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和维多利亚时期的人

　　紧张的洞房夜

　　2007年初，海伦娜·米基出版了专著《维多利亚式的蜜月：走向婚姻之床的路》。学术著作很难激发读者的兴趣，连学究都不行。不过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而且奇怪的是经常会成为热门话题。此时，《在切瑟尔海滩上》已经连着数个星期是最畅销的“文艺”小说之一，排在畅销书榜的前十位。

　　如果小说作者伊恩·麦克尤恩的所说属实，维多利亚式的蜜月在维多利亚时期结束后还持续了很久，一直到1962年7月。准确地说，是菲利普·拉金记录性交时代开始的六个月前。这个时代是从拉金《神奇之年》一诗中被多番引用的诗句开始的：

　　性交开始于

　　1963年

　　（于我，这年份相当的晚）

　　从悲哀的诗人（写于1967年6月）的说法就可看出，对《在切瑟尔海滩上》两个二十二岁的主角来说，这年份已经“太迟了”。麦克尤恩的小说是这样开始的：

　　他们年纪轻，有教养，在这个属于他们的新婚夜，都是处子身，而且，他们生活在一个根本不可能对性事困扰说长道短的年代。

　　接下去可能是当代小说中描写得最细致入微的新婚之夜。对新娘内裤中露出来的一根阴毛的关注，和伊丽莎白时期十四行诗人对心上人的眉毛毫无两致。结果是一败涂地。第二天早上这一对还是“处子身”。

　　麦克尤恩笔下的这一对新婚夫妇爱德华和弗洛伦斯，两人都是大都市大学的毕业生。按照1962年的标准，他们算是通晓世故的。旅店没有让人害怕的地方，但旅店的房间却令他们感到忧惧。我们知道他们是时代的孩子，而那个时代，是视性事为畏途的时代。他们俩，特别是新娘，和玛丽·斯托普斯在1918年《婚姻中的爱情》一书中描绘的新婚夫妻一样，身心受了极大的束缚，后果严重：

　　当妻子发现丈夫身体的真正面目，明白了她作为妻子得履行的角色，她可能会断然拒绝满足丈夫的欲望。新婚夜，丈夫不温柔体贴，导致新娘自杀或发疯的事例也不少。

　　要是伊恩·麦克尤恩更喜欢哥特式的笔调，或许会给《在切瑟尔海滩上》添上个副标题，叫做《新婚之夜惊魂记》。麦克尤恩的书名暗指马修·阿诺德的蜜月诗《多佛海滩》。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结婚的人要比今天还要多，这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后遗症。作为同样在1962年二十来岁、快要结婚、新近毕业的一族中的一员，我和麦克尤恩迥然不同。我得说，把爱德华和弗洛伦斯所表现的共同的性无知作为我这一阶层人士中的普遍现象，这不能令人信服。不过小说就是小说，不能作为信史。

　　不过，谁又敢言之凿凿呢？海伦娜·米基论述道，自18世纪以来，新婚之夜的房门就紧紧地关闭了。可以想见，挂出沾着血迹的床单这样的事，即便在据说是此风俗历史最长的意大利乡下，现在也已经不作了。如果哪儿还有谁从房门的匙孔里偷窥，可得为此付出代价的。

　　有一个相当有名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事例，米基着墨颇多。人们对1848年拉斯金夫妇约翰和艾菲新婚之夜的性事“了如指掌”。也就是说，什么都没发生。不过，我们真的是“了解”吗？主要的证据是妻子请求结束婚约，向法庭作出的解释。她说，夫妻之间从来不曾圆房。好几个月过去后，她的丈夫“终于告知真实的缘由……他以前想象的女人和他看到的我大相径庭，他不愿和我同房的原因是在4月10日的新婚之夜，他对我的身体感到嫌恶。”

　　人们普遍推测（拉斯金专家玛丽·勒琴斯是这么说的）：“让约翰对艾菲的身体感到嫌恶的很可能是她的阴毛”。可是，这种推测难道毫无漏洞吗？这是位四处游历的艺术史家，年近三十，在各个艺术院校肯定见识过无数的人体写生课。也有人为了让这种假设更加可信，添加了艾菲可能正处于经期。林德尔·戈登在她的T.S.艾略特的传记中，提到诗人和他的第一个妻子薇薇安的洞房之夜也是同样的一塌糊涂。迈克尔·黑斯廷斯的剧作《汤姆和薇薇安》就是以这个情节为基础的。传记作家的猜测，剧作家的想象可是，有谁真正了解呢？会有谁有朝一日得知真相呢？再说又会有谁有权利了解真相呢？

　　约翰会不会像替他辩护的评论家菲莉斯·罗斯所说的那样，得了暂时性的“蜜月尴尬症”？罗斯认定，拉斯金两口子的困境“乍看之下异乎寻常，事实上很可能没有那么怪异”。和斯托普斯的例子一样，一点点男士的体贴和耐心就能解决问题，而不必去见律师。拉斯金也不必糟污了名声，成了艺术史上的大太监。

　　米基就拉斯金两口子作为夫妻（或者说夫妻名实不符）的结论是，谁也无法确凿地了解真相。这将是个“千古悬疑”，或者就像这本书说的，是个“趣谈”。

　　卡莱尔夫妇的洞房之夜

　　另有一则类似的文坛传言。

　　1826年，汤玛斯和简·韦尔什·卡莱尔的新婚之夜遭遇了约翰和艾菲·拉斯金一样的惨败。这一传言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简的闺蜜，小说家杰拉尔丁·朱伊斯伯里。他们是在康姆里堤岸21号渡过洞房之夜的，这座小房子位于爱丁堡市区边上，是这座美丽的城市里不那么美丽的一角。据朱伊斯伯里说，后来简向她透露，新婚的第一个早上，卡莱尔在花园里发了疯似地把花都摧毁了。其中的象征意味不言自明。摘了花，却没有开苞。

　　另一个来源是文坛痞子弗兰克·哈利斯。哈利斯声称，他和知名医生理查德·奎因在休息室里聊过一次。医生在简的晚年给她做过一次体检。奎因医生检查过她的身体后，不可置信地告诉她说“啊！你的处女膜还是完整的。”之后，据说简（这是位最文雅端庄的女人，正如理查德爵士是维多利亚时期最审慎最受人尊敬的医生之一）透露，新婚夜汤玛斯在床单下自顾自地干了“他像是在摇来抖去的”。

　　理查德爵士（哈利斯断言）一点就明白：“可怜的家伙吓得只好上自个儿了”。后来，据称是奎因医生说的话被渲染成了另一种版本：简于1866年过世后，遗体被送到伦敦的圣乔治医院做了尸检，确定了她终其一生处女膜保持完整。

　　詹姆斯·克赖顿－布朗爵士（英国著名精神病学家）是卡莱尔最勇猛最义愤的辩护者之一。1903年，他把这些说法查实了一遍（哈利斯的说法一看就知道是瞎编胡说的），破费心思去做实地考察。他确认了康姆里堤岸21号的房子没有花园，而且婚礼举行于10月17日，也没有什么花可以摧毁的。本案告结。

　　克赖顿－布朗没有机会采访理查德·奎因爵士。不过，他找到了圣乔治医院当日的值班医生，里治－琼斯医生，确定没有对卡莱尔太太的遗体作过任何检查，也没有哪个验尸官做过检查。本案告结。房门关得更紧了，房内之事更加无从得知了。

　　所有深受谣传弊害的都得有像克赖顿－布朗那样的人来替他们辟谣才好。

　　多萝西娅的新婚之夜

　　经典文学作品中最出名的新婚之夜出自《米德尔马契》。海伦娜·米基在其“走向婚姻之床的路”的专著(见“紧张的洞房夜”)中称之为“虚构作品中新婚之夜的首要场景”。在小说中，乔治·爱略特三言两语跳过了多萝西娅·布卢克的真实体验。小说第十章中写到，晚宴后不久，“多萝西娅成了卡索本太太。她正在去罗马的路上。”读者忍不住要想，“成了”在这儿究竟是什么意思？只是姓氏的变动？是“姑娘”成了“妇人”？而拉斯金太太在1848年4月10日那个命中注定的夜晚却不曾实现这个转变。

　　对这部分卷出版的小说的首批读者来说，新婚之夜过后有两个月、十个章节的间隔，到了第二十章，叙述跳到了成了已婚妇人的多萝西娅，坐在罗马西斯廷大道上的漂亮公寓的房间里，“泣不成声”。卡索本先生在梵蒂冈（读者知道，他是和意气相投的独身的伙伴在一起）。我们得知，多萝西娅“没有什么明确的不满”。显然，是罗马“这架庞大的残骸”“使她的新婚生活更变得像梦一般光怪陆离”，让她眼泪汪汪。

　　即使像多萝西娅这样纤细敏感的女子，也很难把这场不可自已的大哭归咎为“这座帝国和教皇之城的巨大而破碎的启示”。直白地说，她还是不是处子之身？

　　读者基本认定卡索本在新婚之夜无法完成丈夫的职责。米基明思慎辨，斟酌证据后，得出不同的结论：

　　长久以来，评论家认为卡索本是性无能，因此卡索本夫妇俩并未圆房，但是在我看来，从他对“形式”的执着，他也会同样死板地尽到丈夫的职责。

　　为了证明两人间确有性事，即便属于“例行公事”的性质，而多萝西娅却视之为可怕的性骚扰，米基把她在罗马庞大的残骸前畏缩的梦魇解读成“极类似强奸幸存者会重复出现的可怕梦境”。这又是斯托普斯描绘的在新婚之夜上演的可怕一幕。

　　这一说可能有点牵强，无论如何也很难想象爱德华·卡索本牧师和强奸了鲁克莉丝的塔昆是一路人物。不过我觉得米基的推论基本是对路的，罗马西斯廷大道上是有性事发生的。这一话题不可避免地让人浮想联翩。我一向认为，第二十一章的题记中有个通过借用典故而不是比喻的提示：

　　她的举止端庄坦诚

　　绝不虚言假意

　　来充作精刮。

　　这一章接着前一章对多萝西娅抽泣的描述。拉迪斯劳来看望她，这是他们第一次单独见面。这一时刻可以看作是他们关系的开端：这一关系将给多萝西娅带来快乐得多的第二次蜜月。

　　乔治·爱略特的题记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时候，如果在常见的书或记忆中找不到合适的题记，她会自己用逼真的古典风格仿拟一个。这个题记我们仅仅知道是出自“乔叟”。注释告诉我们（除了研究中世纪的专家，极少有人能一眼看出出处），这几行字出自《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一则较少为人所知的故事：“医生的故事”。

　　这则故事比较短小，和其他更有名的故事相比毫不出彩。故事讲的是古罗马有位十四岁的妙龄少女，名叫维吉尼娅，被好色的法官阿庇乌斯所觊觎。维吉尼亚不肯失身，宁愿被砍头。她死去时，仍是清白处子身。

　　从表面上看，这更加证实了多萝西娅在罗马时仍未被开苞这一解释，而且很有可能在洞房夜，努力抵抗来保持自己的贞洁（就像麦克尤恩笔下的弗洛伦斯）。不过，从这一题记也可以得出相反的推论。爱略特的爱人是当年很受欢迎的领引潮流的科学家，乔治·亨利·路易斯。很难想象她没有意识到乔叟的用词在当代人耳朵里的意思（爱略特引用的乔叟原文是“semen”，在中古英语中意思是“seem”（看似），和现代英语中的“semen”（精液）同形——译注），也很难想象她要是愿意找，会找不到另一段文章或是另一个单词。这一提示暗指多萝西娅对肉欲之身明白得很。经过这番仔细穿凿（或许过于穿凿附会），证据倾向于支持米基的观点。

　　绿色康乃馨：“恶之花”

　　文学史上最逗笑最无厘头的花朵出现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第八章“皇后的槌球场”里。小女主人公遇见三个扑克牌花匠依照心牌皇后的命令，正在给白玫瑰上红色。心牌皇后非要花是红色的不可。

　　园艺专家告诉大家，另一种靠奇思妙想种出来的花，是传说中的黑郁金香。1850年，大仲马写了一本关于疯迷黑郁金香的传奇故事。奥斯卡·王尔德的招牌绿色康乃馨是不是和心牌皇后的红色玫瑰一样是人工加工的？或是和大仲马的《黑郁金香》一样的匪夷所思？

　　1894年，一个叫罗伯特·希琴斯的年轻文人出版了一本恶意的讽刺小说《绿色康乃馨》。小说是匿名出版的，将奥斯卡·王尔德和他的情人阿尔佛雷德·道格拉斯爵士稍稍换了一下名字，前者叫“爱斯美·阿麻林斯”，后者叫“雷吉·黑斯廷斯”。这个“阿麻林斯”的名字（与“老来少”的英文名谐音）显然是不怀好意精心挑选的。

　　希琴斯的故事是以花花公子雷吉顾影自怜地装扮自己开场的：

　　他将一支绿色康乃馨插入夜礼服里的钮孔里，用一枚针把它固定住，然后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是他在伦敦的卧室里靠窗的那面长镜子。

　　谣言在伦敦传了开来，说奥斯卡本人就是这部小说的作者，书名就是他的招牌钮孔插花。《绿色康乃馨》，这个别致的花样，虚构的作品，是对沉闷的世界开了个微妙的玩笑，能欣赏的也只有也是佩戴绿色康乃馨的同性恋人士了。

　　对这个谣言，王尔德很是着恼，给《倍尔美街报》写了封公开信。其中提道，“我发明了那朵奇异的花”，不过“那本出自中产阶级之手的平庸的书篡夺了本属于我的怪而美的名称，我无话可说，无事可做。花是艺术作品，这本书却不是”。

　　1895年，小说停止销售了：并不是因为王尔德的愤慨，而是在王尔德受审期间席卷全国的道德恐慌。审判的结果是他因有伤风化罪而被监禁。在雷丁监狱里可没有绿色康乃馨了。

　　奥斯卡是不是的确如他所称，发明了“那朵奇异的花”？

　　事实并非如此。不过可以说是他赋予了这朵花共济会式的象征意味。康乃馨的词根是拉丁文中的“肉体”。而绿色，王尔德早在1889年就说过，是“微妙的艺术特质的标记。在某些国家，据说是表示道德水准的放松，如果还算不上堕落腐败”(在圣帕特里克节，谁要敢在都柏林或是波士顿的酒吧里对爱尔兰男儿拿代表他民族的绿色开玩笑，真得有豹子胆)。

　　这朵“不属自然”的花是对某种性关系的暗示。在“正人君子”神圣不可亵渎的顶真劲里，把这种性关系认定是“不属自然的”。绿色康乃馨是一朵“恶之花”。波德莱尔的爱好者熟悉诗人颓废派的名作《恶之花》，估计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象征意味。

　　难一点的可能是让维多利亚时期的花店提供绿色康乃馨。根据尼尔·麦克纳在《奥斯卡·王尔德的秘密生活》一书中所说，巴黎的同性恋者在1891年就开始佩戴人工染绿的康乃馨。要造出绿色康乃馨不是件容易事。1892年2月，在获得巨大成功的《少奶奶的扇子》的首演式上，王尔德（他经常上巴黎去）安排了适宜的男观众佩戴这朵标志性的花，来当作宣传手段。

　　之后，问及康乃馨是“什么意思”时，王尔德给了个谜一样的答案：“什么意思也没有，不过那正是谁也猜不到的。”同性恋或是厌憎同性恋的轻易就猜到了。1929的音乐剧《酸甜》中，诺埃尔·科沃德的小曲的最后两行就已经点明了：

　　九十年代的日子乐呵呵（乐呵呵，英文原文为gay，和男同性恋同词——译注），我们都戴上支绿色康乃馨。

　　摘自《文学趣谈》

　　【英】约翰·萨瑟兰著

　　艾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年11月版

　　文|【英】约翰·萨瑟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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