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政府支出迫在眉睫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全球最严重的经济风暴也许已经开始明朗，但是另一朵乌云却开始在金融的地平线上隐现，那就是庞大的公共债务。因为经济衰退和税收减少，发达国家的政府大举举债，并把它们花在担保、失业救济和刺激方案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学家公布的最新数据表明前十位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将从2007年占GDP的78%上升到2014年的114%。届时，这些政府部门将欠每个公民约5万美元。

　　自二战以来，没有什么时候像现在一样，那么多的政府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借了如此多的钱，集体深陷债务泥潭。而且今天的债务激增，和战时的有所不同，它不是暂时性的。即使是经济衰退结束，也只有少数发达国家能勒紧腰带阻止债务进一步加深。更令人担忧的是，紧随狂热举债之后，是因人口老龄化所需的养老金和医疗支出造成的漫长预算紧张。到2050年，1/3的发达国家人口会超过60岁，这份人口统计学上的账单将是现在金融危机所需财政支出的十倍。

　　财政政策两难困境

　　这个令人恐慌的轨迹使政策制定者陷入一个日益棘手的困境中。在短期内，政府债券是对抗经济不景气的必不可少的措施。没有银行担保，金融崩溃将是更大的灾难；没有刺激措施，全球经济衰退将更严重和持久，持续下滑会对公共财政造成更大的伤害。但是就长远来看，目前的放松银根是不可持续的，政府对资金的渴望将会排挤私人投资和降低经济增长。更需要警惕的是，未来的债务规模最终会导致政府拖欠债务，或者通过通货膨胀减少实际债务成本。

　　投资者们也正为这两点苦恼。欧元区相对薄弱的国家的人们更担心政府拖欠债务，尤其是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国家单一的货币使其没有单方面进行通货膨胀的选择。最近，爱尔兰政府的债券被再次降级。

　　对通货膨胀的担心主要集中在美国，6月，十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达到4%，而去年12月这个数字只不过是2%多一点。这个上升更多源于人们对经济复苏的信心，而不是财务警告。但是令人瞠目结舌的赤字、性质不明的货币政策和美联储印刷货币购买政府债券，都在引起投资者的一个担心——美国国债最终将因通货膨胀而改变。

　　不管公平与否，这些担忧本身就会造成损害。如果利率升得太高太快，经济复苏可能胎死腹中，当下的政策措施也会逐渐失去作用。比如，印刷更多的钱去买国债，会导致长期国债收益率不是下降而是上升。

　　政策决策者应该怎么办？骤然紧缩财政当然是错误的。即使经济已经没有下滑，但是它依然脆弱。1997年日本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当时日本提高消费税，将经济又推回了衰退。这是一个警告，太急于紧缩财政会起到反作用，特别是在经历银行破产之后。发达国家政府要做的不是现在削减赤字，而是以信誉做保证，在经济更强大之后再做此尝试。

　　控制支出应对老龄化

　　但是具体怎么做呢？政客们的承诺本身并没什么价值。任何英明的承诺必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关于如何减少赤字的明确原则，强化政治家们骨气的新规则，不会为应对政治上的困难而采取快速措施，以致削弱今天的需求。

　　总的来说，政府应保证通过削减其未来开支开始，而非加税来理顺公共财政。大部分欧洲国家税收已经没有什么增加的空间。一些国家，政府已经拿走了占GDP40%的收入。

　　税收改革迫在眉睫，特别是在像英国和爱尔兰这样过多依赖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地方。即使是在税收收入占GDP不到30%的美国，简单地提高税率也并非上策。因此，控制支出是政策的首选。

　　下一步是设立规章制度来增加这些原则的可信度，以便让政府官员以后的决议变得更加有力。英国保守党聪明地想设立一个独立的“预算责任办公室”，对政府计划进行公平地评估；德国准备通过一个宪法修正案，从2016年开始，把结构预算赤字限制在GDP的0.35%以内；美国的奥巴马团队试图重启赤字控制规定。这些约束必须慎重执行，德国的做法就显得有些僵硬。但从智利到瑞士的经验都证明正确的预算约束可以限制过度挥霍。

　　如今没有什么是比做困难的决定更为强烈的信号。一个可以采取的措施是提高退休年龄，这样可以增加税收（人们工作时间更长），同时减少未来退休金发放。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开始这样做，但是力度还可以更大，速度还可以更快。另一个目标是医疗保险，美国拥有全世界最浪费的医疗保险系统，奥巴马希望把医疗改革的重点放在控制成本和扩大医保覆盖率上，只有国会通过这样的改革，美国的财政状况才能有所改善。

　　这一切都是艰巨的任务。多年来，政客们对控制老龄化人口的成本已经失败。此时，金融危机又雪上加霜，但这也许能提高政府突破困境的可能性。如果不能的话，另一个金融灾难就在不远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