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知之，绝不抱怨——专访台湾相声瓦舍创始人冯翊纲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冯翊纲,相声
- 发布时间:2012-02-13 11:08
冯翊纲，台湾剧团相声瓦舍的创始人、剧作者和表演者。四十多岁，高个子，大肚皮，笑起来两条眉毛高高上拱，全无心事的样子。粉丝们常常跟着他的搭档宋少卿喊他“学长”，或者亲昵地称呼“冯伯伯”，相熟的人则喊“阿纲”、“阿纲老师”。
1988年，24岁的冯翊纲和21岁的宋少卿在街角公园“邂逅”，创立相声瓦舍，此后两人的名字就绑在一起。这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怪一帅、一静一动的组合，一起说相声说了20多年。1997年，他们的原创相声剧《相声说垮鬼子们》登台，技惊四座，从此坚持每年创作一部相声剧，每年巡演100场。
2011年底，相声瓦舍代表剧目《东厂仅一位》来北京、上海演出，这是他们的作品第一次来到大陆。尽管冯翊纲出于种种原因，将2001年该剧首演时的内容替换了三分之二，期待已久的观众还是反应热烈，当舞台上唱起经典段子“东厂之歌”时，台下欢腾起一片大合唱。
“观众好像自发组织起来的粉丝团，我们演得好开心。”第一场演出后，冯翊纲笑嘻嘻地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此前他还担心现场反应不理想，反复叮嘱同台的宋少卿、黄士伟，“无论什么情况，要镇定。”
现在他则期待，以后每年甚至每季都可以来大陆演出。下一个想搬来的戏，是讲述1949海峡两岸大迁徙的《两光康乐队》。
冯翊纲已来大陆多次。上世纪80年代曾随父返回陕西省亲，2002年与宋少卿拜常宝华先生为师，近年来又因在赖声川话剧《宝岛一村》中扮演山东人“老朱”为大陆观众熟知。赖声川是他的另一位老师，80年代《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在台湾首创相声剧的形式时，还在大学的冯翊纲正为表演工作坊抄写剧本，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后相声瓦舍的发展方向。
如今20多年过去，已是大学教授的冯翊纲依旧是一副天真样子：最爱孙悟空，需要“莫名其妙笑一笑”的时候就去翻几页《西游记》；爱买玩具，号称随时可以开十八周的课——讲日本玩具工业与变形金刚发展史。
我骨子里还是个知识分子
《瞭望东方周刊》：你既是创作者，又是表演者，你对自己这两个角色有什么样的期待和要求？
冯翊纲：这两个角色是蛮拉扯的。做创作要极度严谨，才能审慎地、瞻前顾后地把一个东西有组织地建构出来。可是演员又要极度奔放、调侃，甚至蔑视作者。
我们都是从演员起家，易卜生的剧本拿来看一眼，哦，我知道怎么弄。对待易卜生尚且这样，对待莎士比亚更是如此，希腊悲剧就更是——谁知道什么希腊悲剧啊？要按我的方式演。演员都是这种态度。
演员的二度创作过程有的时候是对作者的蔑视，或者是让作者死亡。《暗恋桃花源》里就调侃这个。导演说：“我记得当时不是这个状况。”“导演，什么叫‘当时’啊，我们现在在演戏哎。”这就是对原始创作者的调侃，有没有？
现在我身为自己剧团的编剧，亲眼看到我的搭档调侃我的作品，不但不能阻止他们，还要欣赏他们——你知道你写出来的东西，没有他们颠覆是不会精彩的。同时我自己还要调侃，这是一种拉扯。
我期待我同时能做到：严谨地创作，并且快乐地颠覆。我一直在找这个平衡。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回过头来重新检视十年前的作品，你是什么评价？
冯翊纲：多半来讲我还是不失望的。我这样形容自己，学而知之者。
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先天才华的人，但是好想多做一点创意的东西。因为赖声川是我的榜样，我好想像他这样。赖声川是天才儿童啊，我不是，然后就觉得，赖老师大我十岁，创意奔放到这种程度，我也到了他十年前创作的年纪了，我还没有像他那样写出《暗恋桃花源》。我不但还没有写出《暗恋桃花源》，他又已经写出《宝岛一村》了，这怎么得了？但是我没有把它理解为一种压力，还是作为自己的榜样，督促自己写出好东西来。
回到我自己的问题上来，因为这样，所以每一次写东西，查资料都比较勤快。现在回过头来看，就觉得，嗯，嫩了一点，但是用功的地方自己还看得见，当时为什么这么写，是因为查考了什么思考了什么，都有缘由，没有乱写。
《瞭望东方周刊》：你们的作品基本都是从历史题材出发，借题发挥。你一般怎么寻找合适的题材来讲你想说的话？
冯翊纲：我常常拿《战国厕》当例子。有一天我坐朋友的车，在内侧车道要左转，外侧车道突然有一辆车逼进来，我们不得不紧急刹车，两个人都踉跄一下。朋友一身冷汗，大骂一句。我就说，那开车的人比较急，这证明了他是中国人。中国人永远都要证明我比别人急，我比别人快，我比别人得大一点儿。历朝历代，我姓李的就要比姓刘的优秀一点，我姓朱的又要比姓李的强悍一点，甚至于自家兄弟在一块儿的时候也要比。
我说以前姓李的那一家啊，老二身段比较柔软，朋友满天下，可是按照中国人的老观念，要传家给太子，老三也就因此早就依附了大哥。所以老二就靠他外面的朋友，把老大老三困死在月城里面，射死他们。朋友一愣，问，这是什么朝代的事？我说这是玄武门之变啊？他说，哦，玄武门之变，听过这个词，原来讲的是这个故事啊。
我回来之后就想，有人不知道玄武门之变，我应该用更简单的方法让人家知道它；也应该让人家知道什么是五胡乱华。于是，这些在学校时被老师要求背诵过的关键性名词，我想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让年轻人听了有反应。但是这不能用讲历史的办法，不然就变成上课了，那我用什么办法解释历代统治呢？
我习惯在工作室跟大家扯，这时候有同事就在旁边插了一句，管屁眼啊，把人的屁眼都塞住啊，准他拉屎的时候才能拉。我说这个要在台上讲太怪了吧，然后就想到厕所，对，上厕所，你上厕所都要归我管。于是，《战国厕》！就这样。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一般会触动你的点是？
冯翊纲：往往是生活中的一些讯息，或者，我自吹自擂一下：有一种算是关心的东西，觉得别人也要知道的关心。而这种关心刚好是我可以做的，我就来做这件事。我骨子里还是认为自己应当是个知识分子。
缺乏历史感的人，很快就虚空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过，“我要写的不是历史，是大历史中的人。”我自己看你作品的时候也觉得，很多时候最打动人的不是针锋相对的你来我往，而是那些娓娓道来的故事，比如《相声说垮鬼子们》里面“煎饼果子”的段落。
冯翊纲：你提到“煎饼果子”就太对了。台湾的痖弦老师，是我妈妈的老同事，我从小管他叫舅舅。80年代他在《联合报》的文学副刊，大三暑假时我去做实习生。有一天中午，我下来偷抽烟，之后不想马上回办公桌，就在联合报大厅吹冷气，舅舅喝醉了酒回来，脸通红，一进来看到我，说，来，坐着。
他就在那里对我说话：“我出门的那天哦，我妈给我烙了个饼。同学在外面敲：‘王庆麟，王庆麟，快点啊！’‘我同学都来了，妈，我走了。’‘不行啊，我马上给你弄个饼。’‘不要啰嗦了。’我就往外走。妈赶紧烙好饼追出来，‘拿着拿着。’‘你烦啊！’我一扬手，‘啪’一声，饼掉在地上？？我跟我妈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你烦啊！’我这辈子再也没见过她？？”说完他大哭。
他中午喝了一点酒，看到一个晚辈，就开始噼里啪啦讲这些事。我整个木在那边，当时没有任何反应，但是这件事就永远留在我身上。
痖弦老师这番话形成了我作品里“煎饼果子”那一段以及那一整出戏。那个暑假，我创办相声瓦舍，开始跟宋少卿认识。痖弦舅舅知道以后，选了一篇梁实秋写跟老舍一块说相声的文章，登在《联合报》副刊。这等于是在暗暗鼓励我。我就存着那文章。后来就有了1997年《相声说垮鬼子们》里的舒大春、梁小秋上台说相声。酝酿了九年啊，一直不敢下手。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你第一次创作剧本的时候，就很自然会从历史的题材切进去。
冯翊纲：因为我父亲那一代人是背负着大历史的线条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或者说，我的出现是他们想要进行的历史正轨的岔线。
我们这些人出生是意外啊。我妈妈河北人，我爸爸陕西人，他们两个如果按照正常状况是见不到面的，偏偏他们在台湾相会，才会出我这个人，才会有接下来的事情。所以我们是历史造就出来的生命。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缺乏历史感的人会缺乏什么东西？
冯翊纲：我的直觉回答是，缺乏自信。因为看不到自己从哪里来，很快就虚空了，不着路线了。
要找机会多温和地谈话
《瞭望东方周刊》：听说你们计划的下一部作品是《观纸》，那是怎样的故事？
冯翊纲：这可能是2013年才会看到的作品。40年代，永州柳子庙，一帮河南逃难来的学生在此过夜。我要为柳州的那一夜写个故事。我要写唐宋八大家跑到柳子庙来拜访柳宗元——柳子庙的戏台上原来是八仙——在那一夜用幻觉、戏剧跟文学的调侃、浪漫营造一场梦。
《瞭望东方周刊》：也是跟现实穿插？
冯翊纲：对，现实部分中有一个故事，也是看历史资料看到的。
胡适先生曾有一位红粉知己，胡适离开安徽之后，她一直留在安徽，成为教授。但是从胡适离开之后，她的时间就冻结了，她每天心里面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适之你什么时候回来？几十年之后，老太太知道自己要走了，交待可能办理她后事的人，说把我葬在去往绩溪的路旁，适之回来的时候一定会路过，说不定就会看见我呢。她说这话的时候，胡适已经去世十年，但她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的，但是我到时候不会用真的人名。
《观纸》有一段设定，是关于《古文观止》这本书的来去，当年的故事是：学生们从河南到湖南，有一个女生说我要回河南，不跟你们走了。她有一本保护得很好的《古文观止》，借给大家：“记得以后书要还我。”有位男同学就报告校长，校长说不容易，吩咐学生每个人抄三十篇，每个人背诵十五篇，就这样传抄。60年后，这位老先生回河南老家见女同学，一本《古文观止》完璧归赵。
我要把这个故事变成更有爱情味道的桥段，变成他们是一对，可能还会变成把书送回到坟头上。
《瞭望东方周刊》：这么听下来我觉得有变化，早期触发你灵感的更多是对现实的不满？？
冯翊纲：对，年轻嘛。小时候算是爱读书，现在算是把书念进来了。年纪大了，那些知识在你身上产生的反刍和浪漫，年纪大一点才会体会到那个美感。别人随便说一点什么，诶，知道哎，可以聊聊。那个美感，自己美滋滋的感觉，就会上来。所以就会进入一种真正浪漫的状态。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感觉上你后期的作品要温和一点。
冯翊纲：会越来越温和。其实有一个关键性的原因，我父亲在三年前走了，突然之间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了很多父亲跟我讲的话，我这才发现，原来我跟我父亲一辈子没有讲过几句话。这时我才觉得，哎呀，好像应该在（父子）语言的沟通上少一点儿看不惯，少一点儿你怎么了我、我怎么了你这类，要找机会多温和地谈话。
我既然是个表演人，就从自己做起，对所有的观众采取比较温和的状态。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有没有观众反馈说，最近这几年的戏不好笑了。
冯翊纲：我无所谓。我的目标不在于让你立刻觉得好笑，因为幽默的本质不在于让你立刻好笑，humor要如何sense，这就要问你了。我在这里提出这些状态、这些内容，如果你有幽默感，它就会在你的心里打转。
《瞭望东方周刊》：听说你对《恶邻依依》最满意？
冯翊纲：非常满意。我觉得我创意上的奔放开始了。我在比较放松、浪漫的心情下做了这个作品，做完之后再回头看，觉得，哇，我居然敢写出这样的作品，有一点高兴。
绝不抱怨，因为没有时间
《瞭望东方周刊》：在眷村长大给你带来什么影响？很多人讲起来都不一样。朱天心觉得那种自小被贴标签的状态带来对政治天然的关心，也是写作最初的动力；吴念真可能会觉得重要的是五花八门的人，是故事的源泉与能力。不知道你是怎样？
冯翊纲：我从很早就察觉到一件事情，我出生的年代是一个“有”的年代。在眷村里面，从“无”到“有”到“多”，这件事情好明显。我出生没多久后就常常听到这句话：“哎哎哎，不要得意哦，你已经都有了，我们小时候没有啊。”“哎哎哎，烧热水洗澡，我们小时候可没有热水洗澡的哦。”这种话每天都充斥在我的生活里，所以我经常会想到，哦，我是“有”的。然后我是亲眼看见我们是从“有”变“多”，宽裕起来了。
眷村对我的影响是：我非常知足，是的，你们以前没有，幸亏你们这么努力，从无到有，使我可以从有变多。这个所谓的无跟有，是物质上的也是心理上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小时候家境是比较好的？那跟你在《宝岛一村》里扮演的角色不同。
冯翊纲：对，是相反的。我父亲是黄埔陆军官校二十六期的，他是将官，退休时候是少将。
《宝岛一村》里吴将军的儿子在家里跟妈妈讲话：你管我？！其实将军的儿子十个里面大概有九个是那个德性，我刚好是那个乖一点的。我觉得这跟我有一个很“凶”的妈有关，我爸平时不在家的，我跟我爸不熟。而且我们出生时爸爸还只是中校，但是他升官很快，我年纪小小他就已经是将官。我们会很得意，但是妈妈管我们很严：注意你们的态度，你爸爸是将官又不是你是将官。
《瞭望东方周刊》：你爸爸这么高的军衔，他对你读艺术、做表演没有意见吗？
冯翊纲：这就是更奇特的地方，也是我非常感激他们的地方。他甚至在我没考上的两年都不吭声，在我终于考上放榜的时候，他自己跑到榜单前面，跟我的名字拍了一张合影，非常得意。
他自己没有念大学，而且他说记忆中家里面没有人碰过大学这个名词。我是第一个念大学的，更是第一个念完研究所的，嘿嘿。
《瞭望东方周刊》：好像你从小就有很感恩很知足的状态。
冯翊纲：是，绝不能抱怨，没有资格。现在回想起来，我爸妈太棒了，他们就是放任自己的儿子，只要念书，你爱干嘛干嘛。天下父母如果都这样子，天下太平就会快一点。你不要让想做赛车手的人去念医学院法学院嘛，他成为赛车手才发挥他的才能。
《瞭望东方周刊》：你有自己觉得比较遗憾的事情吗？
冯翊纲：没有。我就这么直白地告诉你，真的没有。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做任何一丝抱怨。这是我和我太太常常聊的。我说我们没有很有钱，没有那么大的办法呼风唤雨，但也没有那么多事，所以我们夫妻可以一直在一起讲讲话。赖声川那个忙法，丁乃竺都得照顾他，才能保持夫妻在一起的状态。我就对太太说，你看我们还有很多时间讲话，有够花的钱，幸亏你喜欢的是ZARA，不是Tiffany。你喜欢ZARA就太好办了，我的收入你买点ZARA，可以的。所以太太就高兴了，太太高兴我也就高兴了。我们经常能够这样高兴，没有机会再抱怨。
《瞭望东方周刊》：很少能碰到一个人完全没遗憾，没抱怨。
冯翊纲：绝不抱怨，因为没有时间。
我觉得爸爸给我的影响和教育很重要。他是陆战队仪队第一任队长，腰上挎一把军刀，行撇刀礼，他年轻时候的外号就是“天下第一刀”。
这么风光的军人，晚年半身不遂，在轮椅上坐十年。但他脑子还那么清晰，他用单边的手写下他的回忆录，在走之前完成，印了五百本。现在我妈妈手上还有三四十本，他是一本一本送出去的！他在他有生之年了无遗憾地把书送给那些他想要他们看一看的人，当面送，同学不在了，给他太太送去。我妈每天就是陪着我爸搞这个事情，用生命最后的时间。
没有时间啊，所以人活着，生命里那一点点的幸福感，要设法把它铺得宽一点大一点。而我做喜剧演员，编这些东西，大家听了高兴，我就高兴。
《瞭望东方周刊》：这是你一开始学表演就……？
冯翊纲：没有那么清楚，是年纪大一点逐渐清楚的。之前还是得意忘形，觉得自己才华横溢，到半腰才发现原来自己不是才华横溢，愿意承认自己学而知之。
《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灵子 | 北京报道
……
1988年，24岁的冯翊纲和21岁的宋少卿在街角公园“邂逅”，创立相声瓦舍，此后两人的名字就绑在一起。这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怪一帅、一静一动的组合，一起说相声说了20多年。1997年，他们的原创相声剧《相声说垮鬼子们》登台，技惊四座，从此坚持每年创作一部相声剧，每年巡演100场。
2011年底，相声瓦舍代表剧目《东厂仅一位》来北京、上海演出，这是他们的作品第一次来到大陆。尽管冯翊纲出于种种原因，将2001年该剧首演时的内容替换了三分之二，期待已久的观众还是反应热烈，当舞台上唱起经典段子“东厂之歌”时，台下欢腾起一片大合唱。
“观众好像自发组织起来的粉丝团，我们演得好开心。”第一场演出后，冯翊纲笑嘻嘻地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此前他还担心现场反应不理想，反复叮嘱同台的宋少卿、黄士伟，“无论什么情况，要镇定。”
现在他则期待，以后每年甚至每季都可以来大陆演出。下一个想搬来的戏，是讲述1949海峡两岸大迁徙的《两光康乐队》。
冯翊纲已来大陆多次。上世纪80年代曾随父返回陕西省亲，2002年与宋少卿拜常宝华先生为师，近年来又因在赖声川话剧《宝岛一村》中扮演山东人“老朱”为大陆观众熟知。赖声川是他的另一位老师，80年代《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在台湾首创相声剧的形式时，还在大学的冯翊纲正为表演工作坊抄写剧本，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后相声瓦舍的发展方向。
如今20多年过去，已是大学教授的冯翊纲依旧是一副天真样子：最爱孙悟空，需要“莫名其妙笑一笑”的时候就去翻几页《西游记》；爱买玩具，号称随时可以开十八周的课——讲日本玩具工业与变形金刚发展史。
我骨子里还是个知识分子
《瞭望东方周刊》：你既是创作者，又是表演者，你对自己这两个角色有什么样的期待和要求？
冯翊纲：这两个角色是蛮拉扯的。做创作要极度严谨，才能审慎地、瞻前顾后地把一个东西有组织地建构出来。可是演员又要极度奔放、调侃，甚至蔑视作者。
我们都是从演员起家，易卜生的剧本拿来看一眼，哦，我知道怎么弄。对待易卜生尚且这样，对待莎士比亚更是如此，希腊悲剧就更是——谁知道什么希腊悲剧啊？要按我的方式演。演员都是这种态度。
演员的二度创作过程有的时候是对作者的蔑视，或者是让作者死亡。《暗恋桃花源》里就调侃这个。导演说：“我记得当时不是这个状况。”“导演，什么叫‘当时’啊，我们现在在演戏哎。”这就是对原始创作者的调侃，有没有？
现在我身为自己剧团的编剧，亲眼看到我的搭档调侃我的作品，不但不能阻止他们，还要欣赏他们——你知道你写出来的东西，没有他们颠覆是不会精彩的。同时我自己还要调侃，这是一种拉扯。
我期待我同时能做到：严谨地创作，并且快乐地颠覆。我一直在找这个平衡。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回过头来重新检视十年前的作品，你是什么评价？
冯翊纲：多半来讲我还是不失望的。我这样形容自己，学而知之者。
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先天才华的人，但是好想多做一点创意的东西。因为赖声川是我的榜样，我好想像他这样。赖声川是天才儿童啊，我不是，然后就觉得，赖老师大我十岁，创意奔放到这种程度，我也到了他十年前创作的年纪了，我还没有像他那样写出《暗恋桃花源》。我不但还没有写出《暗恋桃花源》，他又已经写出《宝岛一村》了，这怎么得了？但是我没有把它理解为一种压力，还是作为自己的榜样，督促自己写出好东西来。
回到我自己的问题上来，因为这样，所以每一次写东西，查资料都比较勤快。现在回过头来看，就觉得，嗯，嫩了一点，但是用功的地方自己还看得见，当时为什么这么写，是因为查考了什么思考了什么，都有缘由，没有乱写。
《瞭望东方周刊》：你们的作品基本都是从历史题材出发，借题发挥。你一般怎么寻找合适的题材来讲你想说的话？
冯翊纲：我常常拿《战国厕》当例子。有一天我坐朋友的车，在内侧车道要左转，外侧车道突然有一辆车逼进来，我们不得不紧急刹车，两个人都踉跄一下。朋友一身冷汗，大骂一句。我就说，那开车的人比较急，这证明了他是中国人。中国人永远都要证明我比别人急，我比别人快，我比别人得大一点儿。历朝历代，我姓李的就要比姓刘的优秀一点，我姓朱的又要比姓李的强悍一点，甚至于自家兄弟在一块儿的时候也要比。
我说以前姓李的那一家啊，老二身段比较柔软，朋友满天下，可是按照中国人的老观念，要传家给太子，老三也就因此早就依附了大哥。所以老二就靠他外面的朋友，把老大老三困死在月城里面，射死他们。朋友一愣，问，这是什么朝代的事？我说这是玄武门之变啊？他说，哦，玄武门之变，听过这个词，原来讲的是这个故事啊。
我回来之后就想，有人不知道玄武门之变，我应该用更简单的方法让人家知道它；也应该让人家知道什么是五胡乱华。于是，这些在学校时被老师要求背诵过的关键性名词，我想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让年轻人听了有反应。但是这不能用讲历史的办法，不然就变成上课了，那我用什么办法解释历代统治呢？
我习惯在工作室跟大家扯，这时候有同事就在旁边插了一句，管屁眼啊，把人的屁眼都塞住啊，准他拉屎的时候才能拉。我说这个要在台上讲太怪了吧，然后就想到厕所，对，上厕所，你上厕所都要归我管。于是，《战国厕》！就这样。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一般会触动你的点是？
冯翊纲：往往是生活中的一些讯息，或者，我自吹自擂一下：有一种算是关心的东西，觉得别人也要知道的关心。而这种关心刚好是我可以做的，我就来做这件事。我骨子里还是认为自己应当是个知识分子。
缺乏历史感的人，很快就虚空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过，“我要写的不是历史，是大历史中的人。”我自己看你作品的时候也觉得，很多时候最打动人的不是针锋相对的你来我往，而是那些娓娓道来的故事，比如《相声说垮鬼子们》里面“煎饼果子”的段落。
冯翊纲：你提到“煎饼果子”就太对了。台湾的痖弦老师，是我妈妈的老同事，我从小管他叫舅舅。80年代他在《联合报》的文学副刊，大三暑假时我去做实习生。有一天中午，我下来偷抽烟，之后不想马上回办公桌，就在联合报大厅吹冷气，舅舅喝醉了酒回来，脸通红，一进来看到我，说，来，坐着。
他就在那里对我说话：“我出门的那天哦，我妈给我烙了个饼。同学在外面敲：‘王庆麟，王庆麟，快点啊！’‘我同学都来了，妈，我走了。’‘不行啊，我马上给你弄个饼。’‘不要啰嗦了。’我就往外走。妈赶紧烙好饼追出来，‘拿着拿着。’‘你烦啊！’我一扬手，‘啪’一声，饼掉在地上？？我跟我妈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你烦啊！’我这辈子再也没见过她？？”说完他大哭。
他中午喝了一点酒，看到一个晚辈，就开始噼里啪啦讲这些事。我整个木在那边，当时没有任何反应，但是这件事就永远留在我身上。
痖弦老师这番话形成了我作品里“煎饼果子”那一段以及那一整出戏。那个暑假，我创办相声瓦舍，开始跟宋少卿认识。痖弦舅舅知道以后，选了一篇梁实秋写跟老舍一块说相声的文章，登在《联合报》副刊。这等于是在暗暗鼓励我。我就存着那文章。后来就有了1997年《相声说垮鬼子们》里的舒大春、梁小秋上台说相声。酝酿了九年啊，一直不敢下手。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你第一次创作剧本的时候，就很自然会从历史的题材切进去。
冯翊纲：因为我父亲那一代人是背负着大历史的线条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或者说，我的出现是他们想要进行的历史正轨的岔线。
我们这些人出生是意外啊。我妈妈河北人，我爸爸陕西人，他们两个如果按照正常状况是见不到面的，偏偏他们在台湾相会，才会出我这个人，才会有接下来的事情。所以我们是历史造就出来的生命。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缺乏历史感的人会缺乏什么东西？
冯翊纲：我的直觉回答是，缺乏自信。因为看不到自己从哪里来，很快就虚空了，不着路线了。
要找机会多温和地谈话
《瞭望东方周刊》：听说你们计划的下一部作品是《观纸》，那是怎样的故事？
冯翊纲：这可能是2013年才会看到的作品。40年代，永州柳子庙，一帮河南逃难来的学生在此过夜。我要为柳州的那一夜写个故事。我要写唐宋八大家跑到柳子庙来拜访柳宗元——柳子庙的戏台上原来是八仙——在那一夜用幻觉、戏剧跟文学的调侃、浪漫营造一场梦。
《瞭望东方周刊》：也是跟现实穿插？
冯翊纲：对，现实部分中有一个故事，也是看历史资料看到的。
胡适先生曾有一位红粉知己，胡适离开安徽之后，她一直留在安徽，成为教授。但是从胡适离开之后，她的时间就冻结了，她每天心里面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适之你什么时候回来？几十年之后，老太太知道自己要走了，交待可能办理她后事的人，说把我葬在去往绩溪的路旁，适之回来的时候一定会路过，说不定就会看见我呢。她说这话的时候，胡适已经去世十年，但她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的，但是我到时候不会用真的人名。
《观纸》有一段设定，是关于《古文观止》这本书的来去，当年的故事是：学生们从河南到湖南，有一个女生说我要回河南，不跟你们走了。她有一本保护得很好的《古文观止》，借给大家：“记得以后书要还我。”有位男同学就报告校长，校长说不容易，吩咐学生每个人抄三十篇，每个人背诵十五篇，就这样传抄。60年后，这位老先生回河南老家见女同学，一本《古文观止》完璧归赵。
我要把这个故事变成更有爱情味道的桥段，变成他们是一对，可能还会变成把书送回到坟头上。
《瞭望东方周刊》：这么听下来我觉得有变化，早期触发你灵感的更多是对现实的不满？？
冯翊纲：对，年轻嘛。小时候算是爱读书，现在算是把书念进来了。年纪大了，那些知识在你身上产生的反刍和浪漫，年纪大一点才会体会到那个美感。别人随便说一点什么，诶，知道哎，可以聊聊。那个美感，自己美滋滋的感觉，就会上来。所以就会进入一种真正浪漫的状态。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感觉上你后期的作品要温和一点。
冯翊纲：会越来越温和。其实有一个关键性的原因，我父亲在三年前走了，突然之间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了很多父亲跟我讲的话，我这才发现，原来我跟我父亲一辈子没有讲过几句话。这时我才觉得，哎呀，好像应该在（父子）语言的沟通上少一点儿看不惯，少一点儿你怎么了我、我怎么了你这类，要找机会多温和地谈话。
我既然是个表演人，就从自己做起，对所有的观众采取比较温和的状态。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有没有观众反馈说，最近这几年的戏不好笑了。
冯翊纲：我无所谓。我的目标不在于让你立刻觉得好笑，因为幽默的本质不在于让你立刻好笑，humor要如何sense，这就要问你了。我在这里提出这些状态、这些内容，如果你有幽默感，它就会在你的心里打转。
《瞭望东方周刊》：听说你对《恶邻依依》最满意？
冯翊纲：非常满意。我觉得我创意上的奔放开始了。我在比较放松、浪漫的心情下做了这个作品，做完之后再回头看，觉得，哇，我居然敢写出这样的作品，有一点高兴。
绝不抱怨，因为没有时间
《瞭望东方周刊》：在眷村长大给你带来什么影响？很多人讲起来都不一样。朱天心觉得那种自小被贴标签的状态带来对政治天然的关心，也是写作最初的动力；吴念真可能会觉得重要的是五花八门的人，是故事的源泉与能力。不知道你是怎样？
冯翊纲：我从很早就察觉到一件事情，我出生的年代是一个“有”的年代。在眷村里面，从“无”到“有”到“多”，这件事情好明显。我出生没多久后就常常听到这句话：“哎哎哎，不要得意哦，你已经都有了，我们小时候没有啊。”“哎哎哎，烧热水洗澡，我们小时候可没有热水洗澡的哦。”这种话每天都充斥在我的生活里，所以我经常会想到，哦，我是“有”的。然后我是亲眼看见我们是从“有”变“多”，宽裕起来了。
眷村对我的影响是：我非常知足，是的，你们以前没有，幸亏你们这么努力，从无到有，使我可以从有变多。这个所谓的无跟有，是物质上的也是心理上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小时候家境是比较好的？那跟你在《宝岛一村》里扮演的角色不同。
冯翊纲：对，是相反的。我父亲是黄埔陆军官校二十六期的，他是将官，退休时候是少将。
《宝岛一村》里吴将军的儿子在家里跟妈妈讲话：你管我？！其实将军的儿子十个里面大概有九个是那个德性，我刚好是那个乖一点的。我觉得这跟我有一个很“凶”的妈有关，我爸平时不在家的，我跟我爸不熟。而且我们出生时爸爸还只是中校，但是他升官很快，我年纪小小他就已经是将官。我们会很得意，但是妈妈管我们很严：注意你们的态度，你爸爸是将官又不是你是将官。
《瞭望东方周刊》：你爸爸这么高的军衔，他对你读艺术、做表演没有意见吗？
冯翊纲：这就是更奇特的地方，也是我非常感激他们的地方。他甚至在我没考上的两年都不吭声，在我终于考上放榜的时候，他自己跑到榜单前面，跟我的名字拍了一张合影，非常得意。
他自己没有念大学，而且他说记忆中家里面没有人碰过大学这个名词。我是第一个念大学的，更是第一个念完研究所的，嘿嘿。
《瞭望东方周刊》：好像你从小就有很感恩很知足的状态。
冯翊纲：是，绝不能抱怨，没有资格。现在回想起来，我爸妈太棒了，他们就是放任自己的儿子，只要念书，你爱干嘛干嘛。天下父母如果都这样子，天下太平就会快一点。你不要让想做赛车手的人去念医学院法学院嘛，他成为赛车手才发挥他的才能。
《瞭望东方周刊》：你有自己觉得比较遗憾的事情吗？
冯翊纲：没有。我就这么直白地告诉你，真的没有。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做任何一丝抱怨。这是我和我太太常常聊的。我说我们没有很有钱，没有那么大的办法呼风唤雨，但也没有那么多事，所以我们夫妻可以一直在一起讲讲话。赖声川那个忙法，丁乃竺都得照顾他，才能保持夫妻在一起的状态。我就对太太说，你看我们还有很多时间讲话，有够花的钱，幸亏你喜欢的是ZARA，不是Tiffany。你喜欢ZARA就太好办了，我的收入你买点ZARA，可以的。所以太太就高兴了，太太高兴我也就高兴了。我们经常能够这样高兴，没有机会再抱怨。
《瞭望东方周刊》：很少能碰到一个人完全没遗憾，没抱怨。
冯翊纲：绝不抱怨，因为没有时间。
我觉得爸爸给我的影响和教育很重要。他是陆战队仪队第一任队长，腰上挎一把军刀，行撇刀礼，他年轻时候的外号就是“天下第一刀”。
这么风光的军人，晚年半身不遂，在轮椅上坐十年。但他脑子还那么清晰，他用单边的手写下他的回忆录，在走之前完成，印了五百本。现在我妈妈手上还有三四十本，他是一本一本送出去的！他在他有生之年了无遗憾地把书送给那些他想要他们看一看的人，当面送，同学不在了，给他太太送去。我妈每天就是陪着我爸搞这个事情，用生命最后的时间。
没有时间啊，所以人活着，生命里那一点点的幸福感，要设法把它铺得宽一点大一点。而我做喜剧演员，编这些东西，大家听了高兴，我就高兴。
《瞭望东方周刊》：这是你一开始学表演就……？
冯翊纲：没有那么清楚，是年纪大一点逐渐清楚的。之前还是得意忘形，觉得自己才华横溢，到半腰才发现原来自己不是才华横溢，愿意承认自己学而知之。
《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灵子 |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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