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改应为自贸区打前站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特色和目的之一，就是它可以引领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倒逼”境内金融改革必须有相应的离岸人民币交易量，在全球服务贸易游戏规则易变的大环境下，中国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试先行资本项目开放来积累“案例清单”势在必行， 中国已具备进行这种尝试的基础。

　　不过，在提供跨国公司产业链上的人民币投资和交易便利的同时要做好“备案”（由原来的审批制度转变为备案管理方式，也就是完成统计等相关手续）和预警机制。在理解资本项目开放与管制的关系之时，应把管制当做“工具箱”。

　　易变规则促中国未雨绸缪

　　当前主要大国在不断修改游戏规则，并且世界各国都在重新寻找多边贸易合作。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贸易谈判可以说是对此的最好佐证。这些谈判目前都是在资本项目完全开放的区域间进行的。因此，中国也要厉兵秣马，未雨绸缪。

　　在中国，对资本项目开放的态度有三种：“顺序论”（利率市场化→成熟金融市场→灵活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资本账户开放）、“同时并举与失错推进论”和“市场推动论”。“顺序论”是在常规的国内外大环境下的思维模式。“市场推动论”则将资本项目开放认为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上海自贸区的资本项目开放与“同时并举与失错推进论”更为接近。其最大的理由是国际规则变化和内外环境发展太快，机会瞬息变幻，中国不能踟蹰不前错失良机。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在试验区内进行先行先试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实施：取消区内资本项目限制，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区内本外币资金可自由使用和转移，全面推动人民币在贸易、投资、金融中自由的跨境使用。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自由转移其投资收益，推动金融服务对民营资本和外资的全面开放，允许部分中资银行从事离岸业务。

　　如何应对潜在资金潮？

　　若没有上述资本项目开放，跨国公司财务中心总部来自由贸易试验区“筑巢”的几率则会大大降低。但是，倘若开放了上述项目后上海遇到资金潮大量进出的冲击该怎么办？有什么防范措施呢？

　　应对资金潮大量进出的冲击比保税区海关监管物品“有形边界”的难度要大得多。一般来说，金融监管将建立在对“居民”与“非居民”严格区分的“账户”身份上。也就是说建立在“身份证”的基础上。有此“相同身份”的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将融为一体。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离岸人民币业务的出现与原先香港、伦敦、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离岸业务相比，虽然都属于“非居民”账户，但上海自贸区的出现将大幅扩大离岸交易量的规模。因为跨国公司产业链看重的就是大陆的市场规模。产供销一条线上的规模效应将促使他们将财务中心搬迁到上海来——这样做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汇率波动的风险。

　　虽然金融服务可以通过无形的网络来进行，但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上，有形的规模市场对于跨国公司财务中心的货币选择和使用仍然发挥着重大影响。人民币跨境结算等业务扩张，就是建立在这种产业链布局需求预期的基础之上。

　　虽然资金是在“非居民”账户上运作的“负面清单”，但通过“备案”制度，他们的活动仍然将处于中国“一行三会”的视野下。及时地对“暗中涌动”资本流动的数据进行整理和依照历史经验做出准确的预测（做好压力测试）则属于技术层面上的更高要求。同一家机构的两个子公司因地理位置不同（处在区内或区外），他们可经营业务范畴也可能不同。

　　另外，也可以根据他们客户的“身份”对账户上资金流动的边界和路径进行跟踪。同一家公司由于其客户的身份不同，同样的人民币可以有两种价格（离岸与在岸价格），可运营衍生品的种类也不同，这必将造成银行内部资金转移价格的不同。这样就可以通过“晒价格”的方式不断地比较来找出“差价”的根源，从而获知它们究竟是由“垄断”、“制度”还是由“技术”造成的，“倒逼”在岸市场的金融改革也就有了具体依据。

　　但这只有当离岸市场的人民币交易量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形成。过去不同交易量的价格比较会出现很大偏差。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启动之前，两个市场因交易规模差距太悬殊，不仅“倒逼”机制难以实现，而且离岸市场人民币通过“再贷款回流”让人民币国际化的“池子”里的水经常濒于枯竭。

　　关税以外的金融服务支持

　　建立资本项目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指标体系，通过居民和非居民账户资金流向分析来完善风险应急机制是完全可行的。在熟悉“工具箱”的基础上，应予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企业除关税以外的金融服务支持。

　　上海是中国外汇交易量最大的市场（人民币外汇即期年交易量接近35000 亿美元），其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也有望成为境内外人民币交易定价的主要汇率基准。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也是全中国利率变动的风向标，并将成为人民币基准利率。

　　此外，在上海清算所创新场外市场清算机制并积极探索利率互换等产品的集中清算模式的基础上，若能将触角延伸至境外，可降低目前离岸与在岸市场人民币利率差距。境内外利差的收窄将大大降低资金跨境流动的剧烈波动，减轻“回流”压力，让实体经济企业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这也是中国的制造业和外贸企业亟须的金融支持。

　　丁剑平 赵晓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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