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契约
- 来源:英才
- 关键字:契约,房地产,楼市
- 发布时间:2012-03-09 11:28
如果没有契约，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承诺了不兑现，信任与公平一夜间变成了天方夜谭。
2011年底，在中国各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上演了一幕幕契约缺失的大戏。在上海、南京、安徽……不堪调控重负的房地产开发商开始八折促销之后，购房者在售楼处闹事的新闻接二连三，甚至还出现了打砸抢的极端行为。闹事者的目的很简单：降价前的合约不能遵守，开发商要么退房，要么退钱。
同情者说，在“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阶级”的中国，这种行为情有可原。而更多声音则认为，“只能接受一个上涨的楼市”是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的表现，闹事者其实是以弱势之名，行暴徒之实。
其实，在我们身边为了私利撕毁契约的现象比比皆是。设想一下，如果只有弱肉强食，这个世界将会有多么可怕？
契约，这个名词，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在一个健康完善的商业社会，市场、契约等元素原本再简单不过，但往往，这些最基本的元素被冠以“特殊国情”的帽子之后，便可以存废由人了。
如果无视先公后私、先全局再个体的社会逻辑，不顾普遍的合理性而只是强调片面的现实性，社会的发展很可能误入歧途。
契约觉醒
主持人：契约精神代表着什么？其本质是什么？
刘凯湘：契约精神的本质就是平等，自由。法学中，广义的契约是公法意义上的，主要指公民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契约。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自由的。换句话说，公民自出生之日起，就与政府定下了契约，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交给政府，以便让政府更好地保障自己的私权利。政府的公权利不能强迫公民的私权利，政府的职能也不是管制公民、奴役公民、将公权利置于私权利之上。
而更多时候，契约是指私法中的概念。即契约能够保证所有的市场主体，意志都是自由的，不被暴力所胁迫。公民、自然人、法人之间进行的交易，权利转让，都是在平等基础之上的协商。只有自由意志得到保证，市场主体才能成为商品生产者、经营者。有了契约，人们才能够获取财产，社会才能够运转，才能进步。
滕斌圣：契约，是双方交易关系的确认。以契约来确认交易关系，本身是需要成本的。从交易成本经济学角度讲，如果能够抛弃契约而交易成功，成本显然是最低的。但是，人与人之间，无条件的信任根本不存在，这就需要用契约进行约定。
王忠明：契约在本质上代表着利益，是对多方权利、通过一定条文的明确界定，相应的责任和权益都会跟上。契约用责任的方式来履行，用分配的方式来兑现。对于契约的尊重，就是对于包括产权在内的一系列利益的尊重。为什么说改革开放是进步呢？就因为它是契约精神的觉醒。
主持人：契约精神和诚信、道德是什么关系？
滕斌圣：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契约，钻空子一定是有的。契约和诚信，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双方的诚信起点高，信任度高，契约就会订立得比较简单。反之亦然。但是，先小人后君子，契约还是要作为一个基础。
王忠明：所谓明规则和潜规则之间，也是有真空地带的。契约精神和契约至上精神之间的距离，就在于此。
契约缺失
主持人：中国是否缺乏契约精神？
雷颐：法律，就是最大的契约。但是，梁漱溟曾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提出：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法制无以形成，道德礼教气氛特别重，乃至与政治融为一体，故而法律只能居于辅助地位。
1949年建国之前，中国的契约精神在民间还是普遍存在的。商人、百姓之间，也是讲契约的。最典型的就是那些老字号、老手艺人之间存在着忠于雇主、忠于职守的氛围。但是，一套价值的毁灭可能只需一夜，重建却很难。计划经济的属性决定，一切都是计划好的，社会从此不再需要契约精神、职业伦理。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体，没有或不遵守契约的结果一定是受到惩罚。但现在的情况是，在多数人遵守契约，而个别人不遵守契约的情况下，不守约的人反而可能得到超额利润。久而久之，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就会变得非常之高。这就如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说：如果一个人撒谎，撒谎是有效的；全世界都撒谎，撒谎本身就自动失效。
王忠明：中国历史上对契约精神损害最大的就是“文革”。这种对契约精神的中断，中断的其实是中国的进步。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契约精神，市场经济就是由一系列契约关系组成的。改革开放也始于政府对小岗村契约的承认。
刘凯湘：中国传统文化提倡更多的不是契约。中国人最不愿意被别人视为“先小人后君子”。比如，购房者买房，合同上标明了房价，已经具有法律意义，后来行情变化，房价涨跌都是正常的交易风险。成熟的履行人，在合同订立的时候就应该理解这一点。如果你不能证明对方是恶意损害你的利益，那么，任何风险你都必须承担。这就是契约精神。
缺乏风险意识是契约精神缺乏的一种表现。房价为什么只能涨不能跌？而某些房企“补偿差价”的行为将这种气氛推向高潮：只要敢投资，无论前途如何，总有人承担后果。其实，市场经济风云变幻，血本无归和一夜暴富一样，随处可见。
滕斌圣：中华文化里的确有这样的基因：崇尚谋略、厚黑、潜规则。这套文化在现行的国际标准中是否能够通行，值得反思。目的有时能够证明手段的正确与否。中国人的目的导向——功利主义、现实主义，都太强烈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种倾向也意味着中国缺乏商业基因。如果做生意完全是利益导向，没有任何敬畏之心，那结果一定是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可以做，这是商业环境可悲的一面。契约精神的形成在西方，对于中国，是个舶来品。中国也有立字据、按手印的事情，都是粗线条的。多数时候，中国人讲究“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更像是一种江湖道义。但其实，为了自己所谓江湖道义，破坏契约，损坏更多人利益的事也很多。
契约重塑
主持人：中国文化中，为什么会缺乏契约精神？
刘凯湘：整套契约理论都是西方人提出来的：政府存在的目的是让公民能够幸福；而物质财富、精神需求都需要契约来保护。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帝王不靠法律维持社会秩序，而是靠所谓的伦理道义：社会关系就是君臣、父子、夫妻。长期以来，中国“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很淡漠。改革开放之后，情况有所改善，但从政府到老百姓，都没有真正从观念上理解契约精神。
雷颐：在过往的几千年中，中国的专制皇权政府是不讲契约的。政府一纸命令，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汉武帝的盐铁令开始就是如此，很多特权的形成只需要皇帝大笔一挥。
实际上，在西方古代社会，对商业诚信的破坏力量主要是贵族和王权，而不是商人自己。贵族和国王总是想拥有攫取他人财产的特权。不稳定的财产权不允许人们有长期的打算，及时取乐、尔虞我诈也曾经是社会风尚。亚当·斯密评论说：任何国家，只要她不具有管理的规范性和公正性，人民就不会享有财产的安全、契约信誉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商业和制造业要长期繁荣是不可能的。
政治权力凌驾于契约精神之上，也导致中国近代“官督商办”企业的失败，更成为清政府最终倒台的导火索。这种博弈在袁世凯和盛宣怀的斗争中就可见一斑。盛宣怀是个官僚商人，最初，他在李鸿章的提携下，经营轮船、电报、纺织、煤铁矿、铁路等洋务企业。而袁世凯上台不久，就想把官督商办企业都收归“国”有。有李鸿章做靠山，盛宣怀一直顺风顺水，李去世之后，他就败在袁世凯手下。
在这场争斗中，清廷、袁世凯和盛宣怀等人都尽力争取自己的利益，在没有任何契约精神的混沌状态下，谁的权力大，利益就归谁。这样的环境中，所有的胜败都只是政治博弈，与商业能力无关。一个商人哪怕把企业做到极致，最终一切还是没有保障。
滕斌圣：政府，在不得不有契约的情况下，多半只会综合眼前利益定立一个契约。比如房屋的70年产权——我们无法突破土地国有的框框，但是又希望住房商品化，房屋能够私有，所以搞出了这个折中办法。至于70年以后怎么样，没人知道，也没人去想解决办法。这种短期的契约造成的都是不确定性。所以，现在有很多的第一代企业家，未必愿意把企业传给第二代。因为他们并不愿意自己的孩子“野蛮生长”。
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的商业文明很像一个脆弱的鸡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打破，然后重建……因此，在不断打破、重建中震荡的鸡蛋，总是无法孵出小鸡。其言外之意是，中国永远无法从封建式的商业文明进化为现代商业文明。
王忠明：契约订立双方该思考什么，都是不同的。比如政府，应该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有助于企业更好地执行契约。如果宏观环境总是变动，契约就会沦为一纸空文，谁都不会执行。政府必须有长期的发展路线，既定的方向，不能轻易改变。而目前，中国缺乏的是对于官僚权力的限制，以及纯市场范畴的契约。
主持人/本刊记者 王雨佳
嘉宾/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 王忠明
近代史学家 雷颐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 滕斌圣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凯湘
……
2011年底，在中国各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上演了一幕幕契约缺失的大戏。在上海、南京、安徽……不堪调控重负的房地产开发商开始八折促销之后，购房者在售楼处闹事的新闻接二连三，甚至还出现了打砸抢的极端行为。闹事者的目的很简单：降价前的合约不能遵守，开发商要么退房，要么退钱。
同情者说，在“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阶级”的中国，这种行为情有可原。而更多声音则认为，“只能接受一个上涨的楼市”是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的表现，闹事者其实是以弱势之名，行暴徒之实。
其实，在我们身边为了私利撕毁契约的现象比比皆是。设想一下，如果只有弱肉强食，这个世界将会有多么可怕？
契约，这个名词，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在一个健康完善的商业社会，市场、契约等元素原本再简单不过，但往往，这些最基本的元素被冠以“特殊国情”的帽子之后，便可以存废由人了。
如果无视先公后私、先全局再个体的社会逻辑，不顾普遍的合理性而只是强调片面的现实性，社会的发展很可能误入歧途。
契约觉醒
主持人：契约精神代表着什么？其本质是什么？
刘凯湘：契约精神的本质就是平等，自由。法学中，广义的契约是公法意义上的，主要指公民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契约。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自由的。换句话说，公民自出生之日起，就与政府定下了契约，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交给政府，以便让政府更好地保障自己的私权利。政府的公权利不能强迫公民的私权利，政府的职能也不是管制公民、奴役公民、将公权利置于私权利之上。
而更多时候，契约是指私法中的概念。即契约能够保证所有的市场主体，意志都是自由的，不被暴力所胁迫。公民、自然人、法人之间进行的交易，权利转让，都是在平等基础之上的协商。只有自由意志得到保证，市场主体才能成为商品生产者、经营者。有了契约，人们才能够获取财产，社会才能够运转，才能进步。
滕斌圣：契约，是双方交易关系的确认。以契约来确认交易关系，本身是需要成本的。从交易成本经济学角度讲，如果能够抛弃契约而交易成功，成本显然是最低的。但是，人与人之间，无条件的信任根本不存在，这就需要用契约进行约定。
王忠明：契约在本质上代表着利益，是对多方权利、通过一定条文的明确界定，相应的责任和权益都会跟上。契约用责任的方式来履行，用分配的方式来兑现。对于契约的尊重，就是对于包括产权在内的一系列利益的尊重。为什么说改革开放是进步呢？就因为它是契约精神的觉醒。
主持人：契约精神和诚信、道德是什么关系？
滕斌圣：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契约，钻空子一定是有的。契约和诚信，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双方的诚信起点高，信任度高，契约就会订立得比较简单。反之亦然。但是，先小人后君子，契约还是要作为一个基础。
王忠明：所谓明规则和潜规则之间，也是有真空地带的。契约精神和契约至上精神之间的距离，就在于此。
契约缺失
主持人：中国是否缺乏契约精神？
雷颐：法律，就是最大的契约。但是，梁漱溟曾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提出：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法制无以形成，道德礼教气氛特别重，乃至与政治融为一体，故而法律只能居于辅助地位。
1949年建国之前，中国的契约精神在民间还是普遍存在的。商人、百姓之间，也是讲契约的。最典型的就是那些老字号、老手艺人之间存在着忠于雇主、忠于职守的氛围。但是，一套价值的毁灭可能只需一夜，重建却很难。计划经济的属性决定，一切都是计划好的，社会从此不再需要契约精神、职业伦理。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体，没有或不遵守契约的结果一定是受到惩罚。但现在的情况是，在多数人遵守契约，而个别人不遵守契约的情况下，不守约的人反而可能得到超额利润。久而久之，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就会变得非常之高。这就如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说：如果一个人撒谎，撒谎是有效的；全世界都撒谎，撒谎本身就自动失效。
王忠明：中国历史上对契约精神损害最大的就是“文革”。这种对契约精神的中断，中断的其实是中国的进步。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契约精神，市场经济就是由一系列契约关系组成的。改革开放也始于政府对小岗村契约的承认。
刘凯湘：中国传统文化提倡更多的不是契约。中国人最不愿意被别人视为“先小人后君子”。比如，购房者买房，合同上标明了房价，已经具有法律意义，后来行情变化，房价涨跌都是正常的交易风险。成熟的履行人，在合同订立的时候就应该理解这一点。如果你不能证明对方是恶意损害你的利益，那么，任何风险你都必须承担。这就是契约精神。
缺乏风险意识是契约精神缺乏的一种表现。房价为什么只能涨不能跌？而某些房企“补偿差价”的行为将这种气氛推向高潮：只要敢投资，无论前途如何，总有人承担后果。其实，市场经济风云变幻，血本无归和一夜暴富一样，随处可见。
滕斌圣：中华文化里的确有这样的基因：崇尚谋略、厚黑、潜规则。这套文化在现行的国际标准中是否能够通行，值得反思。目的有时能够证明手段的正确与否。中国人的目的导向——功利主义、现实主义，都太强烈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种倾向也意味着中国缺乏商业基因。如果做生意完全是利益导向，没有任何敬畏之心，那结果一定是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可以做，这是商业环境可悲的一面。契约精神的形成在西方，对于中国，是个舶来品。中国也有立字据、按手印的事情，都是粗线条的。多数时候，中国人讲究“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更像是一种江湖道义。但其实，为了自己所谓江湖道义，破坏契约，损坏更多人利益的事也很多。
契约重塑
主持人：中国文化中，为什么会缺乏契约精神？
刘凯湘：整套契约理论都是西方人提出来的：政府存在的目的是让公民能够幸福；而物质财富、精神需求都需要契约来保护。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帝王不靠法律维持社会秩序，而是靠所谓的伦理道义：社会关系就是君臣、父子、夫妻。长期以来，中国“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很淡漠。改革开放之后，情况有所改善，但从政府到老百姓，都没有真正从观念上理解契约精神。
雷颐：在过往的几千年中，中国的专制皇权政府是不讲契约的。政府一纸命令，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汉武帝的盐铁令开始就是如此，很多特权的形成只需要皇帝大笔一挥。
实际上，在西方古代社会，对商业诚信的破坏力量主要是贵族和王权，而不是商人自己。贵族和国王总是想拥有攫取他人财产的特权。不稳定的财产权不允许人们有长期的打算，及时取乐、尔虞我诈也曾经是社会风尚。亚当·斯密评论说：任何国家，只要她不具有管理的规范性和公正性，人民就不会享有财产的安全、契约信誉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商业和制造业要长期繁荣是不可能的。
政治权力凌驾于契约精神之上，也导致中国近代“官督商办”企业的失败，更成为清政府最终倒台的导火索。这种博弈在袁世凯和盛宣怀的斗争中就可见一斑。盛宣怀是个官僚商人，最初，他在李鸿章的提携下，经营轮船、电报、纺织、煤铁矿、铁路等洋务企业。而袁世凯上台不久，就想把官督商办企业都收归“国”有。有李鸿章做靠山，盛宣怀一直顺风顺水，李去世之后，他就败在袁世凯手下。
在这场争斗中，清廷、袁世凯和盛宣怀等人都尽力争取自己的利益，在没有任何契约精神的混沌状态下，谁的权力大，利益就归谁。这样的环境中，所有的胜败都只是政治博弈，与商业能力无关。一个商人哪怕把企业做到极致，最终一切还是没有保障。
滕斌圣：政府，在不得不有契约的情况下，多半只会综合眼前利益定立一个契约。比如房屋的70年产权——我们无法突破土地国有的框框，但是又希望住房商品化，房屋能够私有，所以搞出了这个折中办法。至于70年以后怎么样，没人知道，也没人去想解决办法。这种短期的契约造成的都是不确定性。所以，现在有很多的第一代企业家，未必愿意把企业传给第二代。因为他们并不愿意自己的孩子“野蛮生长”。
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的商业文明很像一个脆弱的鸡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打破，然后重建……因此，在不断打破、重建中震荡的鸡蛋，总是无法孵出小鸡。其言外之意是，中国永远无法从封建式的商业文明进化为现代商业文明。
王忠明：契约订立双方该思考什么，都是不同的。比如政府，应该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有助于企业更好地执行契约。如果宏观环境总是变动，契约就会沦为一纸空文，谁都不会执行。政府必须有长期的发展路线，既定的方向，不能轻易改变。而目前，中国缺乏的是对于官僚权力的限制，以及纯市场范畴的契约。
主持人/本刊记者 王雨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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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学家 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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