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瘾诊疗标准出台内幕
- 来源: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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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10-10 17:30
“每周上网40小时就是有网瘾”的网瘾标准被卫生部否认，本刊深入调查显示卫生部已经确认的定论为：网络成瘾是广义的精神疾病；治疗网瘾以药物和心理治疗为主；电击疗法暂停使用。
文 本刊记者 苏枫
“每周上网40小时就是有网瘾”，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某博士批露的这一网瘾标准，引发轩然大波。在两位少年猝死“网瘾训练营”的背景之下，网瘾疑似治疗标准的出台遭到了诸多围攻，各路网瘾治疗专家纷纷出马，在指责“40小时网瘾论”不科学的同时，都力推自己制订的网瘾诊疗标准。
风暴中心的卫生部三缄其口，连续九天，卫生部精神卫生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9月9日下午，精神卫生处一女性工作人员一接电话，得知记者询问网瘾标准制订进度，重重摔下了电话。制订网瘾标准的负责人除了否认“40小时”为不实消息外，亦不愿透露此标准的制定方式。
“你就拿这皮筋使劲弹自己的手”
“前几天报纸说的40小时就是网瘾，那个不科学。那个人也不是我们项目组的。他说是我们项目的，但是我们项目没这人。我就是项目负责人，现在网络成瘾的标准还在做，暂时不会公开发布。”田成华，卫生部网瘾诊疗标准课题组负责人断然否定了此前流传的网瘾治疗标准。
8月28日，网瘾患者刘菲（化名）到北医六院就诊，在排队半个小时后挂到田的专家门诊号。田成华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主治网络成瘾、烟酒成瘾等。1点半田开始接诊，在等候了4个小时候后轮到刘菲看病。整个“看病”过程历时17分钟，花费30元。
22岁的刘菲从初中开始迷恋各种网络游戏，一直到大学毕业，自己控制不了的想上网，目前与父母同住。田成华针对刘菲的情况开出了两个“药方”：“你每天固定个上网时间，比如每次30时，其他时间就把笔记本电脑交给你的父母保管，他们不在家的时候，让他们把房间锁上。”第二个药方是：“你弄一个闹钟，就是定上时，比如两个小时，到点你不管怎么按它都响，你就必须关电脑，不管当时正在干正事还是玩游戏！你弄一根橡皮筋，放电脑旁边。到点还玩的话，你就拿这皮筋使劲弹自己的手，把自己弄得很疼。多试几次，就管用了，你就知道疼了。”
田成华解释说，之前有个病人也是大学生，天天上网吧玩游戏，别的什么都不干。田成华的药方是劝他休学回农村，干一个夏天农活，体会生活的艰辛，或让他到社会上去，自己养活自己，体会挣钱的不易。他后来再到医院来说，终于想开了，不打游戏了。“但是你不一样啊。我们一般不会给女孩提这样的建议，让女孩去自己挣钱去。”田成华对刘菲说。
刘菲看完病后，买了根漂亮的皮筋，直接系在了自己的头发上。那天晚上当她习惯性地坐在电脑前的时候，似乎已经忘了后脑勺上那根皮筋的作用。
这种治疗方式如果是按即将制订出台的网瘾诊疗标准来执行，看起来相当容易。
“网瘾”标准课题之争
田成华并不是第一个准备制订标准的人。
诊断网瘾的标准其实一直有人在做，早在2005年11月，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的《中国青少年网瘾数据报告》就提出了国内首个网瘾评测标准。
陶然，北京军区总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近年来与偏居武汉的陶宏开齐名，人称“东邪陶然，西毒宏开”。陶然的网瘾标准在2008年6月被军队卫生部采用，陶然说：“这在我们军方已经到头了。军队的卫生部，是跟国家卫生部平级的。”
诸多标准出台之后，为什么还需要一个新标准？
这是因为缺乏一个权威的国家标准。但卫生部的选择让其倍受质疑，“北医六院是国家卫生部的直属医院，卫生部肯定选它（制订网瘾标准）。”陶然说，“但是我敢说，卫生部的标准95%以上都跟我的标准基本相同！他们非常清楚，谁在这个领域走在世界前沿！田成华的六院那边没有专门的基地，他到我那里要了80个病例进行临床治疗，作为网络成瘾标准制订的参照。”
除了卫生部正在制订网瘾诊疗标准，国家科技部也在做相关研究。
“科技部的这个项目很大，叫‘精神疾病的防治与示范’，是个4000万的项目，有10个分题，儿童精神疾病的防治与示范是其中一个分题。山东的分题是以网瘾切入来做的，当时申请的是400万。” 北京回龙观医院专家委员陈彦方说。陈是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的主持人。陈彦方认为，山东临沂杨永信的电击疗法虽然被卫生部暂时叫停，但仍有必要对该疗法进行科学研究。“我跟杨说过，如果你要证明这种疗法没有害处，你应该用科学的数据来说话。”陈彦方帮助杨设计了一个研究，并向科技部申请课题《青少年的心理障碍研究》，但没有中标。
“后来中标的是湖南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就是捅出‘每周上网40小时就有网瘾’的那个地方。山东临沂第四人民医院就没有争取到。”陈彦方苦笑着，遗憾地说，“都已经过去了。”
隶属国家卫生部管辖的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以下简称防治协会）也曾经试图确立一个网瘾标准。“2008年年底，协会向卫生部申请了一个网络行为成瘾方向的课题，交到卫生部之后，直到现在都没有回应，应该是没批。以后能不能批就不一定了。”防治协会副秘书长安莎莎说。
标准由谁来制定，关系到一个庞大群体的未来。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秘书长郝向宏认为这种多头管理的情况并不奇怪，他说：“网络成瘾在国家层面来说，应该说是非常明晰的，它不光是文化部门的职责，也不仅仅是信息产业部门的职责，同时还是卫生部门的职责。”
“卫生部百分之百的认为网瘾是个病”
陈彦方今年全程参加了国家卫生部召集的专家会议。他向记者透露，卫生部召开了三次专家会对网瘾诊断标准进行讨论，治疗标准暂时没有提上主要议程。
“先出诊断标准再出治疗标准，我们一般都是这么做的。”陈彦方说。今年3月份，卫生部疾控司的精神卫生处第一次召集各路专家开会。卫生部在3月份第一次会议上就向与会专家强调，网瘾诊断标准事关重大，需要慎重对待。
同样参与了卫生部会议的陶然说：“卫生部百分之百的认为网瘾是个病！”他所参加的第一次会议讨论的专家有十几个，其中就有北医六院的田成华，但不包括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专家。
3月份开会，与会专家共同的观点是：先谈诊断，再谈治疗。卫生部精神卫生处操办的是次会议确定了“网瘾诊治”标准的课题，并把这个课题交给北医六院做，由田成华负责。有诸多早就参与“网瘾诊治”的专家表示，北医六院在这方面并无明显优势，只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陈彦方称，每一次会议的主题一样，但重点不同。“6月份的会议是中级讨论，确定了三条定论：‘网络成瘾是广义精神疾病；网络成瘾治疗以药物和心理治疗为主，其它手段为辅；禁止使用电休克疗法，关于电刺激治疗需要进行科学研究后再决定是否使用，目前暂时停止使用。”
关于第三条定论，陶然的记忆与陈稍有出入：“卫生部说，绝对不能用电击治网瘾！6月份的会开了三个小时。大家用一个下午先讨论，再签字确定了这三大定论。”
陶然表示，6月份参会的专家除他之外，还有田成华、安定医院的郑毅、回龙观医院陈彦方、中华医学会专家。这一次会议的召集者不再是精神卫生科，而是卫生部医政司。医政司的出面显然加强了这一标准将会成为卫生行业政策的可能。
2009年8月1日晚，15岁的广西男孩邓森山在戒除网瘾的“起航拯救训练营”被打死。邓森山死亡后不到24小时，14岁的湖北男孩姚健被教官打死于湖北腾飞教育服务公司天海培训基地。
两起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事件打乱了原来的步骤，卫生部8月中旬某日上午再次召集专家开会。会议的主题增加了前两次会议所没有的内容，“主要讨论的是’治疗网瘾应该由哪些部门来协同作战？卫生部门能干啥？治网瘾的机构该谁来管理？”陶然说，“既然是疾病，当然是卫生部管理，这个很明确。卫生部门首先要制订标准，要规范治疗标准，规范市场，戒除网瘾的市场以后主要由卫生部门来管，不能由别的部门来管。大家（专家们）达成了这个共识，但这不是（卫生部）决议。”
这次会议上还出现了伦理学、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卫生部门显然意在扩大了咨询面，“网瘾问题”的社会反响使政策制定者更加谨慎。
陈彦方表示，那次会上，田成华说，“这个事情目前碰到了问题，现在要冷静一下反思一下，后面的事情以后再说。”实际上放慢了网络成瘾诊疗标准的制订步伐。
在最后一次会上，陈彦方提出了两条意见：“制订标准不应该光跟着国外走，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做。做出来要得到国际的认可。第一是我们国家人口众多；第二，网瘾这个问题在我国更常见，比西方国家更严重，我们只有独立自主地做出工作来，才能够适合我们国家的国情。”
推迟标准出台时间之后，田成华三缄其口。但参与卫生部会议的诸多专家都确认：网瘾诊断标准将先于治疗标准，首先出台。
……
文 本刊记者 苏枫
“每周上网40小时就是有网瘾”，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某博士批露的这一网瘾标准，引发轩然大波。在两位少年猝死“网瘾训练营”的背景之下，网瘾疑似治疗标准的出台遭到了诸多围攻，各路网瘾治疗专家纷纷出马，在指责“40小时网瘾论”不科学的同时，都力推自己制订的网瘾诊疗标准。
风暴中心的卫生部三缄其口，连续九天，卫生部精神卫生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9月9日下午，精神卫生处一女性工作人员一接电话，得知记者询问网瘾标准制订进度，重重摔下了电话。制订网瘾标准的负责人除了否认“40小时”为不实消息外，亦不愿透露此标准的制定方式。
“你就拿这皮筋使劲弹自己的手”
“前几天报纸说的40小时就是网瘾，那个不科学。那个人也不是我们项目组的。他说是我们项目的，但是我们项目没这人。我就是项目负责人，现在网络成瘾的标准还在做，暂时不会公开发布。”田成华，卫生部网瘾诊疗标准课题组负责人断然否定了此前流传的网瘾治疗标准。
8月28日，网瘾患者刘菲（化名）到北医六院就诊，在排队半个小时后挂到田的专家门诊号。田成华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主治网络成瘾、烟酒成瘾等。1点半田开始接诊，在等候了4个小时候后轮到刘菲看病。整个“看病”过程历时17分钟，花费30元。
22岁的刘菲从初中开始迷恋各种网络游戏，一直到大学毕业，自己控制不了的想上网，目前与父母同住。田成华针对刘菲的情况开出了两个“药方”：“你每天固定个上网时间，比如每次30时，其他时间就把笔记本电脑交给你的父母保管，他们不在家的时候，让他们把房间锁上。”第二个药方是：“你弄一个闹钟，就是定上时，比如两个小时，到点你不管怎么按它都响，你就必须关电脑，不管当时正在干正事还是玩游戏！你弄一根橡皮筋，放电脑旁边。到点还玩的话，你就拿这皮筋使劲弹自己的手，把自己弄得很疼。多试几次，就管用了，你就知道疼了。”
田成华解释说，之前有个病人也是大学生，天天上网吧玩游戏，别的什么都不干。田成华的药方是劝他休学回农村，干一个夏天农活，体会生活的艰辛，或让他到社会上去，自己养活自己，体会挣钱的不易。他后来再到医院来说，终于想开了，不打游戏了。“但是你不一样啊。我们一般不会给女孩提这样的建议，让女孩去自己挣钱去。”田成华对刘菲说。
刘菲看完病后，买了根漂亮的皮筋，直接系在了自己的头发上。那天晚上当她习惯性地坐在电脑前的时候，似乎已经忘了后脑勺上那根皮筋的作用。
这种治疗方式如果是按即将制订出台的网瘾诊疗标准来执行，看起来相当容易。
“网瘾”标准课题之争
田成华并不是第一个准备制订标准的人。
诊断网瘾的标准其实一直有人在做，早在2005年11月，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的《中国青少年网瘾数据报告》就提出了国内首个网瘾评测标准。
陶然，北京军区总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近年来与偏居武汉的陶宏开齐名，人称“东邪陶然，西毒宏开”。陶然的网瘾标准在2008年6月被军队卫生部采用，陶然说：“这在我们军方已经到头了。军队的卫生部，是跟国家卫生部平级的。”
诸多标准出台之后，为什么还需要一个新标准？
这是因为缺乏一个权威的国家标准。但卫生部的选择让其倍受质疑，“北医六院是国家卫生部的直属医院，卫生部肯定选它（制订网瘾标准）。”陶然说，“但是我敢说，卫生部的标准95%以上都跟我的标准基本相同！他们非常清楚，谁在这个领域走在世界前沿！田成华的六院那边没有专门的基地，他到我那里要了80个病例进行临床治疗，作为网络成瘾标准制订的参照。”
除了卫生部正在制订网瘾诊疗标准，国家科技部也在做相关研究。
“科技部的这个项目很大，叫‘精神疾病的防治与示范’，是个4000万的项目，有10个分题，儿童精神疾病的防治与示范是其中一个分题。山东的分题是以网瘾切入来做的，当时申请的是400万。” 北京回龙观医院专家委员陈彦方说。陈是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的主持人。陈彦方认为，山东临沂杨永信的电击疗法虽然被卫生部暂时叫停，但仍有必要对该疗法进行科学研究。“我跟杨说过，如果你要证明这种疗法没有害处，你应该用科学的数据来说话。”陈彦方帮助杨设计了一个研究，并向科技部申请课题《青少年的心理障碍研究》，但没有中标。
“后来中标的是湖南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就是捅出‘每周上网40小时就有网瘾’的那个地方。山东临沂第四人民医院就没有争取到。”陈彦方苦笑着，遗憾地说，“都已经过去了。”
隶属国家卫生部管辖的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以下简称防治协会）也曾经试图确立一个网瘾标准。“2008年年底，协会向卫生部申请了一个网络行为成瘾方向的课题，交到卫生部之后，直到现在都没有回应，应该是没批。以后能不能批就不一定了。”防治协会副秘书长安莎莎说。
标准由谁来制定，关系到一个庞大群体的未来。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秘书长郝向宏认为这种多头管理的情况并不奇怪，他说：“网络成瘾在国家层面来说，应该说是非常明晰的，它不光是文化部门的职责，也不仅仅是信息产业部门的职责，同时还是卫生部门的职责。”
“卫生部百分之百的认为网瘾是个病”
陈彦方今年全程参加了国家卫生部召集的专家会议。他向记者透露，卫生部召开了三次专家会对网瘾诊断标准进行讨论，治疗标准暂时没有提上主要议程。
“先出诊断标准再出治疗标准，我们一般都是这么做的。”陈彦方说。今年3月份，卫生部疾控司的精神卫生处第一次召集各路专家开会。卫生部在3月份第一次会议上就向与会专家强调，网瘾诊断标准事关重大，需要慎重对待。
同样参与了卫生部会议的陶然说：“卫生部百分之百的认为网瘾是个病！”他所参加的第一次会议讨论的专家有十几个，其中就有北医六院的田成华，但不包括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专家。
3月份开会，与会专家共同的观点是：先谈诊断，再谈治疗。卫生部精神卫生处操办的是次会议确定了“网瘾诊治”标准的课题，并把这个课题交给北医六院做，由田成华负责。有诸多早就参与“网瘾诊治”的专家表示，北医六院在这方面并无明显优势，只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陈彦方称，每一次会议的主题一样，但重点不同。“6月份的会议是中级讨论，确定了三条定论：‘网络成瘾是广义精神疾病；网络成瘾治疗以药物和心理治疗为主，其它手段为辅；禁止使用电休克疗法，关于电刺激治疗需要进行科学研究后再决定是否使用，目前暂时停止使用。”
关于第三条定论，陶然的记忆与陈稍有出入：“卫生部说，绝对不能用电击治网瘾！6月份的会开了三个小时。大家用一个下午先讨论，再签字确定了这三大定论。”
陶然表示，6月份参会的专家除他之外，还有田成华、安定医院的郑毅、回龙观医院陈彦方、中华医学会专家。这一次会议的召集者不再是精神卫生科，而是卫生部医政司。医政司的出面显然加强了这一标准将会成为卫生行业政策的可能。
2009年8月1日晚，15岁的广西男孩邓森山在戒除网瘾的“起航拯救训练营”被打死。邓森山死亡后不到24小时，14岁的湖北男孩姚健被教官打死于湖北腾飞教育服务公司天海培训基地。
两起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事件打乱了原来的步骤，卫生部8月中旬某日上午再次召集专家开会。会议的主题增加了前两次会议所没有的内容，“主要讨论的是’治疗网瘾应该由哪些部门来协同作战？卫生部门能干啥？治网瘾的机构该谁来管理？”陶然说，“既然是疾病，当然是卫生部管理，这个很明确。卫生部门首先要制订标准，要规范治疗标准，规范市场，戒除网瘾的市场以后主要由卫生部门来管，不能由别的部门来管。大家（专家们）达成了这个共识，但这不是（卫生部）决议。”
这次会议上还出现了伦理学、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卫生部门显然意在扩大了咨询面，“网瘾问题”的社会反响使政策制定者更加谨慎。
陈彦方表示，那次会上，田成华说，“这个事情目前碰到了问题，现在要冷静一下反思一下，后面的事情以后再说。”实际上放慢了网络成瘾诊疗标准的制订步伐。
在最后一次会上，陈彦方提出了两条意见：“制订标准不应该光跟着国外走，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做。做出来要得到国际的认可。第一是我们国家人口众多；第二，网瘾这个问题在我国更常见，比西方国家更严重，我们只有独立自主地做出工作来，才能够适合我们国家的国情。”
推迟标准出台时间之后，田成华三缄其口。但参与卫生部会议的诸多专家都确认：网瘾诊断标准将先于治疗标准，首先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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