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已迁往四川南溪李庄，傅斯年致信陈寅恪，告之消息，并云西南联大也即将迁川，其时已在四川叙永建分校，如在香港不能支撑，可携家眷由香港转赴四川李庄，专任史语所研究员兼历史组主任一职。但此时陈家已一贫如洗，根本无资迁川，处在两难中的陈氏在走与留问题上摇摆不定，“盖居港地，进退维谷”。
1941年2月12日晚，几近陷入绝境的陈寅恪在答傅斯年的信中写道：“……于今年暑假将届时，即五月间，能设法为弟借贷国币五千元或英金百镑（与朱、杭诸公商之如何），以为移家至内地之费，则弟或不致愁忧而死，否则恐与兄无见之机矣……”
2月28日，陈寅恪再致函傅斯年，作为前封信的补充，在信中专门叮嘱傅斯年，“此函请并交大维一阅，因到渝须住其家，恐须预备被盖等，此行不带被也。”
傅斯年接信后，知道陈氏赴川的决心已定，便想方设法为其筹集川资，但来回奔波几圈，几无所获，最后不得不与西南联大的杨振声（金甫）协商，先从北大文科研究所资助三千元以解燃眉之急。但款尚未寄至香港，通往桂林的路又被日军截断。
当陈寅恪在势如牢笼的港岛左冲右撞，总是突不出重围之时，1941年12月8日，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发了。
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同日上午8时30分，日军空袭英军守卫的香港并以第38师团数万人之兵力进攻港岛。英国守军仅经18天抵抗便告崩溃，香港总督杨慕琦打着白旗亲到九龙半岛酒店向日本派遣军司令酒井投降，15000名驻港英军被俘，整个港岛为日军占领。随后，日本在香港设立了大本营直辖的占领地总督，以陆军中将矶谷为“港督”，受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节制。
当日军偷袭珍珠港和继之空袭港岛之日，正是傅斯年辞掉中央研究院代总干事职，从重庆返回李庄的次日。因连日乘船颠簸，傅氏头晕目眩，全身无力，几不能行步。一量血压，水银柱忽忽上窜，竟打破了先前的一切纪录。血压高症再度爆发，只得大把吃药，迷迷糊糊地昏睡。三天之后，当傅斯年在昏睡中得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消息后，立即意识到被困在香港的陈寅恪一家性命堪忧，必须立即设法促其离港，于是强撑病体，接连拍发了三封加急电报。
身处李庄的傅斯年为陈寅恪一家的命运忧心忡忡，请求中英庚款负责人杭立武等人设法营救之时，鉴于港岛已被日军团团围住且即将沦陷的危局，重庆国民政府火速派出飞机抵达香港，予以接应、抢运在战前滞留在香港的政府要员与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
12月18日，国民政府派出的最后一架飞机抵达香港机场，此时英港督杨慕琦已经通过广播公开宣布向日本投降，整个港岛事实上已在日军的控制之下，那些尚未来得及离港的政府要员和文化名人，已是大难临头，到了生死攸关的最后一刻。
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的提议，被傅斯年誉为“三百年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国学大师陈寅恪，当之无愧地被排在了“抢运”之列。此前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已拍发密电通知陈寅恪，令其做好准备，万勿错过这最后一线生机。
但当陈寅恪于兵荒马乱中携家带口匆忙赶到机场时，却被无情地挡在了圈外。与陈寅恪一道被挡在圈外的还有国民党元老廖仲凯夫人何香凝、国民政府检察院副院长许崇智、著名文化人士郭沫若、茅盾，同时还有中央研究院故院长蔡元培的夫人等等。阻挡者乃是蒋介石的老二、时任国民政府政行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女儿、随从和豢养的一大批保镖。
被孔家强占的飞机刚起飞两个小时，日军便进驻了这座当时香港唯一的一座堪能启用的机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孔家把持的飞机抵达重庆机场时，国民党中央正在召开五届九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制制度以修明政治》的决议案。
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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