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中国最后一位儒学家梁漱溟旧宅

　　为往圣继绝学 为来世开太平

　　从空中俯瞰北京纵横交错的胡同，很像是国家图书馆的大厅，胡同两边那些古老沧桑、内涵深蕴的民宅，如同馆内走廊两边古色古香的书柜。书香北京可不是说说而已，多少历史遗存与历史人物作证，真正是名副其实。

　　近年来，央视《百家讲坛》栏目一直在热播国学，其实最适合给国人讲国学的人物，非新儒学代表人物梁漱溟莫属。他始终如一地褒扬中国传统文化之儒学，被世人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学家，他与批判儒家文化的鲁迅先生形成鲜明对比。

　　简介：

　　梁漱溟（1893-1988）蒙古族，原名焕鼎，字寿铭，系出元室梁王系，生于北京，先祖为元世祖六子忽哥赤，故入籍河南开封。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

　　现代史上，梁漱溟以特立独行而著称。终其一生，他坚持独立思考、不趋炎、不附势、不妥协、不畏惧，是一位真正的大儒。程思远先生对梁漱溟的评价是：潜心行学，一代宗师，探索人生，无所畏惧。

　　新街口的铜井胡同，原是正黄旗地界，据《燕京访古录》载，铜井胡同内原有铜制井圈，外方内圆，上刻“大元至顺辛未秋七月赐雅克特穆尔自用”。清代称为小铜井。如今的小铜井胡同1号已经成为西海西沿2号，解放军交响乐团是目前的使用者。

　　什刹海，元代名为“海子”，分为前海、后海、西海。这西海，就是人们常说的积水潭。

　　如果要了解梁漱溟故居，就要先从梁漱溟的经历和发生在这所老房子里的故事开始。

　　由于读书的时候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1911年，18岁的梁漱溟刚中学毕业，就参加了京津同盟会，放弃继续上学深造的机会。然而，由于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现实的混乱与黑暗使他陷入迷惘，在极大的精神痛苦之中，他两次企图自杀，幸而并未成功。此后他选择了一条出人意料的道路：信奉佛学，钻研医道。

　　1916年，年仅23岁的梁漱溟，写出了佛学专论《究元决疑论》，推崇佛道的“出世”思想，这篇文章居然影响了他一生的命运。1917年，梁漱溟欲往衡山出家为僧，未能成志，却被刚刚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邀请到北大担任讲师，教授印度哲学，同年10月，梁漱溟在研究所开设孔子研究。这时的梁漱溟只有24岁，而且仅具备中学学历。

　　蔡元培的“慧眼识珠”，造就了一代学界泰斗：梁漱溟通过努力学习促成了自身的完善与成熟，他的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他也完成了人生道路上一次重大的提高和飞跃：从佛学转向了儒学。1923年梁漱溟在北京大学开设“孔家思想史”课程。

　　说到梁漱溟，不能不说他的父亲梁济，也自然要说到梁家在积水潭边的那处旧宅了。

　　梁济，字巨川（1859-1918年），曾在二十多岁的时候考中举人，此后在科举场上连续受挫，再无建树，只得靠开办私塾馆维持生计，直到40岁时才做了内阁中书的四品小官。梁济虽然仕途黯淡，为人却很清高，结交了一些文人朋友。1913年夏天，他在梁漱溟的陪同下来到位于京城西北隅的积水潭边探访当时报界著名人士彭翼仲先生，很欣赏湖畔静谧清旷的环境，便在汇通祠西边买了两间陋室作为书斋，稍加修葺，于第二年搬了过来。

　　1918年农历十月初十是梁济60岁大寿，谁也没想到，就在生日的前三天，也就是初七的黎明，他竟然投湖自尽了！梁济在投湖自尽前几天，曾问过只有25岁的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回答：“我信任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梁济投积水潭自尽前曾写下《敬告世人书》，遗言：“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梁济冀望通过维新而使国家富强，可是袁世凯、张勋等人及北洋军阀把国家闹得极为糟糕，他决意一死以警醒社会，他的死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梁济之死受到最大震动的，大概要数梁漱溟了，猝然失去挚爱的父亲，梁漱溟是怎样平复内心伤痛的，在父亲沉湖一年之后，他开始写作为其奠定学者地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

　　为了表达对父亲的思念，1925年，梁漱溟兄弟重新修建了北房五间，门额前悬有“桂林梁先生读书处”石匾一方，北屋中堂两侧柱上有楹联一副，上联曰：忠于清所以忠于世；下联曰：惜吾首不敢惜吾身。西花园也给予整理。1928年，院内又增盖南房五间，并在西花园内修竹亭一座。

　　作为哲学家，梁漱溟的人生充满了矛盾。他曾经说自己一生中有四件始所未料的事情：第一，最讨厌哲学，结果自己也讲了哲学；第二，在学校里根本没有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家哲学；第三，未曾读过大学，结果教了大学；第四，生于都市，长于都市，却从事于乡村工作。

　　1924年，梁漱溟断然辞去担任了七年之久的北大教职，接受朋友王鸿一的邀请，到山东试办中学高中部。梁漱溟通过开展对农村现状及“乡村自治”活动的调查，寻求有效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途径，他认为：中国是以乡村社会为主体的农业国家，因此中国的建设问题便应当是“乡村建设”。

　　从1931年开始，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创建了“乡村建设研究院”，忘我地投入到“乡村建设”的事业当中去。这一干，居然又是整整7年。通过7年实践，他对中国的农民有了深刻的了解，建立了浓厚的感情，这才促使他在二十多年之后斗胆“代表农民”说话，为农民“抱不平”。这并不让人感到“滑稽”，反而能从中品味到无畏的悲壮。

　　梁漱溟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的时候，毛泽东就告诉他：“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原来，早在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住在老师杨昌济家里。那时梁漱溟与杨昌济是北大哲学系的同事，虽然年龄相差很大，却是忘年之交。梁漱溟常去杨家拜访，梁漱溟与杨昌济对坐畅谈的时候，毛泽东经常侍立一旁。尽管毛泽东对这位与自己同龄的著名讲师印象深刻，但梁漱溟连他的名字都没有记住。有此旧缘，两个人的距离立刻缩小了许多。

　　梁漱溟在延安与毛泽东先后对话8次，经常是彻夜长谈。两人既坦诚相见、畅所欲言，又针锋相对、争论不休。梁漱溟对毛泽东的学识修养十分敬服，毛泽东也从梁漱溟的慷慨陈词中受到很大启发。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1950年，梁漱溟由重庆回到北京。在这几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经常交往、谈话。也许正是这种相互宽容的朋友关系使梁漱溟忽略了毛泽东的国家领袖身份，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中国近代历史上，梁漱溟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刚直不阿的文人气质，敢于坦诚发表不同意见，因此得罪了像毛泽东这样的国家领导人。或许性格即是如此，若细细打量梁漱溟的外貌：高大而挺拔的身板，像钢一样坚毅的眼神，紧抿着的倔强的嘴唇，低沉而有力的声音。这些特征都充分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也因性格的倔强而使他屡遭批判。

　　1952年，总政文工团打算在小铜井胡同建排练场地，需要占用梁家的西花园。经协商，由总政和政协共同出资补偿，将梁家的院落翻建一新，并在以前通向西花园的门外盖了三间西房，还把西花园竹亭里的石桌、石鼓移到东墙树下。第二年，已经在颐和园住了两年多的梁漱溟终于搬回了自家的老宅。

　　1968年7月，梁漱溟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被迫离开前后居住了54年的老宅，迁至鼓楼铸钟厂胡同一处破房。1976年，他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也看到了老朋友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相继离世，从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当面论战的机会了，梁漱溟说：“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绍先德不朽芳徽，初无意，作之君作之师，甘心自附独行传；愍众生多般苦谛，任有时，呼为牛呼为马，辣手唯留兼爱篇。”梁漱溟去世后启功送的挽联，或许是对他坎坷人生最恰当的总结。

　　栏目主持 图片提供：陆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