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80年代参与改革研究到现在，我认为所谓改革就是两个东西：一是民间基层自发的活动，碰到困难，碰到不适应的地方总要把它“拱”开。用过去的语言说，就是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时，生产力就会“拱”，不会善罢甘休。这样的事情天天在发生，在每个领域都在发生，这个层面的改革天天都有。但光有这个层面的改革不行，这个层面的改革还要被吸纳成为国家政策和制度，没有这个过程就不是完整的改革。我认为改革有两方面：第一有没有冒出芽；第二冒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吸纳到政策制定和法律制定过程中，即制度化。这是改革的过程。
我们现在从哪个领域都能看到有改革的因素、改革的元素、改革的自发冲动，但某种程度上今天的吸纳能力不是那么强，因为有意见分歧，因为里头的利益分配、平衡遇到困难，在很多事情上是老有自发的活动，但却没能够提炼上来，要适当加快这一过程。是否要重新设计什么东西？我的看法是，在制定政策、制定法律时需要有广阔的视野，需要参照整个人类文明，看看其他国家的做法，国际经验、历史、理论，这些元素都要有。
过去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束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是思想解放，不能用僵化的概念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我相信底层的人永远有冲动，因为哪个家庭、哪个老百姓不想改善生活？他们只要发现机会总会去试、去做。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包括我们在大学教书讲的那套道理，是不是能让生产力发展得更顺一点？改革就是这两面的结合，缺一面都不可。
周其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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