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万“悬赏”当代中国梦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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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7-30 17:25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人的财富梦想，无论数量、规模、具体形态、实现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普通人的财富梦想正变得越来越专业和成熟”
白孩子、黑孩子，奋斗了，做到了---所谓“美国梦”。
何为“中国梦”？
明星形象+巨商财富+高官风度？精英或可“代言”，却不能“代表”。
庞大草根阶层的种种莫名冲动，种种痴心坚持，如“地火”默默无声，却使无力者有力，使悲观者前行。
今年5月起，一个叫做“2009我的梦想”的海选活动在民间渐行渐热。主办方旅游卫视称，最终会有10个中国非凡梦想家获得每人50万元的“圆梦基金”。截至上周，2009个凡人梦想已通过网络、电话等各种渠道收集齐整，静候PK。
梦想做中国“非官方登月第一人”；梦想把广告做到每一个矿泉水瓶子上；梦想住在小小房车里周游世界，车顶上种着自己爱吃的蔬菜；梦想在南极举行婚礼，让帝企鹅见证爱情？？在2009个海量数据中，《望东方周刊》随机抽取了北京、上海、江苏、河南、山西5地的500个凡人梦想，并特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零点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共同进行样本分析，希望勾勒出2009年国人梦想的基本图谱。
不算太绚烂，未必不高远
本刊将选定的样本梦想分为公益、家庭、职业、行走（旅行及探险）、时代、安居、创业、文化、艺术、追星、生活、财富、健康和体育等15类，发现其中有职业梦94个，创业梦57个，财富梦47个，占总样本数的41%。
“改革开放30年，脱贫的主题贯穿着中国人梦想的始终。”袁岳说，“财富梦想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紧密相关。”
此次活动的创意人、民生银行总行零售部总经理郭世邦告诉本刊记者，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人的财富梦想，无论数量、规模、具体形态、实现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普通人的财富梦想正变得越来越专业和成熟”。
这位负责人认为，中国社会正在急剧变化中快速成熟，社会分工和价值取向由市场自我选择决定，老百姓关于财富梦想的变化也因此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起始阶段，梦想就是“赚大钱，住好房”；后来发展为“创造一番事业”或经营“大的企业”，成为整个社会价值链条中更为专业的一环；再到现在演变为怎样最有效率地利用赚到的钱去“改变和影响别人的生活”，比如做慈善事业。
这位投资理财方面的专家认为，虽然这样的梦想看上去显得过于理性、现实，但是“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人类的最大人权”。
在2009个梦想样本中，如果以“房子”为关键词进行筛选，会发现希望“有一栋自己的房子”、“换套大房子”、“今年我要买房子结婚”、“想买房子孝敬父母”的梦想，出现频率非常高。而在抽取的500个样本中，涉及安居的梦想共有30个左右。
对此，张颐武教授的解释是：一方面，中国人比较羞涩和低调，具体的梦想可能不绚烂，但未必不高远，梦想在北京上海买个像样的房子给亲人改善生活条件，看似小小的物质改变，但背后隐含的是一个人可能要为此付出几乎一生的努力。
但另一方面，张颐武认为，“中国梦”中那种志存高远、敢于筑梦是人类非常宝贵的素质，却也可能因为现实的压力而面临解构的危险，很多年轻人只是希望谋求现世安稳，而如果胆子放大些，就可能会得到比现世安稳更大更灿烂的未来。“因为太想要呵护自己，生命就会变得很平庸，不敢去尝试生命中各种各样的经历，就会没有野性的生长的力量，现在很红的‘嫁个经济适用男’，或许就是这种社会心态的写照。”
在500个样本中，内容涉及环保和社会公益的梦想有45个，约占10%。在这些梦想家候选人中，还不时出现几个已经颇有社会知名度的草根英雄。“北京爷爷”梅景田梦想将“长城愚公”事业进行到底，让自己的子孙后代都参与到保护长城、保护中华文物的行列中来。而“上海奶奶”沈翠英，梦想帮助都江堰农民把即将成熟的猕猴桃卖个好价钱。
张颐武认为，从公益类梦想可以看出，“跑在第一和走在最后的人在精神上是有联系的，这里体现的其实就是一种‘许三多精神’。”
“没有个人能力的发挥，一个社会就不可能在全球化的竞争中掌握先机，所以我们必须‘不放弃’；但同时这个社会需要关怀它的所有成员，期望我们成为一个‘守望相助，互相扶持’的社群，让所有人感受基本的保障和社群的关爱，于是，我们同样必须‘不抛弃’。”他说。
从年龄来看，在这500个大胆坦率的梦想家中，19~29岁的年轻人最多，总数为301人，占到了样本总数的60%左右。这一数字未必说明年轻人更富于梦想，但至少说明年轻人更勇于公开自己的梦想。年轻人的梦想内容主要集中在职业、创业、财富、公益、家庭以及安居方面。从性别来看，女性参与者略多于男性。相较于男性，女性关于家庭、行走、健康的梦想较多，男性关于财富、安居的梦想较多。
梦想曾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
张颐武教授认为，“要描画中国的梦想线路图，必须从100年前提笔。”
100多年来，中国一直没有间断做梦。1903年，刘鹗的《老残游记》以一个梦开篇。梦中，中国像一艘破旧的大船迷失了航向，即将沉没。老残好心借给船上的人仪器，以便能看清方向，平安登彼岸。哪知船上许多人却认为，他们用的是外国罗盘，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
“这是关于中国梦的最早隐喻。中国人的梦想，就是这样始终伴随着危机与失落。”甲午战争粉碎了国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梦想，辛亥革命成就了“共和梦”，但军阀政府的昏聩使得中国人不得不把理想社会依然当作一个白日梦。
1933年，近代中国最早和最有影响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发起一次全国大“征梦”，旨在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其一，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其二，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主编胡愈之在征稿信中说：“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大同世界”在收到的答案中所占最多。这一梦想被暨南大学教授，《中华通史》、《世界通史》著者周谷城生动地概括为---“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
那次“征梦”活动共收到160多份答案。据编者统计，就地域来分，上海78人、南京17人、北平12人、杭州8人、广州4人，其余也全部来自大城市，而且集中在沪、宁、杭，“却不能因此证明通商口岸的人们太爱做梦，而内地人就没有梦想。”
就性别来看，男性占138人，女性只有4人；从年龄上看，35岁以上的中年人占最多数，最年长的马相伯先生已94岁，依然“还有着伟大的梦”。奇怪的是青年人对于公开梦想却兴趣缺缺。在144个梦想者中，知识分子至少有107人，占75%以上，其余的官吏、实业家、银行家几乎也都是精英基层。
这些统计结果恰好与今天本刊的统计结果构成了有趣的对照。由于征集到的梦想中有针砭时弊的内容，胡愈之不久后即被免职，印证了社会学家陶孟和所说的：“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
从新中国到“改革开放的新中国”
新中国的60年，是被梦想不断激励的60年。“但前30年，中国人的梦想缺乏个体意识，要么是跟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梦想联系起来，要么就没有梦想。”袁岳告诉本刊记者。
张颐武的解释是：“前30年，中国梦是集体的梦想---牺牲个人利益来改变中国的面貌，实现强国梦，这些个人牺牲都得到了报偿：集体奋斗为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建立了工业基础和文化象征基础。”
电影《天下无贼》中，以黎叔为首的一伙贼看中了傻根的6万块辛苦钱，而王薄和王丽这对“贼鸳鸯”被傻根“天下无贼”的质朴梦想打动，决定保护傻根。张颐武说，在中国梦成型的最关键的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时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故事。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到了“傻子瓜子”：“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这里‘不能动’的是什么？是中国人依靠个人努力和奋斗改变自己命运的梦想。”张颐武说，傻根单纯朴素的“挣钱、盖房子、娶媳妇”的梦想，就是中国人梦想最初最单纯的状态。
在这位文化学者看来，到了今天，“中国梦”已经从“傻根”变成了“许三多”。
1980年，北京大学物理系的一位教师到美国Lowacity访学。在当地大学安排的公寓里，他惊讶地发现，那里24小时供应热水。贫困已久的中国教师突然遭遇丰裕的物质条件，那种精神上的震撼可想而知。于是他放下教鞭拿起擀面杖，义无反顾地留在美国做起了担担面。
“这个去美国的教师、后来的小饭馆老板，和傻根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人在争取脱离贫困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张颐武告诉本刊记者，80年代的中国人就好像放空了的容器，少了束缚，剩下的是依靠个人奋斗“脱贫”的勇气和力量。
“新中国”这个词语一直表明着政治上的更新，而近年来在生活方式、文化形态上的全新发展，使得“新中国”的概念丰富起来。
著名媒体人凌志军这样描述清华创业园的一个房间：“屋子装着38家公司，每家公司只不过占有其中一个方格，由一张简易电脑台和一把转椅组成，和大公司里那种员工座位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在通常镶嵌员工姓名的那些地方，贴着公司名称，一律由普通道林纸打印而成，凌乱一片。电脑台后面坐着的那些人，个个年轻。他们是老板，也是会计，还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员工。只要花500元，就能在这里坐一个月，而他们在这里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半年。很多人失败了，但总有人成长起来，扩大队伍，搬到楼上。那里有单间办公室，沿着走廊排列。室内空间略大，可以摆下四五张桌，门外挂着一块公司招牌。站在走廊里，可以看到两排公司匾牌分列左右，笔直地伸到尽头。12个月、也许18个月之后，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也会垮台，但必定有几家继续成长，它们将搬到更大的写字楼去，占据整整一层。 ”在这里，可以“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
类似的逐梦故事在今日中国永远处于“现在进行时”。正是由于这种逐梦带来的力量，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有4亿人脱离了贫困；GDP30年间增长了67倍，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45倍。
“改革开放的新中国以‘中国梦’为基础建构起来，她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张颐武把“改革开放的新中国”的崛起，称为自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过程中最重大的历史事件。
财富在增加，社会变得更开放，中国就可以支撑和包容越来越多普通人的梦想。当普通人的梦想也能被公众关心、尊重的时候，这个社会也会因为梦想的蓬勃丰富而更有活力与魅力。
草根越有梦想，中国越有希望。
……
白孩子、黑孩子，奋斗了，做到了---所谓“美国梦”。
何为“中国梦”？
明星形象+巨商财富+高官风度？精英或可“代言”，却不能“代表”。
庞大草根阶层的种种莫名冲动，种种痴心坚持，如“地火”默默无声，却使无力者有力，使悲观者前行。
今年5月起，一个叫做“2009我的梦想”的海选活动在民间渐行渐热。主办方旅游卫视称，最终会有10个中国非凡梦想家获得每人50万元的“圆梦基金”。截至上周，2009个凡人梦想已通过网络、电话等各种渠道收集齐整，静候PK。
梦想做中国“非官方登月第一人”；梦想把广告做到每一个矿泉水瓶子上；梦想住在小小房车里周游世界，车顶上种着自己爱吃的蔬菜；梦想在南极举行婚礼，让帝企鹅见证爱情？？在2009个海量数据中，《望东方周刊》随机抽取了北京、上海、江苏、河南、山西5地的500个凡人梦想，并特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零点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共同进行样本分析，希望勾勒出2009年国人梦想的基本图谱。
不算太绚烂，未必不高远
本刊将选定的样本梦想分为公益、家庭、职业、行走（旅行及探险）、时代、安居、创业、文化、艺术、追星、生活、财富、健康和体育等15类，发现其中有职业梦94个，创业梦57个，财富梦47个，占总样本数的41%。
“改革开放30年，脱贫的主题贯穿着中国人梦想的始终。”袁岳说，“财富梦想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紧密相关。”
此次活动的创意人、民生银行总行零售部总经理郭世邦告诉本刊记者，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人的财富梦想，无论数量、规模、具体形态、实现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普通人的财富梦想正变得越来越专业和成熟”。
这位负责人认为，中国社会正在急剧变化中快速成熟，社会分工和价值取向由市场自我选择决定，老百姓关于财富梦想的变化也因此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起始阶段，梦想就是“赚大钱，住好房”；后来发展为“创造一番事业”或经营“大的企业”，成为整个社会价值链条中更为专业的一环；再到现在演变为怎样最有效率地利用赚到的钱去“改变和影响别人的生活”，比如做慈善事业。
这位投资理财方面的专家认为，虽然这样的梦想看上去显得过于理性、现实，但是“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人类的最大人权”。
在2009个梦想样本中，如果以“房子”为关键词进行筛选，会发现希望“有一栋自己的房子”、“换套大房子”、“今年我要买房子结婚”、“想买房子孝敬父母”的梦想，出现频率非常高。而在抽取的500个样本中，涉及安居的梦想共有30个左右。
对此，张颐武教授的解释是：一方面，中国人比较羞涩和低调，具体的梦想可能不绚烂，但未必不高远，梦想在北京上海买个像样的房子给亲人改善生活条件，看似小小的物质改变，但背后隐含的是一个人可能要为此付出几乎一生的努力。
但另一方面，张颐武认为，“中国梦”中那种志存高远、敢于筑梦是人类非常宝贵的素质，却也可能因为现实的压力而面临解构的危险，很多年轻人只是希望谋求现世安稳，而如果胆子放大些，就可能会得到比现世安稳更大更灿烂的未来。“因为太想要呵护自己，生命就会变得很平庸，不敢去尝试生命中各种各样的经历，就会没有野性的生长的力量，现在很红的‘嫁个经济适用男’，或许就是这种社会心态的写照。”
在500个样本中，内容涉及环保和社会公益的梦想有45个，约占10%。在这些梦想家候选人中，还不时出现几个已经颇有社会知名度的草根英雄。“北京爷爷”梅景田梦想将“长城愚公”事业进行到底，让自己的子孙后代都参与到保护长城、保护中华文物的行列中来。而“上海奶奶”沈翠英，梦想帮助都江堰农民把即将成熟的猕猴桃卖个好价钱。
张颐武认为，从公益类梦想可以看出，“跑在第一和走在最后的人在精神上是有联系的，这里体现的其实就是一种‘许三多精神’。”
“没有个人能力的发挥，一个社会就不可能在全球化的竞争中掌握先机，所以我们必须‘不放弃’；但同时这个社会需要关怀它的所有成员，期望我们成为一个‘守望相助，互相扶持’的社群，让所有人感受基本的保障和社群的关爱，于是，我们同样必须‘不抛弃’。”他说。
从年龄来看，在这500个大胆坦率的梦想家中，19~29岁的年轻人最多，总数为301人，占到了样本总数的60%左右。这一数字未必说明年轻人更富于梦想，但至少说明年轻人更勇于公开自己的梦想。年轻人的梦想内容主要集中在职业、创业、财富、公益、家庭以及安居方面。从性别来看，女性参与者略多于男性。相较于男性，女性关于家庭、行走、健康的梦想较多，男性关于财富、安居的梦想较多。
梦想曾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
张颐武教授认为，“要描画中国的梦想线路图，必须从100年前提笔。”
100多年来，中国一直没有间断做梦。1903年，刘鹗的《老残游记》以一个梦开篇。梦中，中国像一艘破旧的大船迷失了航向，即将沉没。老残好心借给船上的人仪器，以便能看清方向，平安登彼岸。哪知船上许多人却认为，他们用的是外国罗盘，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
“这是关于中国梦的最早隐喻。中国人的梦想，就是这样始终伴随着危机与失落。”甲午战争粉碎了国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梦想，辛亥革命成就了“共和梦”，但军阀政府的昏聩使得中国人不得不把理想社会依然当作一个白日梦。
1933年，近代中国最早和最有影响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发起一次全国大“征梦”，旨在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其一，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其二，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主编胡愈之在征稿信中说：“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大同世界”在收到的答案中所占最多。这一梦想被暨南大学教授，《中华通史》、《世界通史》著者周谷城生动地概括为---“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
那次“征梦”活动共收到160多份答案。据编者统计，就地域来分，上海78人、南京17人、北平12人、杭州8人、广州4人，其余也全部来自大城市，而且集中在沪、宁、杭，“却不能因此证明通商口岸的人们太爱做梦，而内地人就没有梦想。”
就性别来看，男性占138人，女性只有4人；从年龄上看，35岁以上的中年人占最多数，最年长的马相伯先生已94岁，依然“还有着伟大的梦”。奇怪的是青年人对于公开梦想却兴趣缺缺。在144个梦想者中，知识分子至少有107人，占75%以上，其余的官吏、实业家、银行家几乎也都是精英基层。
这些统计结果恰好与今天本刊的统计结果构成了有趣的对照。由于征集到的梦想中有针砭时弊的内容，胡愈之不久后即被免职，印证了社会学家陶孟和所说的：“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
从新中国到“改革开放的新中国”
新中国的60年，是被梦想不断激励的60年。“但前30年，中国人的梦想缺乏个体意识，要么是跟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梦想联系起来，要么就没有梦想。”袁岳告诉本刊记者。
张颐武的解释是：“前30年，中国梦是集体的梦想---牺牲个人利益来改变中国的面貌，实现强国梦，这些个人牺牲都得到了报偿：集体奋斗为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建立了工业基础和文化象征基础。”
电影《天下无贼》中，以黎叔为首的一伙贼看中了傻根的6万块辛苦钱，而王薄和王丽这对“贼鸳鸯”被傻根“天下无贼”的质朴梦想打动，决定保护傻根。张颐武说，在中国梦成型的最关键的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时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故事。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到了“傻子瓜子”：“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这里‘不能动’的是什么？是中国人依靠个人努力和奋斗改变自己命运的梦想。”张颐武说，傻根单纯朴素的“挣钱、盖房子、娶媳妇”的梦想，就是中国人梦想最初最单纯的状态。
在这位文化学者看来，到了今天，“中国梦”已经从“傻根”变成了“许三多”。
1980年，北京大学物理系的一位教师到美国Lowacity访学。在当地大学安排的公寓里，他惊讶地发现，那里24小时供应热水。贫困已久的中国教师突然遭遇丰裕的物质条件，那种精神上的震撼可想而知。于是他放下教鞭拿起擀面杖，义无反顾地留在美国做起了担担面。
“这个去美国的教师、后来的小饭馆老板，和傻根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人在争取脱离贫困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张颐武告诉本刊记者，80年代的中国人就好像放空了的容器，少了束缚，剩下的是依靠个人奋斗“脱贫”的勇气和力量。
“新中国”这个词语一直表明着政治上的更新，而近年来在生活方式、文化形态上的全新发展，使得“新中国”的概念丰富起来。
著名媒体人凌志军这样描述清华创业园的一个房间：“屋子装着38家公司，每家公司只不过占有其中一个方格，由一张简易电脑台和一把转椅组成，和大公司里那种员工座位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在通常镶嵌员工姓名的那些地方，贴着公司名称，一律由普通道林纸打印而成，凌乱一片。电脑台后面坐着的那些人，个个年轻。他们是老板，也是会计，还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员工。只要花500元，就能在这里坐一个月，而他们在这里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半年。很多人失败了，但总有人成长起来，扩大队伍，搬到楼上。那里有单间办公室，沿着走廊排列。室内空间略大，可以摆下四五张桌，门外挂着一块公司招牌。站在走廊里，可以看到两排公司匾牌分列左右，笔直地伸到尽头。12个月、也许18个月之后，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也会垮台，但必定有几家继续成长，它们将搬到更大的写字楼去，占据整整一层。 ”在这里，可以“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
类似的逐梦故事在今日中国永远处于“现在进行时”。正是由于这种逐梦带来的力量，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有4亿人脱离了贫困；GDP30年间增长了67倍，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45倍。
“改革开放的新中国以‘中国梦’为基础建构起来，她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张颐武把“改革开放的新中国”的崛起，称为自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过程中最重大的历史事件。
财富在增加，社会变得更开放，中国就可以支撑和包容越来越多普通人的梦想。当普通人的梦想也能被公众关心、尊重的时候，这个社会也会因为梦想的蓬勃丰富而更有活力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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