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组织“抱团”救灾

　　从汶川到雅安，社会组织正在形成一股巨大能量。其本身，也在通过联合搭建平台等手段，与政府力量形成互补

　　芦山震后第一时间，社会组织就行动起来了！

　　4月21日9点30分，四川省社科院内，一场由多家社会组织参与的碰头会举行。刚刚从灾区返回的“先遣队员”NGO备灾中心负责人张国远讲述了灾区情况，提出建议：“救灾要关注更多媒体没有报道的地方，如雅安雨城区的上里、中里、下里；芦山的芦阳镇、太平镇；宝兴的双石镇；天全的城阳镇等。灾区对志愿者的需求很大，但需要熟悉本地情况的志愿者，可以协助分发物资。派遣外地志愿者成本高，且难以进入当地社区，建议能够做志愿者组织和培训的机构，通过团省委志工部渠道联系进入。”

　　这一建议得到了诸多社会组织的认可。在张国远发言后，四川社科院志愿者团队则提到：芦山中学房屋轻微损坏，目前尚无要求复课的通知。但住校学生因失去与家人的联系，情绪不稳定，社科院团队做了一定安抚工作。目前物资不是问题，陪伴和安置才更重要。

　　根据这些情况，公益组织的领导者们开始研究下一步的工作方向。之所以会有这次碰头会，源于雅安芦山地震后，国内多家社会组织迅速集结，成立“成都市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行动”，以募集物资和支持志愿者团队为工作重点。

　　之前，在汶川大地震时，也曾有一些民间组织试图“抱团”，但最终不了了之。而参与此次4·20联合救援行动的社会组织既包括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尚明公益研究发展中心、成都科技新闻学会在内的众多成都本土社会组织，也包括已经挺进灾区参与救灾的壹基金、乐施会、中国心、天津鹤童等外地公益组织。

　　“新”“老”之变

　　4月21日上午7点58分，4·20联合救援队首批物资到达雅安。

　　联合救援行动之所以能够顺利开展，在联合行动发起人四川尚明公益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郭虹看来，得益于汶川之后一些社会组织的发展与蜕变。

　　“老一些的NGO都比较理性了，第一时间先去调研，派人进去，比如NGO备灾中心派出负责人张国远等，这样既获得了信息，又不会被堵在路上。但这次救援，社会上一些新生的机构还是热情有余，思考不足，前天进去，到现在还没有到达。”4月23日，郭虹飞抵北京，在当晚由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策划举行的一场主题为“汶川经验与芦山地震社会应对”的讨论中，如是表示。

　　而郭虹口中的两种对比，某种程度，也是4·20联合救援行动，这个统一调配平台建立意义，最直观的体现。

　　除了老NGO组织外，在4·20联合救援行动中，也有很多新组织的身影。在郭虹看来，他们同样得益于汶川地震后的磨砺。比如，作为4·20行动的发起机构，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等，在汶川地震时还只是志愿者团队。而经过五年的培养与孵化，已成长为年轻的公益组织，并在第一时间对雅安地震做出了反应。

　　他们会利用微博传递灾区信息，进行针对性募捐。

　　4月20日地震发生后，“爱有戏”第一时间调整了当天下午举行的“成都环保春游”义集，改为雅安救灾公益组织协调会。当天11时，“爱有戏”通过微博发信息“雅安灾区现在急需水、防水布、手电筒、方便面、医药品、毯子、电池、发电机、收音机和帐篷，希望大家在肖家河义集上踊跃参与捐赠相关物资。”

　　他们更善于迅速行动，及时补缺。

　　地震当天，4·20联合组织就收集到了物资5554件及现金16572.8元通过物资运输部连夜运抵灾区。

　　在这次公益联合行动中，各社会组织也都根据自身特点，明确提出的工作方向。

　　如益多公益服务中心，将着重招募心理学、社会工作专业志愿者；根与芽环境交流中心将主要关注安置阶段的清洁饮用水等问题；爱达迅社工中心则关注儿童、学生的教育，妇女生计；台湾伊甸基金会因为一直在5·12灾区做身障群体支持，这一次他们也将为灾区提供身障辅具及训练；大爱武术中心则准备参与后期安置点服务和身障者服务，如太极轮椅操等，通过太极武术、义演等方式帮助灾民……

　　“与5·12开展救援行动时不同，这一次4·20行动的所有参与机构基本形成共识，紧急救援不是我们的特长，我们的重点工作将会在安置期以后开展。”郭虹说。

　　新的联合者们善于利用新媒体，正是通过“成都公益圈”微信平台，将十多家公益组织结合在了一起。而微信、微博、短信一次次在救援行动中发挥作用。郭虹将此概括为“新媒体的力量，使得信息能够非常迅速地沟通。”但同时，4·20联合行动并没有低估传统媒体的作用，他们与成都电台进行了救援活动分享，郭虹说：“很多的城市里中老年市民获得信息还是靠广播，而他们的稳定与不恐慌，可能是整个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次4·20联合救援尤其看重“联合”二字，即几十家社会组织的真正协同与资源共享。郭虹记得，5·12时有些组织各自为战，“我的资源就我用”。而现在，无论谁获得资金资助，“很明确，就是4·20联合行动的钱。大家共用，各尽其能，各得其所”。

　　正因“统一”与“有序”，4·20联合救援行动避免了重复救灾，同时也为自己争取到更大发展空间--作为资金支持，南都公益基金会原本向联合救援行动提供两万元应急资助款，但看到联合行动的效果后，南都基金启动应急机制将应急资助款调整至预拨20万，用于联合救援队自身工作开支、志愿者餐费、物资运输费用以及救援急需开支的其他项目。

　　新伙伴的“路条”

　　4·20联合救援的第一个村级服务站，即救援物资发放点，建立在离芦山县城15公里、房屋全部受损的清仁乡仁家村。

　　选定这里，是因为联合救援队前方反馈回的消息，仁家村相对地理位置较偏，当地村民说“车子一辆辆从面前开过，但几乎没有谁留下来”。郭虹表示，4·20联合救援行动的工作方向，就是重点协助非重灾区、非新闻热点灾区的救灾工作。

　　在4·20联合救援行动中，还有一支“与众不同”的参与机构：共青团四川省委。

　　在4月20日地震发生当日，4·20联合救援行动曾发起募捐。“但因为涉及到筹款，作为民间社会组织的我们，没有能力接受民间捐款。”郭虹记得，他们马上给团省委和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打电话。而听到这个消息后，团省委组织部相关人员立刻带来一批人参与活动，并表示也要作为组织一员加入到4·20联合救援当中。

　　共青团四川省委为何会有如此迅速的响应？据郭虹介绍，在雅安地震一周前，团省委曾和几家社会组织举行了一次座谈会，表示要更好地发挥枢纽型组织作用，并和与会组织讨论到设立四川青年公益节。

　　正是有了这样的“伏笔”，让社会组织与团省委在4·20地震发生后的合作更为顺畅。

　　在郭虹看来，团省委这个“新伙伴”，在此次救援中的作用非常大。因为救援道路紧张，团省委志工部表示，凡确认是4·20联合救援行动的人，都会帮助开“路条”，让救援物资第一时间准确送达灾民手中。另外，如果走到哪里，路不通了，4·20救援队可打电话给当地团委书记，他们一定会配合。“正是有了这个‘路条’，我们联合救援队的物资，一批批快速有效有序地运送进去，一路畅通，没有耽搁。”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看来，此次联合救援行动中，由团省委开出“通行证”，创造了一种新的机制。“5·12时，政府和社会组织更多是分离状态，政府并非将其视作助手。而这一次，却是结合紧密，各取所长。”

　　但7天紧急救援期，还只是一个开始。杨团表示，对于社会组织而言，从灾后第二周到第一年的临时安置，以及三年后的灾后重建，等待他们的工作还有很多。“根据汶川地震的经验，社会组织尤其应当注重信息的分享和搜集，比如在房屋重建时，当地群众是否会委屈、不满、不愿按照政府的安排来建房子……这都需要有人疏导和向政府反馈。”

　　如果说，4·20联合救援行动的展开，是社会组织在雅安地震突发时，用行动证明自身的成长。那么，无论是临时安置阶段，还是灾后重建阶段，他们如何更好地协调自身，更好地开展工作？如杨团所说，“逐渐走向成熟，还需一个过程。”

　　文｜《小康》记者 罗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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