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人保鲜诗意，这个可以有—— 与作家刘国强的对话

　　“人，在生物学上是进化的，在社会学上是被发现的，在经济学上是资本化的，在文学上是审美的。上天有好生之德，人有美之天性。当‘有用、效率、竞争’成为管理箴言时，我们也会时不时地记起海德格尔那句醒世名言，‘人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刚刚从北戴河“中国作协创作之家”返乡的作家刘国强先生，在接受本刊专访时，称其很喜欢“做个什么样的职业人”这个选题，随口扔出一句：“职场人保鲜诗意，这个可以有。”问其何以保鲜诗意，答之方法有三：一曰诗意在于内求，美感源自趣向；二曰发现人性良知，体味周遭有爱；三曰呼吸人文精神，管理职场养生。

　　诗意在于内求 美感源自趣向

　　齐向宇：看了许多您的中长篇小说及传记文学作品，恐怕三言两语难以说清您的审美取向。在您的随笔中有这么一句话：诗意就是我们“内求”的趣向与美感，对文学家而言是一种浪漫的设置。那么，对于我们与文学甚远的各类职场人来说，也需要这种诗意的“内求”吗？

　　刘国强：人生来心性中就承载着感性情愫，就像人的基本染色体。《诗经》有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杜甫吟诵“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徐志摩唱“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一字一词总关情，即使你天生一副阶级斗争脸，或是听一筐笑话也绷脸的

　　理工男，也有自己的审美内求。问题是许多人被金钱“物化”了，或掉进了“志在成功”的陷阱，放弃了对诗意的开发，甚至泯灭了闲情逸致，人生观跑偏了，故而生长不出“心里美”的感觉。美是真善的精英，即使“生活在别处”，也非专业文化人，心灵也需感知生动美学的情感。“只需穿着你的一身白衣，让阳光照进你。你要明媚地笑着，等我满身风尘地，回来认取。”这是诗人扎西拉姆·多多对沉重的流离职场人的寄望。

　　提出“诗意地栖居”的马丁·海德格尔，是个德国人，他的职业是哲学教授。他比“职业政治家”毛泽东大4岁。二人都是他们那个时代“诗思”共生的职业人。

　　齐向宇：您说的两位伟人都是“通吃”的大家，就像研究《资本论》的马克思也喜欢纯文学一样，他外出考察工人运动前，对一位诗人说，“真想把你装进兜里”。文学即人学，以诗净心，以文化人，这柔性的东西也是人的心理资本。在您看来，如果企业管理者能像您这样的专业作家一样提笔创作，是不是会很另类？

　　刘国强：让您说着了，穿梭于诗人和商业两种空间的“另类”大有人在。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创始人沈浩波就是一位独立诗人，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2年度诗人”。2013年6月，黄怒波随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法国，也开始了他作为诗人骆英的文学活动。骆英的诗名在中国乃至世界诗歌界，都远比黄怒波作为企业家的影响大。那首《穿过世界回家》的诗，想必您这位文学硕士不陌生吧？

　　齐向宇：“我只等一声蝉鸣或者一缕鸽哨，那时我就展开双臂接受任何扑进我怀抱的人或东西，比如说，一位仙女，一头小鹿……”写得像梦一样美。他需要穿越眼前的商海，才能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刘国强：是的，从市场竞争的红海穿越回情怀之乡的蓝海，这难道不是一段神奇的旅行吗？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也是一位痴迷文学的人。还有分众传媒创始人江南春，这位“专职”企业家也曾是文学青年，他说：“写诗就像发青春痘，我决定做个体户。”正是当时这一决定，使他有了“对于目标受众研究的开端”。51岁的国企老总于炼在出版多部经济著作后，又出版了他视若珍宝的诗集。他说：“到了70岁还能写诗的话，那我就不用到医院检查心脏，因为我一定年轻。”做文人既可追求心性自由，又不独享自由；做商人追寻财富自由，又让员工分享利益，那一定活出了生命在高处的境界。

　　齐向宇：谁不向往精神世界的自由，中产阶级或精英阶层也许更有条件抵近这种自由。可更多的职场人苦于谋生之艰涩，何来鸽子笼似的格子间里的审美？可能您会说，连背井离乡的农民工中都有写长篇

　　小说、出诗集、作词曲的，真不知他们何来丰沛的文泉诗情？

　　刘国强：我很钦佩这些未泯激情的人，他们笃定的“活法”一定会产生不同于常人的心智。在当下职场环境中的审美，有解放人的思想与灵魂的力量。人力资源的个体在商品价值运作中，仍葆有审美的需求，可借以抬升个人生命的张力。一些80后、90后借助美的产业和时尚化的标准，改变肤色、染指甲、刺青、整容，却不关心灵魂的空虚。所谓诗意人生是指“内求”趣向和美感。我认识一位爱好琴棋书画的企业员工，当他站在一群同样打卡上下班的年轻人中，我一眼就识出他气质不凡。俗语讲，人无良癖不可交。而一个人品味的高低，则是通过他的业余时间验证的。修身养性不专属于精英阶层，“美能”是所有人内心安顿的神灵。假如你没有什么宗教信仰，那你就信仰真善美吧。我最看不惯“职场菜鸟”那一副潦倒的样子，想“乐活”吗？那就用诗意人生照亮职场。

　　发现人性良知 体味周遭有爱

　　齐向宇：文学是一门最接近人类灵魂的学科。爱好文学或走进文学的人，往往内心世界丰富，很难不幸福。但作家在具体的主题文本中，又常在反思人性中痛苦求索。您创作的长篇小说《日本八路》已改编为电视剧并已在山东开机拍摄。您想在这部作品中表现什么？

　　刘国强：作品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以秋山太郎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日本士兵从战争狂热者到怀疑、反思、厌恶战争，直至掉转枪口反战，加入到中国人民抗日队伍中来，成为响当当的八路军战士的故事。我在小说中喜欢的是追求深层人本、表达人性之善、践行大爱无疆。文学创作主题各异，但有一个大主题可用一个词概括，那就是“人性”。抛开人性善恶的对立说，“人性”对作家来说是一个黑洞，这个黑洞没有开拓完，没有穷尽，所以我们依然在人性黑洞里探索。探索反思自然是一个痛苦过程，但我们没有资格、没有理由去用负面的、灰暗的、悲观的心态去概括人性，而是要发现人性良知，体味周遭有爱。

　　齐向宇：正如您所表达的价值理性，近日读了您于2011年出版的另一部纪实性长篇大作《日本遗孤》。在您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他们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他们既是中国人，也是日本人。他们处在历史的夹缝中，他们成为了一段被人们遗弃的历史。”可以说，我们东北这片土地被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了整整十四年，血海深仇自不必说，您创作日本遗孤题材的作品，看到的却不是类似钓鱼岛这种政治层面问题，而是发现人性中向善向美的一面。那么，仅从“大爱”的角度创作这类书，读者对此有没有误解？

　　刘国强：从历史的角度上讲，日本军国主义确实在中国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每一个中国人在回忆起这段历史时，都对侵略者恨之入骨，以至于在发生

　　钓鱼岛这样的事件时，我们很多同胞都很激动，他们游行、砸日本车……但是，正如我采访一个收养日本遗孤的老妈妈说，“日本侵略者可恨，但是孩子是无辜的啊！”

　　这个题材，是我在2004年受邀为某文化公司策划并撰写专题片解说词时偶然发现的。刚进入采访，我就被深深震撼了！我也是东北人，却不知道在辽吉黑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还有这么多二战后遗留在华的日本孤儿（遗孤群体几乎遍及全国各地，但90%在东北），还有这么多数十年为养育他们而倾其所有、饱受磨难而无怨无悔的中国养父母！很多次采访我都是含泪完成的，日本遗孤在流泪，养父母在流泪，旁听者在流泪！《日本遗孤》就是这样一部在咸涩的眼泪中炮制出的作品。我相信，读者在读完这部书时，能更深一层地了解什么是“大爱无疆”。

　　齐向宇：既然说到“大爱无疆”，我还是有个疑问，那些养父母当年收留敌人的孩子，并在战后中国老百姓生活极度困苦的条件下把他们抚养成人，这些养父母难道忘了仇恨？看着这些敌国的孩子，难道就没有心理障碍？

　　刘国强：我在采访初期也为此矛盾过。黑龙江省依兰县沙河子村的中国养父胡万林，两个儿子都死在日本人之手。一次日本宪兵“扫荡”，全家逃亡时大儿子才5岁，带上大儿子一起逃跑肯定被宪兵追上，胡万林便把孩子扣在一口缸里藏身，结果孩子因缺氧窒息而死。二儿子在家玩，被在房顶上站岗的日本兵蹬下一根圆木砸死。在这样的情况下，胡万林后来还收养一个日本遗孤。黑龙江佳木斯市的日本遗孤范姝瑶，出生102天被赶马车的中国养父收养。把孩子抱回家第三天，养父被日本宪兵砍头。家人纷纷骂日本崽子是“丧门星”，责令养母扔掉她，养母在泪水和家人的责骂中抱着小生命离家出走，独自抚养。吉林省长春市的中国养母李淑贤，身怀六甲在街上摆小摊儿卖鸡蛋，被前来阻止的日本宪兵狠狠地踢了小腹导致流产，终生不孕，她犹豫再三后仍收养了一个日本遗孤。内蒙古吴凤歧因收养三个日本遗孤导致离婚，“文革”中受尽折磨……“养姐”、“养爷”、“养姑”等感人事例举不胜举，我持续6年在中国和日本采访，情感和心灵一次次受到强烈感染和震撼。

　　中国养父母们体现了大爱无疆的伟大和善良，既有生命源头的人性之美，也有宏阔的国际情怀和人类情怀，以古往今来的典型案例，谱写了一曲超越种族、国家、血缘、利益集团的大爱之歌！

　　齐向宇：的确是很感人，从“收养日本遗孤”这样一个视角，我们可以看出人性的美。人性美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它有一种摧不倒冲不破的伟大力量，它犹如岁月长河那一叶扁舟，满载着人间芳香，传送四方。但是，在当下，有很多人在感叹世风日下，“美”也日渐变得单一、庸俗、怪异。人们把一些“奇形怪状”称作美；把“金钱至上”称作美；把“损人利己”称作美……一些官员也不再是人民的公仆，只想着中饱私囊；一些老师也不再是灵魂的工程师，只想着补课挣钱；一些演员也不再是艺术的传播者，只想着票房和“潜规则”……作为致力于文学创作的您，对现在一些不良的社会现象是怎么看的呢？

　　刘国强：要给利益注入向善向美的正能量。靠诚实和本事获取利益，而不是靠投机取巧、歪门邪道，让阳光利益和阳光能力展开双翼、振翅飞翔。这样的正能量管理要胜过其他任何管理。否则，不择手段地逐利将是整个民族的灾难。单位的领导要率先垂范，每一个家长更要以身作则。尤以后者最为重要，许多年轻人正是在家长这“第一任老师”潜移默化的所谓“教育”下走向沦落、毁灭。人们争相走利益捷径无异于“拔苗助长”和“杀鸡取卵”。要把上不封顶的利益欲望关在笼子里，不让它危害自己和更多的心灵。以节制、放下和减法来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标，甘愿为实现理想坚守寂寞甚或清贫，抵达职业虔诚的境界。

　　呼吸人文精神 管理职场养生

　　齐向宇：我很欣赏您在一篇散文中的表述：世界没有那么美，人心没有那么纯粹，所以我们要劝其美善，为天地人心拨开一片澄澈。读研时，我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偶然拜读过您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浪子的春天》，让人感动、震撼而兴奋。这里的“浪子”是指“刑满释放人员”，这些人有的是不谙世事、玩心太重，因偷几十块钱而犯罪的“少年犯”；有的是“重哥们儿义气”误入歧途，成为“八进宫”的惯犯；有的则是出狱后找不到工作、遭受白眼而再次犯罪的青年。在对这些人的遭遇感到心痛和惋惜的时候，我们也曾为制度缺失、太多人没有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而感到遗憾。但是，好在还有这样一个人，带领他们走出迷途，不仅教会他们如何走正道、学生存的本领，还抚慰他们那颗极度自卑脆弱的心灵，这个人就是张立祥。我们很难想象，作为民营企业家的张立祥是如何管理这几百号“刑满释放人员”的。

　　刘国强：我写的故事就发生在沈阳市塔湾地区。张立祥本身也是一个“刑满释放人员”，1993年他在塔湾地区与人合作创建了“旧机动车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此后相继接收了三百多名处处碰壁、找不到地方吃饭的“刑满释放人员”。我在采访张立祥的时候，也毫不隐晦地问他：“这些人都是‘进去过的人’，您怎么管理他们呀？”张立祥说话向来“节俭”，能用短句，从不用长句，他的回答很简洁：“事儿上见。”现在有很多企业，一开始对员工承诺很多，各种保障、补助、待遇，可是发工资的时候，就会找各种理由，七扣八扣，最后所剩无几。还有很多企业，极力鼓吹自己企业的实力，保证会给员工提供更大的平台，总是宣扬自己的企业文化是如何如何浓厚，可最后员工还是该跳槽的跳槽，该离职的离职。可张立祥的公司，向来是只进不出。张立祥平时生活很节约，自己才穿30元的T恤，可是对待每一个来投奔他的员工，他都是免费给他们安排宿舍，买一身干净的衣服，吃穿用度一应俱全。而且还给他们安排活干，教他们做生意的本领。员工家里有什么大事小情，张立祥二话不说就去办，比自己的事情还上心。

　　齐向宇：在张立祥身上和他的企业里，我们看到了一种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不是摆上墙的形而上的口号，而是沉潜在企业文化中的美的情怀。人文精神是一种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力，关怀人的现实生活的行为。您能再为我们讲述一个例子吗？

　　刘国强：李文杰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人物。从1990年初次进监狱，到2007年最后一次进去，18年间累计进监狱8次。在大连天津街、沈阳砂山街，李文杰都以挑大筋、剖腹到肠子外流等自残方式暂时逃脱法律的制裁。这个涂抹着浓重恐怖色彩的勇敢青年出狱时已未老先衰，那张原本帅气白净的面孔，像被脏水经年淹沤过的石头，他的心灵犹如被狂风暴雨摧残过无数次的树，即使树还活着，也不得不面对业已畸形的现实、委屈的心志而改写生命的走向。然而认识张立祥后，奇迹发生了！李文杰发现，在这里工作，自己不受排挤，和大家是平起平坐的，吃穿住不花钱，老板还教自己如何收购旧车。这样凭本事吃饭，可比以前靠偷来生活过的踏实多了。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他能找回自己的尊严，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有人要有人管的人。现在的李文杰可以主动热情地招呼刚认识的客户，也能探讨出多种二手车收售的细节。他时常春风满面地在场地内巡逻，步子轻松而矫健。

　　齐向宇：从张立祥的身上，我们可以总结出一条人力资源管理经验，那就是对症下药、尊重价值。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企业众多，传统文化深厚，如何才能在共性化的大市场中积淀个性化的企业文化呢？

　　刘国强：以日本为例，随着钓鱼岛事件的不断升级，中国的反日情绪也逐渐高涨。但是我想，事物都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即使对敌人我们也要深入了解，知己知彼。换言之，学习敌人的长处是为了“拆招破招”、更有把握地战胜敌人，不能因为钓鱼岛问题就“谈日本色变”，更不能“掩耳盗铃”式地拒绝一切跟日本有关联的东西。比如，日本在企业管理、人力资源调配、工作细节的一丝不苟，甚至在垃圾管理方面，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日本垃圾管理的分类很细，不仅仅是可回收、不可回收那样简单。比如一个矿泉水瓶子，瓶身、商标和瓶盖，要分三处放。我在日本认识一位沈阳姑娘郑微，她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刚到日本那年，她和朋友们在公寓开个小型深夜舞会，午夜2点才散场。郑微将两袋没分类的垃圾随手扔在垃圾箱旁。夜里丢垃圾没人看见，数百户的公寓，他们找谁去？不料，第二天别的垃圾没了，只有她丢的垃圾袋没动。第三天、第四天亦然。第五天晚上，两位垃圾管理者叩开了她的门。进门就鞠躬、问好，并向郑微致歉。致歉原因有二：一是他们事先没有告诉郑微垃圾分类的方法，二是向郑微致歉晚了。晚的原因是：他们走了好多户，也没有问到丢垃圾的人。后来通过翻垃圾袋找到一个在超市购买物品的脏纸条，通过脏纸条找到划卡银行，又通过银行找到持卡人居住地址……见微知著，滴水反光，连“废品垃圾管理”都如此精细，何况企业管理和产品质量管理？

　　我们再说简单、容易的东西：在法国，在古罗马，在俄罗斯，我看到太多几百年前修建的广场依然坚固如初，人家把坚硬的石条“立着镶嵌”。即便在“不起眼”或不为人注意的地方，我也看出了浪漫的诗意。在日本东京有一座钢板桥，钢板与钢板间的伸缩缝个个不同，S形、N形、曲线形、半圆形、三角形等等无一重复……马路旁的人行道，在耐用数十年的前提下，仍然以色彩、材质、形状、镶嵌风格各具特色而让人艳羡，在这些微小的细节背后，我仿佛看到一颗颗灵秀的诗人之心……

　　齐向宇：在您的眼中，千般皆诗意，万物皆浪漫。日本有一位管理大师叫稻盛和夫，他认为企业文化应置于“美和崇高”的大前提下，进而形成员工的自我管理。我想，职场养生也是需要自我管理的。员工情绪及心理健康是企业文化打底的东西。不知道您怎么看？

　　刘国强：职场养生首先是心态平和。诗意无处不在，关键要对自己进行情绪管理，调整心态和人生视角。阴雨连绵，有利于种子发芽；太阳热烈，可以借阳光浴杀菌。你若热爱，每一天都是新生；你若快

　　乐，每一片云彩都是诗花。一句关爱的话，一对组合的词，一滴水，一条河，一片叶子，一朵花，一双翅膀，一爿小店，哪儿不发诗芽？清闲时，我们休养生息；劳累时，我们锻炼体魄；遇阻时，我们考验能力；失败时，我们反思过错；成功时，我们享受喜悦——人生和每个平凡的链接都有非凡的魅力，因为，它每一次辛苦的转动都在吟诵浪漫的诗句。

　　比如我在任中学教员时，注意从学生身上和教学中发现诗情和浪漫。学生们的单纯能洗去我太多世俗灰尘。为人师表，传道解惑，不光是一种职业，也是积德行善的事，多么美好。我从做乡镇文化站长的职场中，感知了埋藏在民间的艺术是那样独特诱人，让我体验和享受到了“接地气”的氛围；我任县文化局领导时，为能把民间和县域范围内的各类艺术产品让更多的人欣赏而自豪；我在媒体做高管时，在承重中让文化新芽破土而出，自有另一番曼妙的感受；我在中央直属企业履职管理干部时，让自身积累的文化沉淀以物的形式呈现，释放人生能量，在事业中学习和升华，让小我在更大的平台施展，在压力、求索和兴奋中体验不同于往日生活的成长。

　　齐向宇：谢谢您将自己的履职经历拿出来分享。试想，在职场中谁能喜怒哀乐自由表达？若让精神富足，唯有保鲜诗意。

　　刘国强：的确如此。心理学家戴尔认为：“人类似乎是唯一能使自己变得神经不正常的动物，因为他们否认自己首先是动物的事实。”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类为什么常常自我烦恼？因为他们常常被如何做人这样的大问题困扰着、折磨着。学会给心灵松绑，减轻这些负担，无疑是心灵养生的一条捷径。困惑和苦恼无处不在。有句诗说得好：“为什么地上尽是阴影，因为你总是低着头。”咱们就说生活中最常见的事情吧，每天我们早起挤公交、挤地铁，还没到单位就已经精疲力竭了。但是我们如何调节自己的心情，让自己快快乐乐地工作呢？很简单，走到单位门口，我们可以给门卫保安一个灿烂的微笑，说声“辛苦了”；走进电梯，我们可以向一起乘坐电梯的同事问声“早上好”；坐在办公桌前我们可以对自己说声“加油，你是最棒的”……你一个人给予了十个人的微笑，你收获的就是十个微笑，何乐而不为？

　　齐向宇：也有这样一句话：“何苦而为之？”有些职场人总困惑于人际关系难以相处，愁苦于难以面对自己讨厌的人和讨厌自己的人。刘老师能在最后为这类职场人提些忠告吗？

　　刘国强：好的。有的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把这种关系想复杂了。要知道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你对别人微笑，别人又怎会置之不理；相反，你讨厌别人，又怎能指望别人喜欢你。对于漫长无聊的一天，偶尔的片刻欢笑，无疑是最好的放松和休闲。美国哈佛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快乐是一种可以传播的情绪。一个人感到快乐，能影响到周围的人，这种通过人际传播的快乐，最多能够持续传播一年。快乐的时候，身体的各个器官都以最佳状态运行，这时候工作效率往往最高。一个人也只有时刻保持幸福快乐的感觉，才会使自己更加热爱生活。试问，有谁会讨厌这样一个热爱生活、传播快乐的人呢？

　　文/齐向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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