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儒学最终要在中国开花结果

　　杜维明：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当代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人物。

　　自1981年，一直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担任历史及哲学教授，其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还曾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现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国际哲学学会名誉院士（代表中国）。

　　长期以来，致力于儒学第三期发展、诠释中国文化、倡导文明对话，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73岁的杜维明穿着竖条纹衬衫、牛仔裤，一坐下来，撸起袖子嘿嘿一乐：“有一件事情你也一定会感到高兴，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将在北京召开，这可是哲学界的奥运会！”

　　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到西安那一年，世界上一帮哲学家聚在一起召开了首届世界哲学大会。此后，差不多每5年召开一届，今年的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在雅典召开，杜维明去了，与他一起参加会议的有3000多名哲学家。会议的一项议程是确定下一届会议的举办地，竞争非常激烈。

　　大会执事局执行委员杜维明在发言中讲了下一届大会应该到中国召开的几个理由：一、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国需要哲学为荒芜的人心找寻意义；二、当代哲学违背了希腊哲学的传统，日益成为专家之学，哲学需要进入公共领域，必须面对大问题发言，而当代中国不缺大问题的研究；三、西方哲学从希腊开始就和宗教存在矛盾冲突，可是理智和信仰在中国文化里是融合在一起的，哲学如果不能够拥抱中国智慧，就不成其为哲学。

　　他说服了世界哲学大会。高兴之余，他又有些许悲凉。

　　他给本刊记者讲了个故事：北大一个教授碰到人大附中一个女孩，交谈以后感到这孩子真有智慧。他夸赞道：“你将来要做哲学家。”过了几天，这个小女孩到他家哭哭啼啼地说：“伯伯你怎么看不起我，我是可以考上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你认为我只能念哲学。”

　　“这是什么玩意儿？这种风气！”一贯以谦谦君子形象示人的杜维明生气了。

　　但他并不绝望，他相信风气是可以改变的。多年以来，为了儒家的复兴，他汲汲奔走于世界各地，总算没有白忙活一场。

　　“新儒家”是中国大陆提出来的

　　《瞭望东方周刊》：“新儒家”这个词是何时出现的？

　　杜维明：在我的经验里面，“新儒家”这个词其实是中国大陆提出来的。1987年，中国教育部花了一笔钱组织海外新儒家研究，其实主要就是港台新儒家研究，中国社科院方克立先生牵头。

　　中国大陆以前所有的大型研究到最后需要一个人审稿，不管是任继愈的《中国哲学思想史》，还是范文澜、侯外庐的书都需要审稿，但方克立作了一个决定：18个院校，47个教授，大家都来研究新儒家。

　　他们经过讨论，确定了10个新儒家代表人物，这10个人是两代人：一代是从1919到1949年以思想家为主的5个人，有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麟。这几位除了熊十力以外，我全见过。

　　然后他们又选了5位活跃于1949年以后的人—那时候大陆当然就没有儒家了，所以选的全是到台湾去的人，就是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钱穆、方东美。这几个人我也都认得，而且等于都是我的老师辈的人。

　　方克立的观点是，要研究这10个人，对每个人的研究都要写3本书出来：一本是他的学案；一本是对他的学术做一种诠释；最后一本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他进行分析。

　　在那些研究者中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研究谁最后反而认同谁。比如山东大学颜炳罡是研究牟宗三的，他的研究成果连牟宗三都非常欣赏，认为他了解自己。这样一下就把整个新儒家的研究给开展出来了。

　　我1980年就回国了，在北京师范大学待了整整一年时间，那时候学界几乎每天都谈这类问题，所以我与很多大陆学者结了不解之缘。我和李泽厚、汤一介、庞朴、朱维铮、余敦康等人都接触了，所以了解新儒家研究的情况。

　　新儒家发展到今天，经过了三代两传，他们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有连贯性，这就成为了传统。当代儒学的复兴为什么力量比较大呢？因为这三代人存在连续性。

　　儒学分期的争论

　　《瞭望东方周刊》：下一个问题算是一个公案了，你把宋明儒学看成是儒学发展的第二期，近现代新儒家是儒学发展第三期，李泽厚先生认为你忽略了汉儒的贡献，他认为儒学发展到现在经历了四期，你如何回应他的意见？

　　杜维明：从大的框架来看，为什么分三期呢？我以前说过，儒学第一期是曲阜时代，属于地方文化。最近有人给我修正了，说是从周公开始，儒学已经是中原文化，孔子是集儒学之大成。不过，儒学从孔孟开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成为中国文化的显学。特别是汉代，所谓独尊儒术（不是只有儒家），由政府的力量来推动儒家的经学，儒学才发扬起来。所以，从先秦到汉，在我看起来就是第一期。

　　后来，佛教东传，儒家没落了，朱熹感叹儒门淡泊，于是开始复兴儒学。这个复兴就使得儒家文化圈从中国扩大到东亚，包括越南、朝鲜、日本，这是第二期，也就是说从中国文化变成东亚文明。

　　鸦片战争以来，儒学又没落了。现在的问题是，儒学如果有第三期的发展，就必须从东亚文明走入世界。要走入世界，儒学就要用英文、法文、德文或其他语言来传播、交流，扩展影响力。所以，儒学三期说是普通常识，没有什么可争议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基本上是从地理的扩展层面来讲的这个问题的，你和李泽厚先生的不同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杜维明：对。我跟李泽厚很熟，很尊重他，我们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还开过一个专门讨论李泽厚哲学的会议。李泽厚以前是青年导师，在80年代有影响力。可是他后来写了《孔子再评价》，就受到学术界崇拜他的一批年轻人非常大的垢病，说他怎么搞的，现在突然转向一种封建的、儒家的传统，所以他得说清楚。

　　当年在美国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做主题报告，他是我的评讲，结果他对儒家的肯定比我还要高，还要全面，让人觉得非常惊讶。所以他回来以后，他在一次会议上专门讲，他为什么不是新儒家，等于说清他的立场，基本上就是要跟我划清界限。

　　他的立场很清楚，新儒家注重孟子，他更注重荀子；新儒家注重王阳明，他注重朱熹；新儒家是分三期，他分四期。

　　我跟他开玩笑，你要说儒学四期的话，至少你应该说十期。我讲三期是很简单的划法，你可以把汉划成一期，我认为你还要把唐也摆进来。

　　儒家相当宽容，开放而多元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与异质文明的对话中，别国学者带给你哪些重大启发？

　　杜维明：我不是基督徒，但我是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教神学家的受惠者，因为通过跟基督教神学家长期的对话、辩论，使我对儒家的理解和研究比较深刻，比较全面。

　　什么原因呢？有一个观念叫做你和“他者”的关系，甚至他们叫“全然的他者”，完全和你的想法不同的他者，你们的碰撞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它对你是威胁，你的理性、你的价值都因为他的批评而产生怀疑；另一种是，假如你对他者有一定的尊重和理解，你自己的思想视野也可以扩大，甚至是一种思想的大解放。

　　所以福柯讲，你碰到的一个观点，你觉得他不合情不合理，你首先不要判断它是绝对不合情不合理的，你先要倾听，很可能你认为它不合情不合理，是因为你对合情合理的标准定得太低，或者太狭隘。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有一个长处，它特别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所以《论语》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就是“觉”，觉悟的意思，就是要不断提高觉悟，不只是吸收知识或者是内化技能的意思。

　　儒家相当宽容，开放而多元，它也非常注重对话。

　　一般讲到注重对话的思想家就是苏格拉底，但在儒家的传统来看，苏格拉底的对话不是真对话，因为苏格拉底是一个智者，是一个哲学家，他知道什么是真理，他就带着学生一步一步地从那个黑洞里面走出来。在苏格拉底那里，他是九段，你连门都没入，他是不会错的，错的是你。

　　而孔子与他的学生之间的关系预设是，你和我事实上都是一样，我们都不是先知，我们也都不是上智下愚，我们都是中间这批人，我比你们年纪大一点，我经验丰富一点，我有些新的了解，我们通过讨论、辩论来发现大道。

　　所以孔子学生会抓到他的话柄说，你错了；孔子说，对，我错了，很抱歉。在基督教、伊斯兰教甚至希腊传统里，几乎没有这样的例子。

　　儒家有三个方面需要向别人学习：一是儒家的宗教性、精神性不强，变成了一个较凡俗的人文主义，在超越性方面要向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学习；二是要学习西方崇尚理性的哲学；三是要在社会实践、市场经济等方面向西方学习。

　　“世界伦理”

　　《瞭望东方周刊》：德国神学家孔汉思一直在主张、推动世界伦理的建立，北大也成立了世界伦理中心。你认为，世界伦理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如何构建世界伦理？

　　杜维明：孔汉思算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可能是最有知名度的神学家。他是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对教皇批评得非常厉害，所以梵蒂冈下令不让他教神学。

　　他希望发展一个全球伦理，具体设想是，全世界要把所有的文化、宗教、种族差异性都减到最低，我们就可以了解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最低的价值，所以他走的一条是越来越薄的路子。

　　我和他有30年以上的关于儒家和基督教的对话。我曾经跟他说，我最近看了你一本书，是讲在20世纪如何做一个基督徒，这书有1000多页，其中40多页是讲世界宗教的，这40多页里有几页是讲中国的，有几段是讲儒家的，所以你基本上是一个基督徒，而我当然是儒家。现在，我们两个进行对话，要我忘记我是儒家，你忘记你是基督徒，然后我们两个赤裸裸的人讨论我们怎样和平共处，不杀人，不放火，不强奸，这一定是没有人会质疑的，但是又没有什么特别意义。我希望我们的对话是厚和薄在同时进行，我要了解你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要了解我如何成为一个儒家，这才有意义。

　　北大世界伦理中心和孔汉思有关系，但是我说得非常清楚，我们走的这条路，并不是孔汉思那条路，实质上我们很多地方是对孔汉思的观点进行一种同情地了解和批判地认识。

　　《瞭望东方周刊》：世界伦理是否可以构建出来？

　　杜维明：构建的意思好像是一种人为努力，等于说由几个思想家来写一部宪法似的，可是真正的伦理是生活实践的过程。

　　现在有几个我们不能够回避的问题：第一个是文化多样性，世界越来越多样。虽然全球化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越来越趋同，但全球化同时也是一个异质化的过程，从文化的角度看，越全球就越趋于地方。所有与根源性有关系的东西，那些塑造我们成为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的力量，我们没办法选择的力量，比如族群、性别、语言、出生地、阶层、信仰是很难趋同的。

　　一个现代人在全球化浪潮中，他会越来越注重自己，他不会放弃自己身上的那些烙印。不是不会放弃，是那个烙印特别深。所以，现在很多冲突都和根源性的问题有关系。

　　儒学最终要在大陆开花结果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哪一年从哈佛回的北大？为什么回来？你希望把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办成一个什么样子？

　　杜维明：我正式回来是2010年，但是我和北大商量要建高研院是在2008年。不过，当年我生病了， 2008年我在哈佛的课也没上完，我就决定2009年把课上完再回来，这样就拖到2010年四五月份了。

　　我一直有一个构想，在北大可以成立一个高等人文研究院。我也希望北大可以把燕京大学博雅教育的传统接续上，使之成为北大的资源。博雅教育就是现在我们讲的通识教育。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当年确实体现了博雅教育精神。现在大家也有这个意愿，但是中间的问题也蛮多的。

　　北大现在用的是老燕京大学的地盘，这些年来，部分燕京的校友反响也很激烈，对北大人说，这是我们的校园，你们最好迁出去，所以北大与燕京校友的关系不太好处。

　　我想把这个问题处理得最好的是中山大学。岭南大学是中山大学的前身，岭南大学的岭南基金会就为中山大学建立了商学院。现在你到中山大学，看到的到处都是中山岭南，甚至有“（岭南大学某某研究中心）”，所以整个岭南大学的传统已成为中山大学的组成部分。这是它第一个了不起的地方。

　　孙中山在武的方面就是建立黄埔军校，在文的方面就是建立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最早的校长是邹鲁，中山大学的碑是他题写的。现在虽然没有用他的名字，但也把碑重新竖起来了。

　　我在哈佛做了13年燕京学社的社长，所以对燕京有感情。美国大学没有退休制度，我想走，哈佛挽留，但我回国的意愿很强烈。我们这一批在台湾长大、在美国念书并留下来教书的人，我算是对大陆的学术界最关注的。

　　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认识到，如果大陆的精英学者对儒学没有认同感，儒学的发展一定是边缘的，你在美国发展得再好也是边缘的，中国大陆最终是要开花结果的。

　　那时我就很关注大陆的变化，对我来说，最愉快的一天就是1972年知道尼克松要访问中国那天，我说我们有希望了。原来我们不了解大陆的真实情况，对大陆的了解只有两条渠道：一个是《人民日报》；一个就是难民。西方有个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很深刻，为什么？因为他就在香港等难民，跟难民谈。

　　当然对我来讲，从难民里面了解到儒家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根本办法还是深入进来。从1978年开始，美国学术代表团第一次来大陆，我就来了一个月。那时候就决定假如有机会我就常来，所以1980年通过中美学术交流，我就在北京师范大学呆了整整一年时间。那以后的几年，每年我都回来。

　　我1985年在北京大学开了儒家哲学的课，有很多研究生，他们对儒家的兴趣很大，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认同儒家，因为大家都认为那是封建遗毒，过时的东西。

　　大家对我的理解基本上就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你在台湾长大，你不知道儒家做了那么多坏事；二是你在海外有一种浪漫的思乡情结；三是你在海外讲儒家，不能把它讲得一塌糊涂，那样你不是连饭碗都没有了吗？你看误会有多深。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这几年北大高研院的成绩满意吗？

　　杜维明：我深深体会到“创业维艰”是什么意思了。

　　建立一个事业当然会碰到很多困难，况且我在国外呆的时间太长，国内太多游戏规则、潜规则我都不可能了解。

　　但是我觉得很值得，这倒不是说我们已经做出了什么成绩，而是因为这个经验本身就是一个现代绝大多数中国人必须面临的，你在海外再怎么去想象也是不可能认识到的。

　　我80年代和中国77、78、79这三届毕业的学生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的工作，他们现在在中国是最有影响的一代人。他们怎么走，不仅是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的影响都太大。对我来讲，在中国大陆工作是很大的挑战，也是一种很难得的人生经历。

　　最怕的是把儒家的道德理想化

　　《瞭望东方周刊》：当代中国为什么需要儒学？

　　杜维明：中国人对“个人”这个观念的理解很难变成纯粹基督教的，也不是西方自由主义只强调人的尊严的那种个人，中国人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定义个人的，我们讲儒家是关系学。

　　福泽渝吉在日本讲的是个人主义，但是他讲的个人主义是个人要为国家创造条件，这就和西方的个人主义有很大的不同，这里面儒家的因素就很强。

　　最近东南大学有个调查，主题是道德和伦理之间的差距。我们一般的年轻人崇尚的是西化道德，认同个人主义，强调个人权利，但是中国人的伦理，也就是人际关系呢？中国现在的一些年轻人，跟父母亲讨论问题的时候，他两个价值都在利用：你们要照顾我，要让我生活安定，但你不要干扰我，我是有权利的。

　　他们能熟练地利用中国传统的和西方的两套游戏规则，但可怕的是他不立志，他不是像儒家那样想做圣人，他根本没有那个精神世界，他只是想要满足个人利益，到头来他希望整个社会都为他服务，这种情况在“富二代”里比较明显。

　　伦敦经济学院有1000个中国学生，这中间有很大一批人在英国念的中学，他们将来的发展，我认为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很大的。现在的情况是钱和人才都可以流动，你抓都抓不住，几秒钟我的资金全走，有绿卡的大概有好几百万人，这批人的忠诚度可能不在中国。

　　所以，文化中国的观念不仅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这些地方。如果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做人上能够站得住，不做损人损己的人，不做损人利己的人，做一个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如果有点权力，还帮助一点人，只要有这个观念，我们民族就能强大。

　　我们需要有一个开放的、多元的、有反思能力的社会风气。这有没有可能呢？确实是有的，但是有许多非常关键的问题要解决。

　　《瞭望东方周刊》：你也主张反思儒家的缺失，儒家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杜维明：每个伟大的精神文明内部那些最光辉的价值之间都有矛盾冲突的一面。比如，基督教讲爱上帝，但当你这个爱变成执著了，你就会认为不爱上帝的人都可以杀掉，这个“爱上帝”的观念就异化了。

　　儒家讲道德的重要性，这毋庸置疑，但现在最怕的，是把儒家的道德理想化，用一种抽象的理念来要求一切人。孩子要尊重父亲，这是对的，但如果由此你提出父权至上，那父亲就可能成为暴君。

　　所以孔子反对教条地从父之令。父亲讲什么你都接受，而不对父亲进行严肃地进谏，那就是陷父于不义。

　　文/《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 萧三匝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