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样,你的中国就怎样

  • 来源:视野
  • 关键字:中国,志愿者,红丝带
  • 发布时间:2012-01-06 17:09
  2003年,12岁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关于志愿者、红丝带的介绍。

  当时就特别想要一个,因为我觉得戴上红丝带,就能跟同学们区别开来,就会被自己喜欢的女生注意到。那时我很喜欢班里一个女生。

  于是我去找志愿者索要红丝带,还主动去西双版纳的志愿者协会注册。

  2006年,为了能更好地参加红丝带行动,我加入了一个志愿者QQ群。我说想跟他们一起参加活动。

  群主在QQ上问了我好多关于艾滋病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一个也回答不上来,但我会“百度”他的问题,然后复制粘贴。为了让对方觉得我是在打字,还故意停一会才给他发过去。

  他盘问了我将近两个小时,最后被我的热情打动。他告诉群里人,虽然他只是一个孩子,但这又有什么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不也是这样的吗?就这样,我死缠烂打地跟着志愿者大哥哥大姐姐们参与到防艾宣传工作里了。

  现在,联合国在制定一些关于艾滋病问题的公约或者法案的时候,也会来征询我的意见。

  其实,真正让我决心要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的是一次刻骨铭心的见面。

  我跟着哥哥姐姐们去了寨子里,给艾滋病患者的家庭送慰问品。有一家男主人,因为吸毒交互使用针具感染了艾滋病,又通过性传播把病毒传染给了妻子,又通过母婴传播把病毒传染给了孩子。

  我们去的时候,男主人已经不在了,女主人躺在床上,小女孩蜷缩在角落里。他们一家因为感染艾滋病被村子里的人赶了出来。

  送完东西要走的时候,小女孩拉住我的衣襟,给了我一包东西。打开来,是钱,用卫生纸包着,一毛、两毛、五毛、一块的钱。我问她:“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小女孩说:“哥哥,给你这些钱,你能救我的妈妈吗?”

  我当时一愣,就说:“党和政府会救你的妈妈的。”

  小女孩又问:“我的妈妈会死吗?”

  我当时就哽咽了,不能说出一句话。我不能告诉她,你妈妈会死,而你最多也只能再活两年。这个小女孩的问题,我一辈子也不能回答。

  从此以后,我才坚定了继续这项事业的决心。我是带着一颗不忍之心真正进入公益领域的。

  在西双版纳的几年,我跑遍了每一个村寨。在探访这些村寨的时候,有时不能回家,就只好在野外露宿。

  有一次,一个猎人追赶一只动物,我就跟着他,试图阻止他猎杀动物。就在他瞄准动物,准备扣动扳机的时候,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用身体挡住他的枪眼。

  我告诉他,不能杀害野生动物。这时,他的一个举动让我一生难忘。他跪倒在我面前,说:“如果我今天打不到猎物,我家这个月的经济来源就断了。我还有父母,还有上学的孩子。”我当时心里很难受,同时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是公益还是环保,首要的是保证人生存的权利,空喊口号是不行的。

  日后我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工作方式,我去村寨里宣传环保,不是拉上横幅让大家签名宣誓,而是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比如教他们如何省钱,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源。

  从12岁到18岁,六年间,我跑遍了西双版纳,撰写了《西双版纳环境保护报告》。

  我拿着报告去给领导看,非但没有一个人理我,政府的人连门都不让我进。不让进,我就靠着门站着。当时西双版纳在下大雨,为了保护这份材料,我把它揣在怀里,贴着门站着。就这样,一连五天,政府的人终于让我进去了。

  他们看了我的报告,接受了其中某些建议,开始着手环保的工作。这样,我就促成了一些改变,而不是仅仅等待改变。

  2009年,我18岁,告别了西双版纳,到山东读大学。

  去山东读书之前,我家里还是很困难,但父母从来没有抱怨过我。虽然困难,但我仍然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然而对于我关注的另一个群体来说,家庭的温暖却是一种奢侈。这个群体就是留守儿童,当然还有农民工。

  曾经有一个留守儿童说了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他说:“爸爸妈妈,我能去你们家玩儿吗?”

  听到这样的表述,我们不应感到可笑,而是应该感到可悲。但这种可悲,正是千千万万农民工家庭的真实状态。

  在烟台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刚从工地上回来的农民工,他无论是上公交还是进超市,总有人躲着他,避开他,就因为他一身的灰尘。我想看一下他住在什么地方,是一种怎样的生存状态,就一路跟着他,跟他聊天,到他住的地方看了一下。

  临走的时候,我提出要跟他握手,他把手背到后面,意思是说我不能跟你握手,我的手脏。然后,他一下抱住了我,哭了。他说,我是这个城市里第一个主动提出跟他握手的人,也是第一个跟他拥抱的人。

  其实,农民工要求的真的不多,他们只希望工资不被拖欠,只希望有人身保险,他们只是要求有尊严地活在这个城市里。然而,多年以来,农民工一直为城市充当人手,却从来不是这个城市的人口。

  其实,任何一个公益活动都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首先要着手调查,然后要付诸行动,最后还要有反馈。反馈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这个活动有多少人参与?有多少人关注?影响了多少人?改变了多少人?这都是反馈中要体现出来的。在中国,最大的公益组织是政府,有了政府的支持,你的工作就容易开展。

  也会有人问,你做这些公益事业,自己得到了什么?

  我觉得做公益,不是为了自己得到什么,而是能让别人得到什么。正常人的人生长度都差不多,在这有限的生命时间轴上,你能怎样拓展自己的生命,就能多大程度地实现人生价值。

  我们处于一个人与人之间缺少信任的年代,在这个时代,太热心从事公益这类事情常会被人当作异类。

  在这里我要呼吁大家:勇敢地充当社会上的异类。马克思、恩格斯是异类,他们开启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爱因斯坦是异类,他的相对论奠定了我们对宇宙的基本认识理论;毛泽东是异类,他领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今天,你和我是异类,我们的行动会影响和改变这个社会。

  2010年,我和我的团队成立了“思宇责任社会”,我们是想通过一群人的努力来达到对社会的改变。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这个国家,我希望我们的中国更加美好,所以我愿意承担责任。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句话:雪化了是什么?我说雪化了是春天。

  (陈理行摘自《羊城晚报》)

  刘思宇口述 赵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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