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建华：拯救金融“恐龙”

　　2013年5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站在演讲台上，国泰君安证券董事长万建华略显感慨。30年前，他是这里的一名学生，意气风发，指点江山，与吴晓灵等同窗学友构想中国金融的未来。

　　万建华感慨自己“幸运”，“30年前，我与金融结缘始于五道口，这刚好是中国金融业发生巨大变革的30年”。

　　相比当年的同学，他经历丰富：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官员、招商银行常务副行长、中国银联首任董事长兼总裁、上海国际集团总裁、国泰君安证券董事长。“毕业后近30年间，我做过央行、商业银行、证券、电子支付，还做过金融投资管理，金融业的满汉全席我差不多都品尝过了。”

　　过去30年，体制变革与信息技术共同作用，重塑了中国金融业格局。作为一名具有学术兴趣的实践派，万建华始终在行业变革的前线，成为中国金融信息化的重要推手。

　　推动券商转型

　　熟悉万建华的人给他贴了一个标签——“预言者”，他的一贯作风是“谋定而后动”。

　　2010年9月，万建华执掌国泰君安，重回券商本行。其实，他与证券行业的渊源可追溯到1990年代中期，当时他担任招商银行常务副行长，曾主持创建并兼任了国通证券公司(现招商证券)董事长、长城证券董事长。直至2001年，命运陡转，他转身筹建中国银联。

　　阔别10余载，券商行业的“弱势”让万建华有些诧异。1999年，国泰证券与君安证券合并，总资产超过300亿元，为全国第一大券商。彼时，民生银行的资产规模不过356亿元。到了2012年，国泰君安总资产达到1066亿元，民生银行则已高达3.2万亿元。

　　过去10年是商业银行长足发展的“黄金十年”，而证券公司则因综合治理、规范行为等原因，原地踏步，成为“被耽误的十年”。 截至2012年12月，国内114家证券公司的总资产为1.72万亿元，只相当于银行业的1.3%左右。

　　知己知彼的万建华暗自丈量着这两个金融业态的差距：“无论是股份制改革和上市挂牌，商业银行的资本补充渠道建立完善，信息化的助力又加速其业务模式的创新，资产规模以年均百分之三四十的速度递增，由21世纪初20万亿到当前130万亿，而证券业资产规模竟然停留在10年前的水平。”

　　此外，银行、保险等机构纷纷向投资中介业务渗透，大型银行内部设有专门的投资银行部、资产管理部门，兼营包括债务融资、财务顾问、并购重组、资产管理等传统上属于证券公司的业务。

　　而券商业裹足不前，局限于股票经纪业务与投行通道服务。金融机构一个基本特征是“用别人的钱，挣自己的钱”，一大衡量指标是杠杆率(资产和股权资本比例)。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的杠杆率在15倍左右，证券业只有2倍。“现在，券商业已经老实得不像一个金融机构了。”万建华曾如是表述。

　　因此，上任未久，万建华著文疾呼，“让券商回归金融机构的根本属性”，从市场上筹措资金形成金融资产，进行杠杆化运营，在这个基础上帮助客户融通、交易、创造金融资产。

　　在万建华的构想中，中国券商转型的出路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实现综合化、全能型经营。万建华有一个观点，“得账户者得天下”。在网络经济时代，账户会成为货币活动的大本营，将是用户综合理财与财富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分业的机构将殊途同归。

　　万建华对国泰君安所动的手术，正是出自这些改革理论的试验。2011年，国泰君安进行了组织体系调整，一级部门进行拆分，自营部门分成权益投资部和以对冲交易为核心的交易部门；投资银行总部则拆分为投资银行部、中小企业融资部、资本市场部；业务模块随之重组，高管团队大规模调整，明确高管人员为各业务条线考核的第一责任人。

　　2012年，国泰君安营业收入为77.99亿元，净利润25.62亿元，不过其2012年末的净资本规模约200亿元，仅为中信净资本规模的一半。

　　关于国泰君安的A股IPO之路，万建华没有透露，不过他对公司的创新能力非常自信，如果能通过上市完成净资本的扩充，无疑能加速其打造全能型金融机构的抱负。

　　“理论实践派”

　　万建华一向低调。不过，在重要的学术会议和专业论坛中，却时常见到他的身影。不明底细的人初见万建华，常常以为他是一位儒雅温和的学者。

　　事实上，过去30年，万建华一向对理论兴趣很浓，颇有建树。

　　1984年5月31日至6月7日，在安徽合肥举行了中国金融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吴晓灵、蔡重直为首的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的研究生宣读了《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索提纲》，正式提出将建立金融市场作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万建华是该提纲的执笔者之一。

　　自1985年入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以来，万建华发表过数十篇有关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论文，出版《现代公司理财》、《商业银行战略管理》等著作。不过，作为实践派，万建华并不满足于宏观的货币政策调控操作，在职业生涯的后20年，他一直热心于微观金融的运营。

　　1993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课程毕业回国之后，万建华没有回到北京的央行，而选择了当时偏居深圳一隅的招商银行担任副行长。这让他的师姐、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体改司副司长的吴晓灵颇为惊讶：“我一直认为凭借他的理论功底和在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的工作经验，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央行干部。”

　　直到现在，吴晓灵对万建华当年决心“下海”还有些许遗憾，但同时又非常赞赏他的能力：“在金融业的实践中，他展现了我们不知的一面——对于新事物的敏感和实践中的执行力。”

　　比如，招行的“弯道超车”就取势于创新。在招行任职时，万建华组建了一个课程小组，在国内商业银行中率先提出银行的发展战略。1995年，招行提出“科技兴行”，推出集成个人存款资产于一体的“一卡通”业务，率先打响国内个人金融业务营销战。1998年，招行推出网上银行产品“一网通”。作为常务副行长，万建华亲历并推动了招行依托电子化、网络化的业务创新，这为马蔚华时代招行“最佳零售银行”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石。

　　同时，万建华一手策动了招行网点的全国性扩张。当时，招行的实力远不及中信、光大、广发等同行，但万建华不认同招行永远只能是“区域性银行”。当他把招行分行开到北京的时候，不少同行非常诧异：“怎么区域性银行跑到北京来了？”他开玩笑答道：“到了北京还是什么区域性银行？这里是‘中国区’，就是全国性银行。”

　　万建华喜欢迎接挑战，富有洞察力，尤其在信息技术对银行业影响的方面。

　　1993年早春，万建华在蛇口商业大街上看到一台满是灰尘又非常罕见的自动柜员机(ATM)时，他曾疑惑：“究竟会有多少人使用这个自助取钱机器呢？”

　　2001年，凭着“直觉”，万建华接受了组建“中国银联”的邀请。银联从筹备到正式挂牌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其后便以极快的速度与各地商业银行一起，推进银行卡联网通用，扩大银行卡受理市场。

　　银联昔日的宣传口号“一卡在手，走遍天下”已然成为现实。这一切蕴含着万建华7年的心血，而银联的“创业”经历也让万建华赢得了“开拓者”的美誉，并被冠以“中国VISA之父”的称号。

　　由于在银联的经历，万建华对“支付”始终有着一种特殊情结，“支付是消费、转账、汇款等所有涉及资金转移的环节，与商业银行的核心业务‘存’和‘贷’紧密相连，是金融体系良好运转的血脉网络。”因此，他一直关注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公司的发展。2009年，有银联员工向万建华咨询，去支付宝担任高管的机会是否值得考虑，他毫不犹豫地鼓励对方去，“支付宝的模式很有扩展性，未来可能了不得”。

　　“恐龙”的电子化

　　10多年前，比尔·盖茨宣称，未来10年，微软将用自己的应用软件系统取代银行的清算系统，从而承担起全球的资金清算业务。在新世纪里，传统商业银行是将要灭绝的一群恐龙。

　　万建华时常用这个比喻来提醒自己和周围的人。确实，在互联网时代，金融已不再是金融机构的特权，新一代“玩家”正在逐步蚕食市场。“三马”的“众安在线”、阿里巴巴的小贷公司，还有运营商、支付机构、软件开发商、手机厂商混战一片的第三方支付领域，互联网公司已成为驱动传统金融机构变革的重要推手。

　　在万建华看来，互联网公司拥有庞大客户资源、先进的技术手段以及“账户”，从事金融业毫不奇怪，“我一直认为，信息行业和金融行业本质上‘同源’，有着相同的基因，那就是‘数字’。互联网大企业即使今天没想到可以做金融，总有一天会明白过来，或者别人给他点拨一下就出来了，这不是多难的事情，手上揣着那么多用户，也有技术业务创新，从趋势上看，不是牌照能挡得住的事情。”

　　然而，万建华不认为互联网公司的介入，就是传统金融机构的末日。“关于互联网颠覆金融机构的说法，我觉得有些过了。为什么传统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不能数字化、网络化？事实上大家都在以变应变。”

　　在万建华看来，信息技术作为“局外之手”，一直是驱动金融业发展和金融行业格局改变的重要力量，但互联网公司深度介入金融业务的时候，一样要匹配强大的专家队伍，以及构建金融服务的能力。

　　无论是“金融电子化”还是“电子金融化”，新型生态系统中的“玩家”资格并不仅限于互联网公司。难道金融机构有能力复制淘宝这样庞大的生态系统？万建华非常乐观，“未必没可能”。

　　金融机构拥有大批专业服务团队、庞大的客户资源、账户信息、城乡网点以及雄厚的财力，“恐龙”的进化足以震撼整个行业。在万建华看来，“银行有各种强大资源，玩得起也耗得起，过去证券公司、基金公司都领教过银行的厉害。”现在，万建华一直关注建设银行“善融商务”等电商业务的试水效果。

　　万建华回忆，自己28年的职业生涯，亲历了两大力量对金融业的影响：一个是市场化改革，一个是信息技术的影响。现在，金融体制改革依然期待更大破题，而大数据和移动互联技术则在重塑金融业的版图。下一个10年，他所求索的两大主题没有本质的改变，能否借两股力量取势向上？

　　(本文部分观点援引自万建华新作《金融e时代——数字化时代的金融变局》)

　　文/本刊记者 徐珊 陈晓平 摄影／邓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