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流亡海外岁月解密

　　1927年8月，一个满天星斗、没有月光的夜晚，不夜的上海已经逐渐安静下来了。

　　宋庆龄在美国友人雷娜的陪伴下，趁着夜色，悄悄地跨出莫里哀路中山故居的大门，穿过静谧的马路，赶到法国公园附近。那里早已有一辆汽车等在路旁。两人一钻进车内，汽车就急驶往黄浦江边……

　　清晨，宋庆龄登上了停泊在吴淞的一艘苏联货船。很快，轮船迎着初升的太阳，向海参崴急速驶去。

　　宋庆龄就是这样秘密出走莫斯科的。宋庆龄前往莫斯科，照理应得到各方面的热情欢送才对，为什么却要秘密出走？这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有关。

　　英国《每日邮报》刊登宋庆龄与陈友仁结婚谣言

　　1927年7月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当时，反革命气焰已十分嚣张，中共党组织纷纷转入地下。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宋庆龄坚决反对“分共”。蒋介石、汪精卫想要以孙中山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分别写亲笔信拉拢宋庆龄，都被她断然拒绝。在此之前，反动军阀何键曾派兵搜查宋庆龄住宅，宋庆龄在国内的安全已无保证。为了实现孙中山要其访问莫斯科的遗愿，并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宋庆龄决定前往苏联。

　　消息传到宋家，立刻掀起轩然大波。从宋母到宋氏姐妹、兄弟都一致反对。他们提出，只要不去赤都，到西方任何国家，都会全力支持，并负担一切经费开支，宋子文甚至拿出可以任意支取的支票本。但宋庆龄坚持说，除了苏联，她哪儿都不去。

　　这时，蒋介石等人还软硬兼施，发动宋老夫人与宋美龄、宋霭龄共同对宋庆龄进行说服拉拢，蒋介石又以高官许之，但这并没有改变宋庆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决心。蒋介石看软的不行，便要实施硬的方案，决定派特务把她干掉。后来在宋氏家人的竭力劝阻下，蒋介石才改变方案，改为“秘密监视，不许出境”。

　　当夜，宋子文把这条消息悄悄地告诉了宋庆龄：“二姐，今天我不是来动员你，外面风声很紧，你要出去就趁早，而且要绝对保密。”

　　宋庆龄立即秘密地准备赴苏之行。她请自己的密友、美国女记者雷娜·普罗美悄悄地为她安排这次旅行。由于宋庆龄赴莫斯科是得到苏联官方允诺和邀请的，所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当，但对外界几乎密不透风。

　　到了莫斯科，宋庆龄作为苏联的国宾，受到了盛大欢迎。她被安排住在豪华的“糖宫”———过去俄国糖业巨子的宅第。苏联政府把它分成若干套房，专供国宾和少数高级官员居住。随后，宋庆龄和友人一起，在苏联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不料，一支“桃色新闻”的暗箭射向宋庆龄。英国《每日邮报》最早刊登出她与陈友仁结婚的谣言。接着，美联社也向全世界播发了以下电讯：

　　“英国驻里加记者援引一条据说是苏联官方的电讯说，前国民党外交部长陈友仁和国民党之父孙中山的遗孀已在莫斯科结婚。此事将紧跟在蒋介石将军和宋美龄小姐在上海的罗曼史之后发生。”

　　美国、比利时、中国等很多国家的传媒也都刊登出了这条“花边新闻”。雷娜·普罗美早就从英、美等国的报纸上看到这种谣传，但不敢对宋庆龄讲，陈友仁也叮嘱雷娜千万不要告诉宋庆龄。但当宋庆龄从高加索兴冲冲地度假归来，刚一下火车，就有把《纽约时报》刊登的谣言信以为真的人，向她祝贺将有新的伴侣了。宋庆龄经受不住这种新的打击，“一听就昏厥过去了”。

　　宋庆龄对这种花边谣言如此愤怒，不仅是因为它损害了她个人的名誉，更重要的是她把这种谣言看成是一种政治暗箭，其目的在于把她和孙中山的名字割裂开来，抹掉她十分珍惜的孙夫人的身份，从而削弱她为捍卫孙中山主义和理想的战斗力量———而这正是她矢志不渝、终生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她马上发电报到上海宋宅，要求其家人向首先传播这个谣言的英国《每日邮报》澄清，并表示如无满意答复，就委任律师控告该报。

　　1928年春，在宋庆龄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周，斯大林在百忙中接见了宋庆龄和陈友仁。会谈是在克里姆林宫进行的，谈话约一个半小时。宋庆龄首先感谢苏联政府对中国同志的友好接待，接着谈了中国当前的局势和任务，强调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这时，斯大林笑了：“你说的对，希望我们合作得更好，迎接光明的中国。希望你和你的同事们能回到中国去领导革命，关于国际援助的明确方式，将由共产国际进行专门讨论，以后我还要派信使去中国联系。”

　　“感谢斯大林同志。”宋庆龄道。

　　“听说你们现在要去德国？”斯大林问。

　　“是的，也是去考察学习，借鉴别人好的东西，为我国革命所用。”宋庆龄回答。

　　“那很好，要很好地总结经验，包括反面的，到一地要有一地的收获。”

　　宋庆龄流亡德国

　　1928年，宋庆龄旅居德国。在德国，宋庆龄不像在苏联那样，是一位国宾，而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她不期望从德国政府得到官方的接待和照顾，也避免会见到柏林来的国民党高级政要，如汪精卫和孙科等人。

　　德国官方对宋庆龄来德访问一事，一直颇为顾虑。他们决定对她在德国的行为进行监视，不过谨慎从事，只是进行秘密盯梢。所以，宋庆龄在德国的行动还是自由的，没有人真正出面干预。

　　在柏林，宋庆龄的身份是保密的，房东只知道她是林太太。亲友给她写信也并不直接寄到寓所，而是寄到一个临时租用的邮箱里，收信人写的也是林太太，有时也写为林泰。

　　5月下旬的一天，美国官方记者文森特·希恩打探到宋庆龄移居德国的消息，专程从美国来到柏林拜访宋庆龄。当时宋庆龄过的是隐居的生活，本来不想接见他。但考虑到希恩对中国人民很友好，写过一些比较客观公正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因此宋庆龄还是热情地接见了他。

　　两人一见面，希恩便说：“孙夫人，您好！美国人民很想见见你，听听你对中国革命情况的高见。”

　　宋庆龄莞尔一笑：“作为流亡人，哪有什么高论？”

　　“美国是你的第二故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在美国住了5年时间，是吗？”

　　“不错，主要是留学。”宋庆龄点点头。

　　“美国人民没有忘记自己的朋友，这次我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委托，特邀请夫人去美国做客，”希恩说到这里，话锋一转：“只要求你在电台上讲几次话，每次几分钟，公司就可以付给你50万美金的优厚待遇。”

　　“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声明，我目前虽然贫困，但还过得下去。你们如果有钱的话，请捐给中国人民，还有90%的中国劳苦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宋庆龄道。

　　“不过我指的捐款当然不是捐给南京政府，他们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捐给他们，等于为他们提供武器，屠杀人民，”宋庆龄特别强调，“如果将钱捐给中国人民的话，我可以答应你去做广播宣传。”

　　“我明白，不过这个……”希恩推辞道：“我得回去与公司商讨以后再告诉你。”

　　“那好吧，我等你们的通知。”

　　3个月过去了，宋庆龄再也没有收到该公司的通知。

　　后来，宋庆龄对秘书章克说：“美国人很聪明，他们设下陷阱让我跳。

　　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真跳时，他们反倒害怕了。”

　　在这个问题上，宋庆龄的确看得很深。事实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邀请宋庆龄去演讲是有政治目的的，是希望她“能通过谈话或沉默表现出接受蒋政权的合法化”，或“至少使她对蒋的反对不那么强烈”。这并非是美国人出钱，而是从蒋介石口袋里掏钱去封宋庆龄的嘴。

　　当时，有不少美国人，官方的或非官方的，都在设法把宋庆龄拉向蒋介石一边。司徒雷登就是担负着这样的使命来到柏林的，当时他是北平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在基督教活动中结识了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是看着宋庆龄长大的。他甚至知道宋庆龄对巧克力有嗜好，所以带了一大盒最好的巧克力来到柏林。

　　没想到，宋庆龄还是很倔强。对这个曾是她父亲的朋友，从小就看着她长大的人，也不给一点儿面子。宋庆龄对司徒雷登避而不见，但也留有余地———她把一张自己亲笔签名的、与孙中山结婚的照片让人代送给这个说客。

　　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对宋庆龄当时的处境这样描述：

　　“在欧洲所收容的所有流亡者中，她肯定是最奇特的一个……因为获胜的国民党人根本不是要把她赶出中国，而是软硬兼施地阻止她离开中国。即使到现在，他们还在找她，希望劝诱她回去分享他们的荣耀。但是，她即使境况拮据……却避开那些被派来请她回去过尊荣生活的使者。……与此同时，流言蜚语不断。她那些过去的同事收买不了她，就想用污蔑手段把她抹黑……任何一个中国著名的革命者来找她，都被谣传说成是她的新丈夫……”

　　1929年春天，耗资百万、费时三年的中山陵，在南京紫金山落成了。南京政府决定举行奉安大典，为孙中山举行国葬仪式。宋庆龄收到电报后，不顾蒋介石设下的圈套，匆匆启程，毅然回国参加大典。同年10月，宋庆龄再回柏林，继续流亡异乡。

　　宋庆龄手提箱失窃

　　1930年4月1日，是宋庆龄在柏林预定搬家的日子。这天下午，宋庆龄提着一个蓝色的手提箱，从旧居“打的”前往新住处。她进了新居的客厅，从几个房间转了一圈。重回客厅时，她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提箱不见了。

　　这是一个装着重要文件、贵重首饰和现金的手提箱。

　　一向镇定自若、处变不惊的宋庆龄有点着急了。在场的房东和仆人、帮工等人也急得团团转，立刻把楼上楼下、里里外外找了个遍，但根本找不到手提箱的踪影。

　　宋庆龄只好打电话给德国警察局，随后又打电话给中华民国驻德国公使馆。中国公使馆负责官员梁龙接到电话后，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与宋庆龄多少打过一点交道的梁龙，心里非常清楚：如果手提箱里不是装着很珍贵的物品，宋庆龄是绝不会亲自打电话到公使馆的。于是，他立即向中华民国驻德公使蒋作宾做了请示汇报。

　　两天后，中华民国驻德国公使馆口头照会德国外交部，要求侦破宋庆龄手提箱失窃一案。

　　这只失窃的手提箱中装着宋庆龄最心爱的、无法以金钱来计数的珍宝，其中包括最疼爱她的母亲送给她的陪嫁首饰。曾长期留学美国的宋庆龄知道在西方国家寻求法律保护的重要，接着她又聘请了律师代为处理这一案件。10天后，颇有办案经验的德国律师康尔特·菲尔德律师作为法律顾问受理了此案。

　　德国警察总署得到上级的有关指令后，也立刻把此案列为涉外的重要案件。但考虑到宋庆龄来德的保密身份，所以这又是一个不能向外声张的、外松内紧的特殊案件。

　　然而，匆忙间快一年过去了。虽然中国驻德公使馆多次向德国外交部发了照会，虽然德国外交部、内政部、公安监察委员会、柏林警察局及其刑侦处的文件函电往返频繁，催促尽快侦破此案，但并无突破性进展。

　　正当负责侦破此案的官员冥思苦想、忧心忡忡之际。突然，案犯露出了狐狸尾巴。

　　1931年3月16日，两个德国人来到柏林一家当铺。当铺老板问小伙子要当什么，两人支支吾吾地不知道说什么。过了片刻，才从怀里掏出一条珍珠项链。老板问：你们要当多少钱？其中一个人说要250马克。然而，当这个老板把珍珠项链拿在手里一掂量，就估出起码可值10000马克。

　　通常来当东西的人，多半要价都比当铺给的价要高。但这两个人对如此珍贵的项链，要价之低与其本身价值相差如此悬殊，而且神色慌张，表情很不自然。老板感到其中必有蹊跷，于是不动声色地收了这条项链，并从旁打听到了他们的地址。因为老板明白，如果以如此低的价钱收当了如此昂贵的且来路不明的珍珠项链而不报警，一旦出事，自己肯定也要连带吃罪。

　　于是，两人走后，当铺老板三步并作两步，一路小跑地赶到了警察局，一五一十地做了报告。经过查证，来当珍珠项链的一个青年名叫弗朗茨·彼茨科夫斯基。而他正是一年前宋庆龄搬家时，搭载宋庆龄的那个“的士”司机。这个“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案犯，终于“自投罗网”了。

　　原来，在宋庆龄付了车费下车后，彼茨科夫斯基驶向繁华闹市，寻找新的顾客。无意间，他发现后座上放着一个蓝色的手提箱。毫无疑问，这是刚才乘车的中国夫人遗忘下来的。彼茨科夫斯基立刻转动方向盘，七绕八拐地来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

　　当他把箱子打开时，不禁“哇”的一声喊出了口。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很多晶莹剔透、珠光四射的珍珠宝石和明晃晃的金银首饰，以及一些美元。

　　随后，彼茨科夫斯基回家与妻子一商量，就把这只蓝色的手提箱偷偷地藏匿起来了。虽然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但小两口还是做贼心虚，他们既不敢向外人声张，也不敢把这只蓝色的手提箱拿出来倒卖出去。

　　时间过了快一年，正值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彼茨科夫斯基生意清淡。为了补贴家用，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不得不铤而走险。根本不识货的小两口挑挑拣拣，选出了这条珍珠项链拿到了当铺。结果在当铺露出了马脚，夫妻二人双双入狱。

　　就这样，宋庆龄的蓝色手提箱失而复得。由于案犯一直把手提箱秘密地藏匿在家中，所以箱中物品一无所失。为了表达谢意，宋庆龄从手提箱中选了一只精致的银器，送给了警察局的官员。

　　至此，这个一度惊动中德高层官员的宋庆龄手提箱失窃案，终于有惊无险地侦破了。

　　1931年，宋母倪太夫人在青岛病逝。

　　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再次打断了宋庆龄侨居柏林的平静生活，她立刻离开了德国，回国奔丧。从此，宋庆龄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国内革命事业之中。

　　本刊记者/卓琳

　　责任编辑/林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