自己的没有错。有一个理学院的同学,姓熊,他对所有物理学家的理论都不赞成,认为他们全是错的。周培源先生那时候教力学,这位熊同学每次一下课就跟周先生辩,周先生说:“你根本就没懂!你连基本概念都没弄通!”可是这位同学总是不依不饶,周围还有很多人听,每次路过理学院都看见他们站在院子里辩,都变成南区教室的一景了。
同学之间也经常讨论,一则学校小,几乎天天见面,二则非常穷,一切娱乐都与我们绝缘,三则战争时期,大家都是背井离乡,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待在校园里,所以惟一的乐趣就是聊天了。
物理系的郑林生和我中学就是同学,后来住一个宿舍。联大的时候郑林生曾经指出我对近代科学的不了解,是我的一大缺欠。有时候他跟我谈一些物理学对宇宙的看法,特别是认识论,记得有一次说起法拉第。法拉第学徒出身,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所以不懂高等数学,这对于学物理的人来讲是致命伤,可是他发现了磁力线,用另外的方式表述电磁现象,后来成为电学之父。
这类谈话使我深受启发。其实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以及表述,不必非得用原来的模式,比如过去讲历史都讲正统,讲仁义道德,但这只是理解历史的一个层面,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
亚里士多德说过:诗人可能比历史学家更真实,因为他们能够看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处。所以有时我想,或许艺术家、文学家对于历史的理解比历史学家要深刻得多。古人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如果你不理解人心,而只是知道一个人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吃饭,并不等于了解他。而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止步于专业的历史事件,没有能够进入到人的灵魂深处,知道得再多,也不意味着他就懂得了历史。我的许多想法就是在和同学们的交谈中得到的启发,有些甚至伴我一生。
(豫见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上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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