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大运河是我的文学原乡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顾襄，记者覃柳笛 编辑金明大

　　在《北上》的扉页上，徐则臣引用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话，“过去的时光仍持续在今日的时光内部滴答作响”，暗示历史与当下的对话始终是文学的生命力之源。

　　近期，电视剧《北上》热播，这部改编自徐则臣同名原著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甫一开播便引发热议。镜头聚焦运河边生活、奋斗的小人物们，通过真实朴素的代际叙事，以大运河这个地域文化符号叩动当代人的情感共鸣，在时代变迁和流动的社会光谱中赋予大运河新的人文意蕴。

　　《北上》原著于2019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和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在徐则臣细致的铺陈中，河流容纳了沿岸人类百余年的共同命运，运河与人，人与人，人与时代，不同的命题互相串联又互为补充；运河不仅仅作为客观的地理坐标，还以传统根脉和精神原乡的形态被重新勘探。

　　近30年创作生涯中，大运河是徐则臣笔下源源不竭的母题。从大运河边走出的“北漂”少年，到如今扎根城市的著名作家，徐则臣已经完成自身的“北上”，也在持久的创作中不断回溯，达成故乡与世界、游子与归人的和谐统一。“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和故乡、故乡的历史有着某种互相嵌入的关系，个体无法脱离故乡独立存在。我个人的成长，看待世界的方式，对事物的认知和思考，都与运河息息相关。”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双料得主、《人民文学》主编、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徐则臣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

　　跳出故乡写故乡

　　徐则臣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江苏连云港东海县的农村度过儿童和少年时期。那时家里有十亩地，主要靠母亲操持，他很小就学会了放牛种地干农活。小时候没什么娱乐活动，就是游泳摸鱼、挖藕摘荷花。后来徐则臣到镇上读初中，每天经过石安运河，他会去河里游泳、捡水晶；冬天自来水管被冻住，还得端着脸盆牙具去河边洗漱。18岁考入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徐则臣从农村进入城市，此后在南京师范大学攻读，再去北京读研、工作，他一直都在城市生活。

　　很长一段时间里，徐则臣笔下的人物都是渴望离开故乡、到更远的大世界去。人物对远方和辽阔世界的向往，也折射了徐则臣内心的强烈意愿，“那时就想离开故乡，生活在别处”。

　　从东海农村到淮师、南师，再到北大，辗转在北京谋生，徐则臣搬过近十次家，“租房买房还有搬家经验极其丰富，都能写一部搬家史了”。那时他最大的愿望是有一间自己的书房，不用为了节省空间把所有书捆在一起，想看也拿不出来。多次换房、搬家，房东给的桌椅尺寸不合适，导致他年纪轻轻就写出腰椎间盘痛。

　　然而，这些困难只是被一笔略过。在与环境的抗争与融入中，徐则臣达成自己对于创作的欲求和渴望，“我的确有话要说”。

　　运河是徐则臣笔下的常客，多年的创作书写，运河逐渐从幕后来到台前，成为《北上》的“主人公”。但故乡和运河并不是轻易出现在徐则臣的创作里。

　　“我一开始写不了故乡，因为靠得太近，所有东西都很日常，司空见惯，没有距离也没有美感，不足为外人道。”一度，徐则臣认为故乡和世界是二元对立的关系，故乡是故乡，世界是世界。

　　2013年出版《耶路撒冷》，写的过程里，他开始意识到故乡也可能是世界，世界也可能是故乡。经历了“跳出故乡写故乡”的探索，他才把故乡和世界的二元对立消解，完成精神认知层面的统一。“故乡和世界的问题我已经解决，现在开始思考我和故乡，或者说个体和故乡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形态。”

　　电视剧《北上》热播，主角团生活的“花街”吸引了大量游客，周边城市的旅游行业也被带动。不过，“花街”并不是徐则臣真正的故乡，而是在摸索中构建的文学意象。“离开故乡后隔着距离再看熟悉的一切，会有一种系统的整体感，面对事物全貌和细节也会有整理、书写的概念。花街就像一个审美符号，更有特色。”

　　书写运河，也给徐则臣提供了全新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从小熟悉的对象。写《北上》时，他做了大量案头工作和田野调查，接触了很多细微琐碎但无比真实的细节。在很多场合，他都提过一个插曲：当时他想按照资料找一条运河古道，却怎么都找不到。正好碰上一个老大爷在树下乘凉，他问大爷，运河在哪？大爷伸手一指前面那条长满荒草的土路，那就是了。

　　“一条千年大河慢慢淤积，河床抬升，变成路，再长满草，这得多长时间？”徐则臣想起自己去长江之源格拉丹东的经历，他爬上海拔数千米的冰峰，看雪融水一滴一滴往下流，就是这样滴了千万年，才变成眼前的滔滔大河。“面对世界的浩大和历史的绵长，人如此渺小，这让我内心五味杂陈。你说我不去看雪融水，不看变成土路的古运河，生活会有明显区别吗？也不会。但就是看到了这些，那种强烈的宿命感才呼啸而来，一下打通了历史和时空，让我对时间、自然、人文历史有如此形象的认知，在漫长得超出我想象的岁月里，河流居然已经流淌了那么久。”

　　千年时间，朝代更迭，运河水依旧流动不息，水网担负灌溉、运输的功能，逐节打通沿岸的经济，也联结东南西北的贸易，“等于把整个中国都盘活了”。河流也滋养了文化，明清文学基本就在运河沿岸发展，包括教育行业、雕版印刷等也被带动，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写完《北上》，我对晚清那段历史和相关人物都有了新的看法，对于运河和故乡的认知和理解也都发生了变化。”徐则臣说，“所以说严肃文学有什么用？它的用处相当于我站在冰川前看见流淌的雪融水。自然和历史都不是轻易就能探寻的，只有沿着大河不断向上走，爬上一定的高度，才能在一滴一滴的雪融水里体会到滴答滴答的意义。”

　　城市是表达的背景

　　“18岁出来之后，城市生活就是我的现状。农村建立了我对世界最初的认知，后续那些重要的东西基本都是城市给我的。”相比河流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徐则臣的早期作品里，“北漂”是更为鲜明的标签，很多故事都是围绕那些在北京挣扎生存的小人物展开。“我从写作之初就在北京生活，每天面对各种现实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学会思考和表达。城市是我表达的背景，城市给我提供了多样生动的视觉景观。我希望表达我和这个城市的关系，包括我在这里的身份认同和心理认同。”

　　2006年，徐则臣发表中篇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这也是他创作生涯的首部代表作，展现了“北漂”群体动荡、困窘而又不失喜剧意味的底层生活；同年发表中篇小说《我们在北京相遇》，后被改编为电影《北京你好》；2012年发表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呈现了几个来自南方乡村的“北漂青年”的纯粹内心世界。徐则臣笔下的“北漂”有一种奇异的清新质感，尽管物质窘迫、生活困苦，但整体哀而不伤，对痛苦的着墨并不浓烈。和他本人的“北漂”自述一样，清贫却不沉重，再苦的日子也会因为每周一盘便宜的水煮鱼而增色不少，尽管下锅的油都已经发黑。

　　“我没有在作品中刻意隐去有关痛苦的表达，但我对单纯的物质困境没有兴趣。”面对世俗定义中的清贫乃至困苦，徐则臣有自己的理解，并在其中自洽。

　　这样的倾向与自己年少时的经历有关。徐则臣对《瞭望东方周刊》提过自己读书时的一个难忘时刻：当时在县里读书，考学压力大，徐则臣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夜里睡不好，白天没精神，甚至有幻听的症状。他和姐姐在县城边上租了个小房子，相依为命，夜里骑车回家，经常骑着骑着就满脸是泪。加上渣土路上尘土飞扬，大卡车一开过去，满脸的眼泪混着泥土，无比狼狈。“通常都是我一个人回去，路过别人家看见窗户里透出的温暖灯光，又羡慕又绝望，感觉自己这辈子完了，要不就算了，不念了。”

　　他戏言，这辈子所有的绝望都在那段时间里消耗完毕，“后来不论遇到什么，我都没有绝望过”。

　　后来自己写小说，他笔下的“北漂”主人公们大多不在意物质条件如何艰苦，相比之下，精神层面的困境和内心的犹疑更令人煎熬，他们更在意自己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内心的安宁。《耶路撒冷》《王城如海》《北上》等长篇小说里也体现了这些挣扎，正如《耶路撒冷》中秦福小讲过的一句话：“心安处是吾乡，心不安处更是吾乡，心安与不安，同系一处。”

　　在徐则臣看来，严肃文学之所以钟情小人物，不仅出于对普遍具体的人的关注，也因为他们的立体饱满、足以呈现人在困顿中突围的复杂样貌。

　　捍卫书写的力量

　　在2023年12月举办的川观文学奖颁奖礼上，徐则臣曾提出文学的三重使命：保留时代细节、提炼时代精神、呈现时代结构。徐则臣曾坦言，运河的实证研究让他“重新发现了中国文化的根系”，而这条河所承载的刚柔并济的民族性格与南北交融的文化密码，正是作家需要捕捉的时代精髓。

　　这种认知逐渐转化为他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探寻——在《北上》的扉页上，徐则臣引用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话，“过去的时光仍持续在今日的时光内部滴答作响”，暗示历史与当下的对话始终是文学的生命力之源。

　　2002年，徐则臣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著名作家曹文轩的研究生。经过几年创作，徐则臣意识到自己在写作上有“心虚的那部分”，中国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积淀不够。所以他师从文学大家莫言攻读博士，博士论文是关注“《聊斋志异》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

　　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他逐渐形成一种创作观：“作家的使命不仅是呈现时代细节，更需以文化为指南针，在历史纵深中提炼民族精神的坐标。”莫言笔下高密乡的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叙事的融合，启发他思考如何将古典文脉转化为当代写作的资源。“我把这些经验慢慢引入到自己的小说里，有些短篇就用了聊斋的手法。”徐则臣说。

　　除了传承经典，徐则臣也在坚持雕琢自己的语言风格，他喜欢开阔、朴素、从容、饱满有光的文字，“是哑光不是亮光，不刺眼，不喧嚣，要质朴沉实，有时光和文化的包浆。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找自己的语言，早期更多是模仿，学着钱钟书、鲁迅这些大家，现在相对定型了。”

　　面对AI的迅猛发展对原创作者的冲击，徐则臣也有自己的坚持，他希望在创作中把握语言的质地，让读者清晰触摸到事物的棱角，感知到情感的温度，“用质朴的文字就能抵达现实、还原现场，作家在细节上的落实能力非常关键”。

　　近几年，国内影视产业掀起严肃文学改编热，以梁晓声的《人世间》和金宇澄的《繁花》为代表，市场对严肃文学，尤其是高质量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反馈热烈，徐则臣的《北上》热播也是佐证。公开数据显示，该剧在央视一套、爱奇艺、江苏卫视热播期间，以均集3.615%的收视率在同时段全国卫视频道所有节目中排名第一。

　　“这说明时代依然需要严肃文学。在人们尽享科技便利的同时，严肃文学和长文阅读对人的塑造依旧无可取代。”徐则臣说。

　　谈到严肃文学和影视文化的碰撞，徐则臣认为，在保留作品精神内核的基础上，改编是促成双赢的有效方式，“有优秀的文学作品作为母本，对影视剧作的整体质感提升很有帮助”。而对文学作品来说，影视改编是有效的二次传播，“两种艺术形式互相转化时，不可避免会损失掉一些东西，但同时也会补充新东西进去。无论如何，用一种诉诸形象的改编将严肃文学以通俗且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给大众，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

　　除了作家身份，徐则臣还是《人民文学》主编，并担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面对严肃文学在快节奏生活和新媒体蓬勃发展下面临的冲击，他初心不改。“我们无法拒绝生活里的主流和常态，却可以做出衡量和取舍。”徐则臣说，“作为编辑和作家，我依然会把大量精力放在严肃文学上，我也依然重视严肃文学所需的打磨和开拓。如果决心捍卫它，那就必须坚定地去做，不断书写，不断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