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一家九人参加长征 4人牺牲在长征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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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1-07-15 09:46
  当年红军长征,他不仅三过雪山草地,李中权的父亲和大哥,牺牲在长征前的革命斗争中,他的母亲、弟弟和妹妹,也牺牲在了长征途中。在老将军的讲述中,笔者仿佛也回到了——那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

  李中权,1915年生,四川达县碑牌河石家坝人。1932年参加了川东红军游击队,1933年入党。1935年,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长怔途中,曾任天全县委书记,后调任藏民独立师政委。到达延安后,曾长期在抗大工作。1942年到晋察冀军区冀东分区任政治部主任,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1944年成立冀热辽军区,任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9纵政委、46军政委。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1949年,率46军在湘南剿匪。1951年调任空3军政委,赴朝学习空军实际作战经验。回国后担任北京军区空军参谋长、副司令员兼代政委。1978年,调任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不久改任第二政委,1983年离休。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九口举家当红军

  走进李中权的客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副用墨淋漓、苍劲挺拔的对联,上书“满门革命赤子,辉煌永留青史”。这是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上将的手书,里面饱含着这位军委领导同志对这个革命家庭的由衷赞扬。李中权全家九口,全部参加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仅幸存四人,有五人牺牲。

  李中权1915年出生在四川达县碑牌河石家坝。他家祖祖辈辈在这里辛勤耕耘,却只能勉强糊口。父辈们吃尽了没有文化遭人欺负的苦头,到了小中权记事的时候,亲戚们凑钱送他进了学校。

  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初,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不久,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相继回到四川,在自己的家乡点燃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熊熊烈火。蒲家场高小就是中共梁达(梁,系梁山;达,即达县)中心县委的重要活动场所,学校也控制在党的手里。后来任国防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张爱萍上将那时即就教于这个学校,他是少年中权的老师。那时,共产党和川东红军游击队在梁达一带已经有了较大影响,加上少年中权经常把懂得的革命道理讲给父母亲听,父母的思想上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们不仅支持自己的儿子走上革命道路,更盼望红军能早点打过来,为穷人做主,让受苦人赶快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牛马不如的苦难生活。

  1933年10月,年仅十八岁就担任了蒲家场红军游击队一大队政委的李中权受组织派遣,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碑牌河,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地方政权,迅猛发展红军队伍,配合主力红军进军。他的父母及全家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全部投身到革命事业中来的。他的父亲李惠荣及大哥李中泮参加了农民协会,李中泮还被选为碑牌乡苏维埃主席。他的五妹李中珍被选为乡苏维埃妇女主席。不久他们俩都加入了共产党。

  这年底,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在蒋介石支持下很快就开始了疯狂的反扑,残酷杀害红军家属和革命群众。李中权一家是当地有名的红色堡垒户,红军走后,反动派首先“血洗”的就是这样的革命家庭。因此,在红军主力撤离时,李中权的父母毅然带着有的还是少年的孩子们,全家参加了红军。红军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为红军带路、送信、筹粮、做饭、洗衣、照顾伤病员。1933年底,他的父亲李惠荣在一次为红军传递情报时,光荣牺牲在通江两河口,与英勇献身在那里的红军战士一样,就地和衣掩埋在两河口青山之畔。他的大哥李中泮,那时已任红军赤卫团政委,也在红军长征前的革命斗争中光荣的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母亲带儿去长征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开始前,李中权的二哥李中池和五妹李中珍,已经正式参加了红军。他们在往返草地途中,光荣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长征开始时,李中权的母亲还带领着三个未成年的儿女:李中柏(男)、李中衡(男)、李中秋(女)。他们坚定地选择了随红军长征。

  谈起红军长征,李中权老将军最难忘的是与母亲和弟弟妹妹在长征途中的两次相遇:第一次相遇,是1936年3月的一天,地点是西康省宝兴城。那时,由于张国焘阴谋另立中央、分裂党,胡乱下令红四方面军忽北上,忽南下,竟导致红四方面军三过雪山草地。此时,李中权正准备第二次进入草地。那天黄昏,他率部宿营在西康省宝兴城。他就住在街头拐弯处的一幢二层小木楼上,楼上的小窗正对着宝兴城那条唯一的小街。

  他通过小窗户观察外面的地形。究然,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艰难走来后面还跟着三个孩子。李中权当时激动地含泪跑下楼去:他看到的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母亲,还有弟弟李中柏、李中衡,妹妹李中秋。他与母亲和弟妹们分别已经整整两年了。两年来,音信隔绝,割不断的是时时刻刻的挂念。忽然间在宝兴城的夕阳里,他的母亲和弟妹迎面走来了,这让李中权有一种犹如梦境般的感觉,他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按他此刻的心情,真恨不得立即跑上前去,抱着母亲大哭一场,把郁积在心里的思念喊出来。可是,他此时又很犹豫,因为部队明天一早就要行动,面临的困难也将越来越严重。在这样的境地中,他能为母亲解决什么问题呢?又以什么来安慰她老人家呢?

  李中权怀着矛盾的心情把母亲和弟妹接到自己的房间。这一夜,他们母子谈得很多,谈得很晚。母亲深明大义,相信自己的路走对了,再三叮嘱儿子要全力搞好工作,不可为她们分心。那时,他的母亲已经五十多岁了,在长途跋涉中,患上了严重的寒腿病,饥饿、病痛加上恶劣的环境随时可能夺去她的生命。她清醒地明白这一点。她已经把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唯一的心愿就是把年幼的孩子们拉扯大,把他们交给红军,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面对这样坚强的母亲,李中权原先搜肠刮肚想好的几句宽慰话,早已被涌出的泪水所淹没。他感到,帮助母亲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真实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她。这就是:红军要继续长征,前面是雪山草地,后面是国民党追兵。留下,国民党军队追来,红军家属是一个也不会留下的。唯一的办法是跟着红军,继续前进。母亲仔细地听着,灯光下,老人家显得更加坚毅和可敬。

  这一夜,李中权彻夜未眠,他为有这样的革命母亲深感骄傲,同时又为他们的处境深深地忧虑。第二天一早,在母亲的嘱咐声中,他才恋恋不舍地与他们告别,带着部队出发了。

  4人牺牲在长征路上

  让李中权没想到的是,三个月后,也就是1936年6月的一天,他第二次在长征途中遇到了母亲和弟弟妹妹们。

  那时的李中权已担任红四方面军大金川独立二师政委。他行军路过西康省丹巴县东边耳时,遇到了病得很重的母亲。其时,老人家正在两个弟弟的搀扶下吃力地行走着。李中权立即下马扶住了母亲,把背包放在地上让她坐下来歇口气。看着被病魔折磨得骨瘦如柴的母亲,他心里刀割一般地难受。能为母亲治疗一下该有多好啊!可是在这样艰苦的长征途中,到哪里去找药呢?能把母亲安置下来多好啊,可是又往哪儿安置呢?红军家属一旦离开红军,就会被国民党和在豪劣绅置之于死地。唯一的活路就是跟着红军继续长征。

  奄奄一息的母亲,在不断地哭泣着,她知道这可能是母子最后一次见面了,她舍不得自己的儿子离去,她更放心不下三个年纪还小的儿女啊!部队越走越远了,警卫员一个劲地催着李中权快走。无论如何,他也不忍心留下重病缠身的母亲和年少的弟妹不管。可是,他又不得不马上去追赶队伍。母亲离不开儿子,红军独立师更不能缺少政委,这真是两难选择啊!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李中权怀着沉重的心情,把自己的马和一点干粮留给了母亲,含泪追赶部队去了。再过几天,就要翻越终年大雪覆盖的党岭山了,李中权的心里万分不安。他为母亲和弟妹的命运,深深忧虑着……但他最不愿意听到的噩耗,还是传来了。

  1936年9月的一天,已走出草地来到甘南的李中权,忽然看见一位背着小马枪的红军战士,喊着“三哥”,向他跑来。到跟前一看,是四弟李中柏。他一边哭,一边把母亲病逝的情况,告诉了李中权。原来,凭着惊人的毅力和马的帮助,母亲和弟妹们都翻过了大雪山。可是到了西康草地炉霍,母亲再也走不动了。她身上长了一个大脓疮,终日剧烈地疼痛。弟弟没有办法,就用妈妈别头发的替子,把脓包挑破,流了很多脓。母亲的身体也变得更虚弱了。她老人家在弥留之际,一遍又才虚地询问着红军走到哪里了?久久不愿咽气,直到弟妹们再三表示:一定找到“三哥”,一定参加红军,她才闭上了双眼。他的母亲生前曾经讲过,跟随红军就是死了也是光荣的。是的,这位英勇的母亲,在苦难中煎熬了一生,投奔红军后,她虽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但她那种始终不渝地坚信党、坚信红军的信念,永远激励着儿女们为革命事业去奋斗。

  李中权的弟妹们,没有辜负母亲的嘱托。他们忍着悲痛,含着眼泪,用手挖泥土,掩埋了母亲的遗体。随后,三兄妹全部正式参加了红军。后来,弟弟李中柏交给了李中权一张纸条,上面记载着母亲去世的日期和埋葬的地点。使他终生遗憾的是,在那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里,纸条没有保存下来,丢失了。为此,李中权至今还深深内疚、自责着。让人欣慰的是,他们四兄妹终于完成了长征,胜利到达了陕北,并于1937年春节相聚在延安宝塔山下。

  那一年,22岁的李中权最大,行三,大哥、二哥已经牺牲,还有十八岁的四弟李中柏,十五岁的五弟李中衡,年仅九岁己经是小红军的么妹李中秋。

  要璐瑶据《大地》/文整理

  责任编辑/杨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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