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40岁，我想明白一件事

　　当梦想只是梦想的时候是悲哀的，当梦想转化为理想时，它是有力的

　　GDP能带来幸福吗？美国学者约翰-桑顿来到中国，非常认真地跟我探讨这个问题。他曾经做过美国高盛银行20多年副总裁，作为一个银行家，他多年来一直相信幸福是可以克隆的，认为美国人的幸福模式就是全世界人的模式。此次的金融危机给这个70多岁的老人很大的困惑。

　　2007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刚刚开始。约翰-桑顿来中国，见了我一面。后来他又来，多次约我见面。他说，按照他们的推算，中国到2030年的时候，总体投资和人均消费水平，包括人均拥有的汽车量等，都可以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那天早晨，我们约在长安街君悦酒店。下了一点点雨，交通瘫痪了，我们都停在路上，互相打电话向对方道歉。我问他，汽车量的增长意味着幸福吗？他说读了我的书，按照银行家的观点是要刺激和拉动GDP的增长，你们却提倡朴素的生活，这样跟GDP是背道而驰的，这样能达到幸福吗？

　　美国的金融危机，华尔街风暴，给美国一个巨大的教训，经济不是幸福的评价标准。他们曾经像信仰宗教一样信仰市场经济，但是他说，这只无形的手跟我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我就在想，中国人的幸福梦建立在哪里？幸福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我的个人成长也许更有说服力。

　　我出生在60年代，童年受的是非常坚定的信仰教育，到现在也摆脱不了英雄主义的烙印。因为我们很小时候听的就是邱少云、黄继光、董存瑞的故事，人的肉身之躯多么脆弱，但是为了信仰可以牺牲。我们加入少先队的时候，就唱“时刻准备着”。一个在英雄主义熏陶下长大的孩子，就是准备着在某一刻为集体利益献身的。

　　后来一个重要成长时期是改革开放，我上大学早，大学和研究生正好是1982年到1989年，这个阶段对我来说，多奢华啊，那时出现了崔健的摇滚，舒婷、北岛的朦胧诗，尼采的哲学，弗洛伊德心理学，整个精神世界被西方思潮浸染着，让我崇尚平等和民主，崇尚人的尊严与自由。

　　人在20岁的时候往往是很极端的，我在20岁的时候认为幸福是很戏剧化的东西。那时候穿很夸张的牛仔装，长发飞扬，整晚喝浓咖啡，通宵达旦写作，做专栏主持，写报告文学。热爱摇滚，喜欢朦胧诗，狂热于尼采。我爬上了大同城墙，结果要12个男生把我接下来；我带着同学从武台山的山坡上，用裙子裹着脑袋滚下来；我学骑马，因为马惊了，停不下来，我就学会了骑马。

　　第三个阶段，我的人生价值观真正建立，回归到民族根基。在30岁之前我对文化的接触，都是作为思潮的一部分，缺乏骨子里的认可，一直在追求信仰的迷茫中。30而立，我在30岁这一年回到大学教书，这时候精神根性回到中国的古典。

　　作为一个女人非常看重幸福感。我觉得一个人不一定要成功，但是一定要幸福。

　　在生命的第三个阶段，中国文化对我非常重要。中国是儒释道三家为源头，这三家非常相似之处就是讲究心灵的力量，也就是生命体系内的那种价值观和信仰，儒家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这是君子的三个道德。道家重视内心的活动，讲“乘物以游心”，我们吃饭、旅游，都是心灵的游历。佛家讲“觉悟”，这两个字，觉是“觉”字头下面一个“见”，悟是竖心加一个“吾”，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真正看见了自己的心”。

　　40岁的时候，我想明白一件事，女人更有付出爱的冲动，所以要生孩子。现代化时代往往让人过分自恋，舍不得付出，幸福感反而少了。中午我可以约朋友，出来谈工作，吃饭，晚上很少有人能约到我，因为我要回家跟我妈和孩子一起吃饭。

　　幸福不是社会和别人给你的，国家富强了，制度保障好了，有好的职业、爱情和朋友，都不一定会让你幸福，幸福是你怎么看待这些事对你生命的意义。

　　现在，我的幸福观是精神世界多元而包容，现实世界朴素而温暖。

　　要相信，因为相信才会有幸福。要有悟性。君子不二过，不要犯同样的错误。要有执行力，当梦想只是梦想的时候是悲哀的，当梦想转化为理想时，它是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