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老人的13年跨国诉讼

　　他一次次走上日本法庭，经历过漫长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路。但直到今天，这场历经13年的跨国诉讼，仍是一桩悬案。

　　文 本刊记者 兰燕飞

　　那张黑白照上，年轻的耿谆脸上有着劫后余生的喜悦。64年前，他从日本回国，在上海为军人设立的办事处，脱下一身破烂的衣衫，换上一套新呢子军服，带着一些盘缠，回到了家乡。那是1946年，他32岁。

　　河南襄城县，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95岁高龄的耿谆就住在这里，这也是他出生的地方。“我的一生都在这里”，他说。1932年参军，1946年回家务农，除去身为军人这14年的漂泊不定，出生于襄城县一家茶叶店的耿谆像他的祖辈一样，在这个小县城，一辈子都过着淡泊宁静的生活。

　　干休所一套二层小楼的房子，只有副县级的领导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耿谆的邻居几乎都是这个小县城曾经的父母官。他在这里长达90多年的岁月中，最高的职务是平顶山市人大代表、襄县政协副主席。老人的背已经有些驼，看东西需要高倍放大镜，走起路来喘气声音很大，他自嘲说“我太老了”。书房和卧室都在二楼，他的一天都在这里度过，包括上厕所。一年中，除了理发，他轻易不下楼。

　　他的爱好是书法，喜欢王羲之。经常有人上门来向他求字，眼睛还好的时候，耿谆写了很多字送给那些不忍心拒绝的人。现在，网上有人在卖他的字，老人是不知道的。眼睛越来越差后，他几乎不写字了，原本计划要写的回忆录在写了几千字后也被迫搁置。偶尔，几个孩子会回来看他，一个人的时候，全家福就放在书房显眼的位置，上面有他已经过世很多年的妻子。

　　从1944年到1946年，是耿谆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岁月。期间，他经历了抗日战争，在被作为战俘在日本当劳工的时间里，耿谆领导发动了著名的“花冈暴动”，并且作为日本横滨军事法庭（国际法庭BC级）的原告成为审判日本战犯重要的见证人。回国后的耿谆隐居家乡，直到1985年，耿谆获悉“花冈事件”的幸存者决定对日提出赔偿要求的消息后，已经71岁高龄的他决定站出来，连同幸存的中国劳工，一次次走上日本法庭，开始了漫长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路。2000年，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提出和解。虽然官司胜诉，但他直到今日拒不领取那笔补偿金。他说：“日本人不认为那是赔偿金，说是捐款。我没在和解书上签字，我不接受。”

　　从二楼的窗户望出去，窗下是绿色的藤蔓，上面是襄城县小小的一片天空，金银花的香味扑鼻而来。这是一个老人平淡如水的晚年。有日本的朋友来看他，随后离开，他也不知道会不会再见，但他还记得每一个来看他的人以及那些和日本有关的往事。

　　口述 耿谆

　　刀伤和弹孔

　　1943年底，为抗击日军，我奉命率连驻防洛阳。当时我任国民党第十一路军十五军六十四师一百零九团二营上尉连长。1944年5月上旬，日军用重火器对洛阳发起进攻，并由龙门一线向西下池推进。我所在的连队首当其冲，双方一交火便是血肉横飞。日军用五辆坦克开道，企图一举拿下西下池，打通直驱洛阳的门户。日军欲图西进，企图向西攻取西安、宝鸡，然后从川陕公路南下占领重庆，这样中国就被他们掌控了。因此日军对中原重镇洛阳志在必得，中国军队同样无法选择弃城，因为“擅离职守、临阵逃离者”将“格杀勿论”。我接到的命令就是“人在洛阳在”，我和战友们抱定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坚决不让敌军得手，战斗非常激烈。

　　对于军人来说，打仗就是死人，这样的事情时刻都在发生。在洛阳保卫战中，我的身上被刺刀刺中，同时腹部被一枚子弹打中，子弹从肚皮左侧进入，右侧飞出，还好没有碰着肠子，所以我拣回了一条命，但更多的人在这次战役中死了。后来，洛阳失守，我被日军俘虏。当时的日本，大部分青壮年都参战了，他们本土建设极度缺乏劳力，所以很多战俘都被运往日本充当劳工。我起初并不知道要去日本，日军把我们一批被俘官兵运到石家庄战俘营，后来又在北京清华园战俘营待了一段时间，随后辗转到天津、济南，最后是青岛。

　　我的伤口一直在痛，尤其是每到阴雨天的时候，痛了四五十年，九十岁以后才慢慢没有感觉了。

　　为一个日本人起义推迟了三天

　　1944年7月28号，我们300多人从青岛海岸上船，被押往日本。七天七夜在海上，日本人把所有人关在船舱里，因为天气炎热，有些人身体不好，又被打，死去后就被扔进大海。8月5日我们在日本本州下关上岸，8月8日到达秋田县花冈町中山寮作业点。

　　这个地方是一个矿山，由日本鹿岛公司在管理。我们的工作是挖河道，我们是第一批，后来又陆续来了几百人，当时大概有一千多人在那里当劳工。日本人对我们非常残忍，每天劳动十五六个小时，还不让吃饱，不让休息，冬天的时候还得继续泡在冰水里工作，一不小心就有皮鞭伺候。我的身边不断有人死去。那时我是劳工的大队长，每次看见这样的场景都是满腔怒火，但是，军人出身的我知道，如果发起暴动，我们的胜算是很小的。这里四面环海，即使有幸不被日本人抓到，你也无法逃出去啊。

　　后来，有一个叫薛同道的难友被几个日本监工凌辱至死，这个人的死坚定了我和一些战友们发动起义的决心。当时想法就是，反正早晚都是要死的，活着要受到这些日本人的凌辱，还不如豁出去和他们拼一下。我与刘智榘、刘虞卿、李光荣、张照国、贾毅民、宫耀光、李振平等商量对策。我们当时的计划是杀掉日本监工，直达北海道并在那里集结。如能突袭夺得船只则漂流大海，任其所至。如不得手，则背海与敌决一死战。

　　暴动时间，我们最初定在1945年6月27日晚11时。但那时我突然想到，监工中有个“老头太君”和“小孩太君”杀不得，这俩人平时同情我们，“老头太君”常让有病的劳工“慢慢地干活，没关系”；“小孩太君”掌管粮食，时常多给大家一点口粮。后来，大家经过讨论，决定将暴动时间，推延到这两个“太君”回家休息的6月30日。

　　后来，90年代我到日本参加“花冈暴动”的纪念活动时，还遇见了那个“小孩太君”，他也是个老人了，坐在轮椅上提起当年就忍不住大哭。他说，太感谢你们了，你们中国人有义气。

　　当天晚上，我们700多人按照事先的计划，打死监工后就开始逃跑。日本方面当时发动了宪兵、警察等2万多人，追捕我们。后来，还没到海边，到狮子山的时候，和来追捕我们的日本宪兵开始了斗争，但是，所有的劳工几乎都是精疲力竭，想搬石头和敌人拼命，石头没抱起来，人却栽倒在地，我们甚至连自杀的力气都没了，只能被抓。我作为头领在牢房受审，当地的报纸都把这件事登为头号新闻。

　　后来，日本秋田县法庭根据他们的法律，要判我死刑，其余人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20年、15年不等，最轻的也有5年。不过判决还没来得及执行，日本就战败了，我们这些劳工被美军第八先遣队救出。随后，一部分劳工被安排回国，我和一些主要负责人要作为日军残害中国劳工的见证人在盟军审判日本战犯时出庭作证，所以留在日本。花冈作业所所长河野被判处无期徒刑，花冈作业所中山寮寮长伊势、监工福和清水被判处绞刑。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被判为战争犯罪的劳工案件。

　　我于1946年11月才回国。

　　我心里未了的事

　　刚回国就遇上解放战争，国共打起来了。因为在花冈暴动中我的脑部受到重伤，需要长时间的休养。当时上海有一个专门为军人设立的办事处，在那里他们给我换了一身新衣服，而且按照连长的军衔发给我一套呢子军服，还有一些盘缠，我就回家了。

　　在被抓去日本前，我在老家已经结过婚。当时家乡人都说，我不可能活着回来，肯定早死了。但我妻子一直不相信，很奇怪，她就相信我一定会回来，结果我果然回来了。回来后家里高兴得不得了。后来就一直在襄县，添了三个子女，现在是一大家子人，四世同堂。

　　文革的时候也有影响，天天被批斗，说是国民党。后来到乡下去种菜，每天拿着锄头，施肥，再种菜，我那个时候已经50多岁了，还是很健康的，不比别人差。文革后给我平反，1984年我就回城了，后来还被推荐做了县政协副主席。

　　1985年6月30日，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消息，说日本秋田县大馆市政府隆重悼念四十年前花冈暴动中遇难的中国劳工，里面提到了当年一起参加暴动的刘智榘和李振平就在日本。我马上给刘智榘写了一封信，后来，他带了一个日本作家回国来拜访我，这个日本作家回国后发表《耿谆健在》的文章，听说当时在日本引起轰动。40年过去了，没有人想到我还活着啊。

　　1987年，日本政府邀请我到日本，参加为花冈事件死难者立碑的纪念活动，很多日本人都来找我，说要感谢我，当年发起暴动的时候没有扰民，没有伤害一个日本民众。一个曾经在东北参加过解放军的日本老太太坚持要采访我，我和很多日本的正义人士保持着很多年的友情。

　　后来，我们成立了“中国花冈受难者联谊会”，一边寻访当年的幸存者，一边准备向日本提出索赔。1989年，我们向日本“鹿岛建设”郑重提出了三项要求，要求对方：一、必须郑重谢罪；二、在北京、大馆各建一座纪念馆；三、必须付以经济赔偿，986名受难者，每人500万日元。但“鹿岛建设”拒绝答应后两项要求。我们1995年12月20日，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了诉讼，但是他们以诉讼时效已过的理由判决我们败诉。于是我们上诉到高等法院，高等法院从1998年7月开始，一共开了6次庭，到第7次要求协商和解。高等法院让我们坐下来和解，于是日本“鹿岛建设”拿出了5亿日元，但他们不说赔偿，而是说捐款。我拒不接受，没有在和解书上签字。5亿日元不但和我们开始要求的相差10倍，更关键的是，被虐待致死的劳工们没有得到应得的待遇，什么叫捐款？后来这钱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接收了，说是分发给那些幸存者以及受难者的后人。我不要这笔钱，我从来不会承认这个和解。

　　现在，当年的那些劳工几乎都已经死了，有一个最小的叫孟连祺，他不知道是不是还活着，大概只剩我一个人还活着了。

　　这是我心里一个未了的事。但我已经95岁了，也不可能去日本了，现在眼睛看不见，连提案也写不了了，这事就算搁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