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大串联枢纽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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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7-30 17:29
那时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溜达，感觉到处都是外地人，公共汽车比平常挤好几倍，几乎所有的单位，包括银行，都改成接待站了
1967年初，北京。
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棂，照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最后面一座大殿的青石板地上，22岁的郑躺在大殿里临时打的地铺上，凝视着窗外。
轰轰烈烈的“革命大串联”已经展开了将近半年。劳动人民文化宫是“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的办公地点，这是红卫兵的第一个“官方组织”，此时负责所有到京串联的红卫兵的相关事务。
郑作为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之一，从1966年夏天搬进劳动人民文化宫，整整半年，几乎没有离开过这里，“24小时留守，为全国串联红卫兵解决各种事务”。
他们把大殿里的厢房改造成办公室兼休息室，除了一张桌子、两部电话，也没有更多摆设。政治处、政宣组、后勤组和办公室，都设在这座大殿里。
郑记得1967年的春天，当他带美国记者斯特朗参观完接待总站后，斯特朗感慨地说：“北京是全国红卫兵运动的中心，劳动人民文化宫是中心的中心。”
联络总站诞生
1966年夏天，郑还是中央美院学生，正读大三。他说，他一直是个很低调的人，“不喜欢满世界忽悠，大字报也很少写”。8月的一天，他意外地被叫去开一个动员大会。在那之前，他刚刚在邢台搞完“四清运动”。
这次会议规格非常高，郑见到了周恩来。而这次开会的目的，是想成立一个红卫兵联络总站。“当时的红卫兵运动热火朝天，不过局面有点控制不住，北京这边，破四旧、抄家？？闹得有些过头，成立总站，实际上是想把红卫兵运动纳入到一个正确轨道上来。”
郑代表红卫兵，与北京市政府、卫戍区的人组成了一个“班子”。他是年龄最小的，至今，他仍然对自己为什么被选中感到匪夷所思。
动员大会开过，联络总站就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安营扎寨。随着大串联的开始，各地的学生如洪水一般涌向北京，郑他们的工作量越来越大。
900个“幸运儿”
1966年9月1日那天的人民日报上，只有一个主题---“毛泽东主席接见五十万来自全国各地和首都的红卫兵与师生”。
郑清楚地记得那天天安门广场的沸腾景象。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而那时的郑，正为更为隆重的国庆接见忙碌着。
从8月初开始，联络总站就开始了红卫兵的接待和筛选。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政治审查。因为10月1日那天要安排900人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近距离接触，这900个“幸运儿”，每个都要经过严格的“查三代”。郑他们筛选得非常仔细，“历史上不能有任何污点”。
能够上天安门城楼的红卫兵，多数是通过“总站”大学组、中学组的提名，或者中央领导提名，从全国各地找来的。得“禁得住查”，还要有代表性，各省都有一些名额，还有劳动模范和革命烈士的子女。
1966年国庆前夜，郑带着这900名精挑细选的“红卫兵代表”，住进了中南海北边的几幢房子里，12人组成一个班。
第二天上午，他们在天安门城楼后集合，按照上级命令，这900人身上带的所有硬的东西，比如钥匙、小刀等都被暂时收走，装满了好几个旅行袋。
中央有严格规定，“不能主动跟主席握手，除非主席主动伸手”，“不许冲撞挤压”，“不许主动讲话”， 郑对红卫兵代表们的要求也很严格，所以秩序井然。
1966年的国庆节之夜，大家都去金水桥狂欢了，郑坐在北海附近的湖边，静静地看着天安门的焰火。在“中心地带”忙碌的这些日子，让他比其他人更早地嗅到了这场运动的某些莫测气息。
银行改成了接待站
当时红卫兵联络总站底下还有一个具体执行组织，设在先农坛体育馆，外地来的红卫兵下了火车，大部分被拉到那里，再分配到下属各接待站去。
1966年9月5日，全国性大串联被中央肯定，报纸上、广播里发出通知：全国实行革命大串联，火车汽车一律对红卫兵免费。红卫兵接待站也四处设立起来，管吃管住，不光不要钱，红卫兵有急需还可以凭证件借钱。到了各地，一般由“党政军机关”和居委会招待。
作家杨沫的儿子马波，那时候还是北京一所中学的学生，大串联刚开始，他还不是红卫兵，还不能参加串联，到了9月以后，“基本上就不封口了”，学校的同学也大多去各地串联了。
马波那时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溜达，感觉到处都是外地人，公共汽车比平常挤好几倍，几乎所有的单位，包括银行，都改成了接待站。
当时在东城区信用社食堂工作的陈然，回忆起当年的“盛况”：那阵子，银行因领导们都“倒台”了，没法正常营业，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接待红卫兵，把办公室腾出来给“毛主席的小客人”们打地铺，很多老百姓还送来被褥。
因为接待红卫兵的钱和粮票都由上级下拨，所以外地来的红卫兵也经常被安排在北京老百姓家中暂住，居委会管做饭，馒头、窝头加上豆角或冬瓜，有时还有红烧肉、煮鸡蛋。
天坛也是一个比较大的红卫兵接待站。1966年11月，来自陕西的周严带着几百名红卫兵，被安排在天坛临时搭建的席棚里。当时军队已经进驻在里面，他们进去以后，也是军事化管理，被编成好几个团。
平时的伙食是馒头和肉菜，馒头就堆在他们住的屋子里，“像小山一样”，开饭时，大家就到一个大铁桶里去盛菜，一般是白菜肉片之类，“吃的还可以，就是实在太拥挤”。
等待了很多天以后，他们被安排在一天凌晨步行到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接见。
当时大部分外地来京的红卫兵，都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见主席，到北大清华看大字报，顺便旅游。
而北京的学生们，则大批涌向外地去“播撒革命种子”。
北京25中高三学生李东民，在接到当年高考取消的通知后，背上背包，从车窗爬上了去往哈尔滨的火车，“车厢门已经被串联的学生们堵死了，车厢里人实在是太多，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全都是人” 。
而那时，北京已经拥挤不堪。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了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红卫兵和学生。
戛然而止
1967年开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郑隐约感觉到了气氛的变化。不久，通知下达，“总站”撤销，他们的“历史使命完成了”。
这时已是1967年2月。郑清理了手头的工作，带着“总站”的20多个下属，坐上了去延安的火车。
郑离开北京的时候，从黑龙江赶回来的李东民却异常忙碌起来。
他在串联之初成立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首都兵团”，参加人数急剧增加，后来，北京市几乎所有的中学都聚在这个旗帜下。他们和其他几个团体，取代了原来劳动人民文化宫“总站”的职能。
由于大串联给全国交通造成了极大压力，1967年3月，中央提出，提倡“徒步串联”，又过了两个月，中央发布命令，停止全国大规模串联。
轰轰烈烈的大串联就此停止。第二年夏天，李东民“下放锻炼”。
那段经历以后，郑觉得自己“不是从政的材料”。李东民曾经的理想是研究生物物理学，但是直到今天，他连高中毕业证也没有拿到。
即便如此，回忆起“大串联”，李东民仍然认为它是一个美丽的梦。“我忘不了那年哈尔滨美丽的秋天，灿烂的阳光，飘落满地的白桦树叶，夜色里的松花江和无拘无束的自由。”
……
1967年初，北京。
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棂，照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最后面一座大殿的青石板地上，22岁的郑躺在大殿里临时打的地铺上，凝视着窗外。
轰轰烈烈的“革命大串联”已经展开了将近半年。劳动人民文化宫是“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的办公地点，这是红卫兵的第一个“官方组织”，此时负责所有到京串联的红卫兵的相关事务。
郑作为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之一，从1966年夏天搬进劳动人民文化宫，整整半年，几乎没有离开过这里，“24小时留守，为全国串联红卫兵解决各种事务”。
他们把大殿里的厢房改造成办公室兼休息室，除了一张桌子、两部电话，也没有更多摆设。政治处、政宣组、后勤组和办公室，都设在这座大殿里。
郑记得1967年的春天，当他带美国记者斯特朗参观完接待总站后，斯特朗感慨地说：“北京是全国红卫兵运动的中心，劳动人民文化宫是中心的中心。”
联络总站诞生
1966年夏天，郑还是中央美院学生，正读大三。他说，他一直是个很低调的人，“不喜欢满世界忽悠，大字报也很少写”。8月的一天，他意外地被叫去开一个动员大会。在那之前，他刚刚在邢台搞完“四清运动”。
这次会议规格非常高，郑见到了周恩来。而这次开会的目的，是想成立一个红卫兵联络总站。“当时的红卫兵运动热火朝天，不过局面有点控制不住，北京这边，破四旧、抄家？？闹得有些过头，成立总站，实际上是想把红卫兵运动纳入到一个正确轨道上来。”
郑代表红卫兵，与北京市政府、卫戍区的人组成了一个“班子”。他是年龄最小的，至今，他仍然对自己为什么被选中感到匪夷所思。
动员大会开过，联络总站就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安营扎寨。随着大串联的开始，各地的学生如洪水一般涌向北京，郑他们的工作量越来越大。
900个“幸运儿”
1966年9月1日那天的人民日报上，只有一个主题---“毛泽东主席接见五十万来自全国各地和首都的红卫兵与师生”。
郑清楚地记得那天天安门广场的沸腾景象。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而那时的郑，正为更为隆重的国庆接见忙碌着。
从8月初开始，联络总站就开始了红卫兵的接待和筛选。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政治审查。因为10月1日那天要安排900人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近距离接触，这900个“幸运儿”，每个都要经过严格的“查三代”。郑他们筛选得非常仔细，“历史上不能有任何污点”。
能够上天安门城楼的红卫兵，多数是通过“总站”大学组、中学组的提名，或者中央领导提名，从全国各地找来的。得“禁得住查”，还要有代表性，各省都有一些名额，还有劳动模范和革命烈士的子女。
1966年国庆前夜，郑带着这900名精挑细选的“红卫兵代表”，住进了中南海北边的几幢房子里，12人组成一个班。
第二天上午，他们在天安门城楼后集合，按照上级命令，这900人身上带的所有硬的东西，比如钥匙、小刀等都被暂时收走，装满了好几个旅行袋。
中央有严格规定，“不能主动跟主席握手，除非主席主动伸手”，“不许冲撞挤压”，“不许主动讲话”， 郑对红卫兵代表们的要求也很严格，所以秩序井然。
1966年的国庆节之夜，大家都去金水桥狂欢了，郑坐在北海附近的湖边，静静地看着天安门的焰火。在“中心地带”忙碌的这些日子，让他比其他人更早地嗅到了这场运动的某些莫测气息。
银行改成了接待站
当时红卫兵联络总站底下还有一个具体执行组织，设在先农坛体育馆，外地来的红卫兵下了火车，大部分被拉到那里，再分配到下属各接待站去。
1966年9月5日，全国性大串联被中央肯定，报纸上、广播里发出通知：全国实行革命大串联，火车汽车一律对红卫兵免费。红卫兵接待站也四处设立起来，管吃管住，不光不要钱，红卫兵有急需还可以凭证件借钱。到了各地，一般由“党政军机关”和居委会招待。
作家杨沫的儿子马波，那时候还是北京一所中学的学生，大串联刚开始，他还不是红卫兵，还不能参加串联，到了9月以后，“基本上就不封口了”，学校的同学也大多去各地串联了。
马波那时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溜达，感觉到处都是外地人，公共汽车比平常挤好几倍，几乎所有的单位，包括银行，都改成了接待站。
当时在东城区信用社食堂工作的陈然，回忆起当年的“盛况”：那阵子，银行因领导们都“倒台”了，没法正常营业，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接待红卫兵，把办公室腾出来给“毛主席的小客人”们打地铺，很多老百姓还送来被褥。
因为接待红卫兵的钱和粮票都由上级下拨，所以外地来的红卫兵也经常被安排在北京老百姓家中暂住，居委会管做饭，馒头、窝头加上豆角或冬瓜，有时还有红烧肉、煮鸡蛋。
天坛也是一个比较大的红卫兵接待站。1966年11月，来自陕西的周严带着几百名红卫兵，被安排在天坛临时搭建的席棚里。当时军队已经进驻在里面，他们进去以后，也是军事化管理，被编成好几个团。
平时的伙食是馒头和肉菜，馒头就堆在他们住的屋子里，“像小山一样”，开饭时，大家就到一个大铁桶里去盛菜，一般是白菜肉片之类，“吃的还可以，就是实在太拥挤”。
等待了很多天以后，他们被安排在一天凌晨步行到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接见。
当时大部分外地来京的红卫兵，都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见主席，到北大清华看大字报，顺便旅游。
而北京的学生们，则大批涌向外地去“播撒革命种子”。
北京25中高三学生李东民，在接到当年高考取消的通知后，背上背包，从车窗爬上了去往哈尔滨的火车，“车厢门已经被串联的学生们堵死了，车厢里人实在是太多，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全都是人” 。
而那时，北京已经拥挤不堪。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了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红卫兵和学生。
戛然而止
1967年开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郑隐约感觉到了气氛的变化。不久，通知下达，“总站”撤销，他们的“历史使命完成了”。
这时已是1967年2月。郑清理了手头的工作，带着“总站”的20多个下属，坐上了去延安的火车。
郑离开北京的时候，从黑龙江赶回来的李东民却异常忙碌起来。
他在串联之初成立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首都兵团”，参加人数急剧增加，后来，北京市几乎所有的中学都聚在这个旗帜下。他们和其他几个团体，取代了原来劳动人民文化宫“总站”的职能。
由于大串联给全国交通造成了极大压力，1967年3月，中央提出，提倡“徒步串联”，又过了两个月，中央发布命令，停止全国大规模串联。
轰轰烈烈的大串联就此停止。第二年夏天，李东民“下放锻炼”。
那段经历以后，郑觉得自己“不是从政的材料”。李东民曾经的理想是研究生物物理学，但是直到今天，他连高中毕业证也没有拿到。
即便如此，回忆起“大串联”，李东民仍然认为它是一个美丽的梦。“我忘不了那年哈尔滨美丽的秋天，灿烂的阳光，飘落满地的白桦树叶，夜色里的松花江和无拘无束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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