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什打工者

  初到喀什的内地人,会觉得异域风情扑面而来:当地人多数是卷头发、深眼窝,男的留小胡子,女的穿花裙子,有的还戴着头巾。

  喀什是是我国最靠西的大城市,距吉尔吉斯斯坦边境仅百公里。它坐落在新疆塔里木盆地西端的戈壁绿洲之上,自古商旅云集,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如今,老城依旧在,新城也不断“长大”,喀什俨然成为一座融汇古今中外多元风格的城市。用法籍学者高大伟的话说,它“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你在这里看到悠闲生活的汉族居民,不必奇怪。汉族人占喀什人口的10%以上,不少已在这里生活了两三代甚至更久。

  如果你听说喀什地区的维吾尔族农民成群结队到山东、天津、浙江、广东去打工,也不用奇怪。

  五六年前,喀什地区为了促进农民增收,“设计”出这样一套办法:政府出面,联系内地厂家,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前往务工,食宿、路费、签合同都由政府代理。

  几年下来,农民挣了钱,日子好过些了,愿意到内地务工的越来越多。正当各县干部为接单、招工、组团而忙碌时,两场风波把新疆向内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政策推上了风口浪尖。

  古丽娜的酸甜苦辣

  古丽娜是疏附县委常委,分管劳务输出。她一头金黄色的卷发,眉清目秀。

  自从向内地组织劳务输出伊始,古丽娜就没清闲过。“我们联络考查的单位一定要有实力,过几天就倒闭了可不行;出去务工的农民一定要自愿,如果他们自己不乐意,不但干不好,还可能偷跑回来;很多人是第一次去内地,生活一定要照顾好,我们都是从家乡找厨师过去给他们做饭,羊肉和馕都要有??”

  “工作做得细致些,少出纰漏,农民就会渐渐理解政府的诚意,接受这项政策。”古丽娜告诉本刊记者,刚开始很多人不愿离开家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打工,这些年来人们看到了外出务工的好处,主动报名参加政府组织的务工团队的越来越多。

  工作渐渐好做了,可古丽娜还是不得清静。“有谣言说,把维吾尔族姑娘弄到内地当三陪女,我们赶紧派人去各个厂家查证,发现完全是无中生有。”她说。

  “还有人说,让农民出去打工挣钱,是拜金主义,破坏了维吾尔族传统文化,难道我们维吾尔族就不能致富、过好日子吗?”

  她给本刊记者讲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在内地交流时,一位女干部在开会时侃侃而谈,见解独到,私下交流时才知道她是朝鲜族,还会跳朝鲜舞。古丽娜感慨地说:“这种气氛多好啊,平时不讲民族差别,还能保持民族传统,大家平等交流,融洽相处。”

  不久前,本刊记者给古丽娜打电话,她已身在广东。记者询问是否有员工因为“6.26”和“7.5”事件害怕并要求返乡,她说:“没有一人非正常返乡,都是因合同到期才离岗的。”

  “新疆古丽”的心愿

  与孜乃提相遇很偶然。在疏附县罕南力克镇,《望东方周刊》记者乘坐的越野车驶过一条乡村土路时,她和母亲就站在路旁的棚檐下。

  扬尘散去,能够看清她的家只有一间土屋和一个小院,没有饲养鸡鸭牛羊,这在当地维吾尔族农民中算是极贫穷的了。

  土屋内,一张大通铺,铺着破旧的毯子和毡子,红黑色的几何图案已经暗淡,屋内除了一个齐腰高的木柜,再看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

  19岁的孜乃提对记者的到来并不感到吃惊,她甚至能说简单的普通话---除了在学校学过汉语,她还曾在内地打过两年工。

  3年前,孜乃提初中毕业,正赶上乡里组织富余劳动力到内地务工。“她父亲不愿意让她外出,她还小,家里农活又多。”孜乃提的母亲说。但她还是报名了,也许是想多挣点钱贴补家里,也许是想试试自己在校学的本事。

  一年后,孜乃提带着自己积攒的4000元回家,父母都吃了一惊,这相当于老两口在农田里忙活一年的收入。当她第二次报名外出务工时,父亲不再阻拦。

  孜乃提先是在天津某制衣厂工作,后来又在青岛某鞋厂干了一年。据说因为工作努力,表现出色,还差点续约。但是今年4月合同到期时,孜乃提的妈妈肺病加重,她选择了返乡,留在家里帮忙。

  她打着赤脚,裤脚挽到膝盖。与其他维吾尔族女孩的装扮不同,她留着齐耳短发,身穿丝绸上衣,尽管面料已经暗淡无光。

  “天津太大了,我更喜欢青岛,那里能看到大海。”孜乃提的脸上露出微笑。她说很想念内地的朋友,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看看。

  不久前新疆有一部热播电视剧《新疆古丽》。剧情大意是:18岁的喀什乡村姑娘阿依古丽本已考上中专,但因家庭困难放弃学业,报名参加了政府组织的赴内地务工团队,到天津一家制衣厂当工人。凭着勤奋和真诚,她赢得了厂方和内地同行的肯定,也向家乡父老证明了赴内地务工的好处。阿依古丽不但交了一个来自四川的好朋友,还因成绩突出被厂家要求留下继续工作。

  电视剧的创作,显然是反映新疆少数民族赴内地务工的热潮。而本刊记者在采访中,的确发现不少像孜乃提一样的“新疆古丽”们,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而远赴内地,以积极的心态学习和接受知识与技能。

  在孜乃提家的小土屋旁边,有一处尚未封顶的砖房。“这是抗震安居房,我们盖了好几年也没盖完,钱总不够用,因为要给妈妈治病。”孜乃提说。

  孜乃提两次务工带回的1.2万元,大部分都用来买药。“如果妈妈病好了,我可以再出去打工挣钱,继续盖房子。”孜乃提说。

  在盖了一半的砖房里,屋子中央有一根粗大的原木柱,上面密密麻麻雕刻着维吾尔族风格的花纹。“这是我爸爸的主意,雕这柱子花了2000元,我和妈妈都觉得还不如多买点水泥,可是他说要把房子建成最漂亮的。”

  “每次能添几块砖,我都会很高兴,总有一天会盖好的。”孜乃提说。

  “我要开个服装厂”

  伽师县,是喀什地区最早推行有组织劳务输出的县之一。宽阔平坦的土路伸向天际,路旁尽是低矮的土房和砖房。维吾尔族喜欢植物,在房子的空隙处都种上郁郁葱葱的杨树,为这片黄土地点缀了生机。

  本刊记者要找的人叫古丽合切木,是个19岁的小姑娘。她在天津务工一年回家后,开了一家服装店,成了当地最年轻的老板。

  古丽合切木的店位于乡政府对面的一条小河沟旁,与另外五六家小店铺连成一排。门前空地上拉起长长的网布,形成一个凉棚。人们在这里休息聊天,俨然成了当地的“CBD”。

  一个瘦小的女孩走了出来,蓝色牛仔服,条纹裙子,头戴纱巾,面带笑意。一般的维吾尔族女孩见到陌生人多少有些害羞,古丽合切木显然与众不同。

  “我在内地打工挣了6000元,又向亲戚凑了4000元,开了这家服装店。我想用打工学到的本领,做点有意思的事。”古丽合切木这样说,维吾尔族乡长帮忙翻译。

  小店不到10平米,连个像样的招牌都没有,却是乡里唯一的服装裁缝店。店内挂着五颜六色的头巾和裙子,靠墙摆一排木桌当作柜台,上面摆着一些衣物,新潮一点的有衬衫、T恤,传统的就是花花绿绿的艾德莱斯绸缎了。

  古丽合切木平时在门外的凉棚下工作,一条长木凳前摆着一台缝纫机,她和母亲都会用缝纫机加工衣物。

  “我在天津的工厂上班时,主要是做衣服的领口。”古丽合切木告诉记者,“其实我会的东西还挺多呢。”她比画着她会的技能,也许是工艺比较专业,乡长摇摇头说他不会翻译。

  这个小姑娘的理想是在伽师县城开个大一点的服装店,最好有自己的生产车间。至于在喀什开店,“现在还没有实力,总有一天会实现吧。”

  古丽合切木的小店现在每天流水100元左右,照这个速度,她用不了几个月就能把欠款都还上。她缝衣时动作利索从容,流露出这个年龄少有的自信。

  几个小女孩来到店里,本刊记者问其中一位高个子女孩是否喜欢这里的衣服,她一口普通话:“还不错。”这些年新疆农村双语教育推广力度加大,很多孩子小学没毕业就能讲普通话了。

  女孩说,她正上高中,毕业后也打算去内地。她看了一眼正在缝衣的古丽合切木说:“但是我不会去打工,我要去上大学。”

  “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热孜曼姑在天津某棉纺厂工作一年半回家后,一直没事可做。“不知怎么,我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不愿意这样闲下去。”

  她在县城一家餐具消毒厂找到了工作,每天干8小时,每月900元。“这工作很抢手,也许因为我在内地工作过吧,汉语不错,也很守纪律,老板就雇了我。”

  和热孜曼姑一样,吐孙古丽也不愿闲在家里。她在北京、宁波两地务工三年回到喀什后,被乡政府看中,成为一名技术员,负责农技推广工作。工作一年后,她利用国家提供的就业培训优惠政策,报考乌鲁木齐一所职业高中,希望在电脑操作方面有所提高。

  《望东方周刊》记者在田间陇上辗转多日,走访了伽师、疏勒、疏附等劳务输出大县,像孜乃提、古丽合切木、热孜曼姑、吐孙古丽这样经历过内地务工、向往城市生活的女孩比比皆是。

  “内地厂家喜欢招女工,我们在输出劳务时自然也是女孩子占多数。”伽师县技能培训中心的李桂文告诉本刊记者。

  李桂文是在南疆土生土长的汉族人。她所在的技能培训中心成立于2007年,仅2008年就组织向内地转移富余劳动力8300多人。中心有一座四层的综合大楼和一片宽阔的操场,算是县里最宏伟的建筑之一。这里除了提供务工需求信息外,还设有多个强化培训班,自由报名参训,一律免费。

  “男孩一般学习电焊、木工、建筑,他们可以考取资格证书,女孩子就学习缝纫、编织。”李桂文说,男工自主性比较强,除了政府组织务工外,还经常自行组团联系务工单位;女孩的依赖性强一些,必须由政府组织,否则家里人也不放心。

  在位于三层的一间教室里,坐着44名女学生,都是十八九岁,她们即将启程前往浙江绍兴某纺织厂。女孩们有的穿着传统一些,有的则打扮入时。“你看那个梳娃娃头型的姑娘,她前些日子刚从北京打工回来,听说浙江要招工,第一个就报名了。”

  李桂文摸摸她的脑袋问:“这头型花了多少钱?”小姑娘不好意思地说:“30多。”“还可以,上次在天津有个姑娘花了200多做头发,我狠狠批评了她一顿。”李桂文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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