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十大“小趋势”
- 来源:21世纪商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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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0-02-22 12:12
2010十大“小趋势”
2008年年末，种种迹象都表明原有的全球经济体系将难以为继，世界将无可避免地走向一个转折点。但人们预想中的种种剧变在2009年并未出现，传说中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全球经济危机似乎也在一片回暖、反弹甚至反转的好消息中被悄然消化。
因此，2009年由于没有足够分量的标志性事件而显得有些缺乏“记忆点”，不过，正如黄仁宇对于万历十五年的剖析，看似无关宏旨的一年恰恰是大明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精密剖面。表面的平静并不意味着内在的停滞，许多实质性的变化恰恰是在静默中孕育和发生的。因此当我们重新审视这表面风平浪静的一年时，我们不难发现内里的波涛暗涌。从困境到希望、从富裕到幸福，2009年最重要的变化已不再集中于外部环境的转变，更多地而是触及到人们内心的变化。
回顾2009年这表面看起来平淡无奇而且含混不清的一年，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具有实质意义的内在改变正在悄然发生。多年之后，如果能够精确地对2009年的得失进行审计核算，我们会连连称幸还是后悔不迭？
温故2009
文/彭韧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随着2009年的过去而宣告结束。也许是因为缺乏像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那样充满戏剧性的时刻，2009年给人的总体感觉有些平淡无奇。按照营销人士的观点，当2008年与奥运会、汶川大地震和全球金融危机等关键词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时候，2009年由于没有足够分量的标志性事件而更显得有些缺乏“记忆点”，它有点像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使用的那个英文副标题——AYearofNoSignificance，是没有重大事件、看起来无足轻重的一年。到了年末，本可以成为这一年最重大事件的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也在一片吵吵嚷嚷声中，以一个含混不清的结局结束了这看起来含混不清的一年。
这实在是有些出乎意料。在2008年年末，种种迹象都表明原有的全球经济体系将难以为继，世界将无可避免地走向一个转折点。但人们预想中的种种剧变在2009年并未出现，传说中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似乎也在一片回暖、反弹甚至反转的好消息中被悄然消化。
不过，正如黄仁宇对于万历十五年的剖析，看似无关宏旨的一年恰恰是大明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精密剖面。表面的平静并不意味着内在的停滞，许多实质性的变化恰恰是在静默中孕育和发生的，回顾这表面风平浪静的一年，我们不难发现内里的波涛暗涌。世界各国政府在2009年对于全球金融危机的集体拯救，是否包含着大量病急乱投医式的短视之举？没有达成任何有约束力协议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是否会是人类在2009年犯下的最严重错误？多年之后，如果能够精确地对2009年的得失进行审计核算，我们会连连称幸还是后悔不迭？
拯救的困境
跟历史上每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一样，一旦经济形势掉头向下，多数国家便迅速陷入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之中，这对于经济增长十分依赖外向型经济部门的中国提出了严峻考验，出口的大幅下滑立即便导致了2009年初GDP增速的深度回调。为了提振经济，中国政府推出了惊人的4万亿政府财政刺激计划以及10万亿天量信贷投放，中国经济在2009年的“保8之役”也因此有惊无险地再次成功。
毫无疑问，房地产业是一个被开闸后的资金洪流所拯救的标本行业。尽管房地产业的复苏的确拉动了经济的反弹，但它也越来越表现出对其他消费方式的替代和对其他产业的挤出效应——消费者由于动用毕生积蓄购房而大量削减其他消费预算，企业家由于受到房地产不断升值的诱惑而纷纷退出实业经营，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意识到房地产对于个人与社会的“绑架”和“挟持”，但仍在它的短期利益与长期效应之间，进退失据，一部品质平平但切中热点的电视剧《蜗居》也由此成为年度最为热议的话题之一。
对于那些本身处于增长中的行业，政府的财政政策更是起到了强心针的作用。2009年初出台的1.6升小排量车消费税优惠政策，帮助中国汽车业在全球汽车市场的一片哀鸿遍野中，以1364万辆的年销量、46.2%的增长幅度，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北汽收购萨博、吉利并购沃尔沃这样的海外并购仿佛也在印证全球汽车产业的中心正在向中国转移。
不过，跟几乎所有“中国制造”的典型产业一样，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的薄弱仍是中国汽车业发展的“智障”所在，制造地的转移并没有改变价值链上的分配格局。一个重要表现是，由于产品和服务上的差距无法一蹴而就，中国汽车产业尚未有在中高端市场的成功者；而国外汽车公司在稳固中高端市场的统治地位后，产品线布局必将向下延伸，自下而上攀援与自上而下倾轧，孰难孰易可想而知。而本土汽车业寄托以颠覆产业格局之厚望的新能源汽车，也包含着太多技术和市场上的不确定性。
中国政府选择在2009年年初正式发放三张3G牌照，意味着3G承担着产业升级与拉动经济的双重使命。不过在一年之后，不仅新增用户数与三大运营商的计划相去甚远，消费者对于3G的认知也并未提高太多，仍然大都停留在知道但并不了解的程度。过于浓重的厂商视角、缺乏必需性和不算低的切换成本让3G的遇冷也在情理之中，某种意义上，这也反映了本土企业在把握消费者需求上的笨拙。
总体上而言，过去一年间中国企业在“自救”上可圈可点，在“破局”上则乏善可陈。2009年底有专家援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指出，中国的文化产品出口量占全球总量的20%，已经是全球第一大文化产品出口大国。但细究之下，他所指的出口文化产品的主要构成仍然是制造，而非版权。在一个创意与灵感至上的产业中，中国人所付出的仍然大都是汗水，这难免让人担心，再成功的拯救也只是将问题搁置而非解决，反而埋下更深的隐患。
新一代
尽管每一个年份都有人不断出生和老去，但中国人对整数年份的重视，以及“三十而立”的古训，还是会让2010年成为对年轻人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它将是最早一批“80后”们步入三十岁的第一年，也会是相当一部分“90后”们正式进入社会的一年。不少人恍然意识到，那些曾经被人们视作“小屁孩儿”代名词的80后们，已经成为社会主流人群，并且按照代际传承的规律，开始预备进入各行各业的关键位置。
他们做好准备了吗？跟以往每一代人之间的交替和接班一样，上一代人会对年轻人的毛手毛脚报以担忧和抵触。但在一些人的眼中，这一代年轻人的问题不仅仅只是青涩而已。美国埃默里大学英语教授马克.鲍尔莱茵用一本名为《最愚蠢的一代：数字时代如何使美国青年变得愚蠢并威胁我们的未来，或不要相信任何三十岁以下的人》的书向美国的80后们猛烈开火，而在国内，对于80后的管理之道大有独立成为一门管理理论分支之势。
更为浓厚的互联网原住民色彩和普遍的独生子女身份是中国的80后、90后区别于前辈们的基本特征，人们一般认为这一群体会更加张扬和更具个人主义，但到现在也没有人真正能理解，这个史无前例庞大的独生子女群体到底会有什么样的集体心理和行为模式。在现实的社会尚未被80后们彻底改观之前，我们不妨可以将互联网视作观察年轻人的切片。
不难发现，互联网在2009年的最大热点SNS网站、微博等，比起以前的互联网应用更容易划分网民的不同代际。年纪略长的互联网移民们惯于将网络视作线下方式的替代，比如上网浏览是阅读报纸的替代，即时通讯是电话和见面的替代，但新的互联网应用生于网络，成于网络，在开心网上偷菜和钓鱼并不是为了替代什么，一个互联网移民面对开心农场的典型惶惑是：“这玩意儿有什么用？”而年轻人的第一反应往往则是：“这玩意儿太有意思了。”
越来越强调实时信息的互联网应用与手机结合
起来，构成了近几年互联网的一大主题——现在主义（Nowism），对于实时的要求似乎压倒了其他一切。今天网络的编织速度远远快于以往，不过网络上流动的信息也越来越碎片化和娱乐化，未来的人们对于高质量信息的需求是否在下降？这对以内容生产见长的媒体业构成了真正的危机。
而对于零售业来说，年轻人越来越“宅”的生活
方式则让传统的实体渠道优势面临重新洗牌，无论是图书、衣服、电器还是快餐，他们都乐于从网络上来购买，传统零售巨头和新晋创业者一下子蜂拥于在线销售渠道所带来的商机。如果我们能够从内心中意识并且接受，这些年轻人最终必将成为社会的主流，那么所有那些希望在未来二十年里赢得个人消费者的企业就必须尝试去真正地了解他们，哪怕是硬着头皮地。
从富裕到幸福
无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后短短三十几年国内已经造就了一批先富者，他们在总量上已经可以构成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规模，就个体而言则消费欲望更炽。在2009年，LV、GUCCI这样的顶尖奢侈品品牌发现，它们的消费者并不仅仅汇聚于北上深广四大城市，越来越多的中国二三线城市构成了新增客户的主要来源，而且成长速度惊人。内蒙古小城鄂尔多斯在这一年放出了人均GDP即将超过香港的豪言，此前它早已是内地最富裕的城市，毫不奇怪，二三线城市和城镇市场将是未来几年内企业商机的重要来源。
按照目前的速率，在2010年的某一天，中国的城市化比例将超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50%。网络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市与城镇、农村青年之间的信息落差，中心城市的热点和风尚得以迅速向周边扩散。尽管分布仍然极不均匀，但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社会已经触到了加尔布雷斯在上世纪60年代所描绘的那种丰裕社会的边缘。
在一个物质财富总体上足够丰裕的社会中，贫困的存在就会更加显得触目惊心。学者廉思在2009年出版的《蚁族》一书中，描绘了他冠名为“蚁族”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九成属于80后一代，绝大多数从事销售和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平均每月低于2000元的收入让他们只能“群居”在城乡结合部和近郊农村，绝大多数人连“三险”和劳动合同这些基本保障都没有。
蚁族的出现同样没有脱离中国制造转型的大背景，正是由于高价值产业的就业机会还不够充裕，而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远远超出市场需求，所以很多人不得不栖身于一份从业要求远远低于他们希冀的工作之下。中国在2009年成为了全世界就业压力最大的国家，600万应届毕业大学生在这一年进入社会谋求工作，对于个体而言，奋斗加上一点运气也许就能够帮助他们改善处境，但就群体来说，只有一场成功的产业结构升级才能够帮助他们集体摆脱困境。
尽管大多数人对于蚁族的关注来自于人们对于弱者的天然同情，但也不可否认，蚁族的出现印证了一部分人对于未来的担忧：我们下一代人的生活水平不再会是永远上升的——此前即便是在最为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人们也都坚定地相信下一代人的日子一定会比上一代强——在一轮轮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渐都释放完之后，我们不得不开始正视这种可能性。
放弃这种“永恒增长”的信念并不是一件坏事。在2009年，一些日本人开始重新审视他们那“失去的十年”。比如经济学家青木昌彦认为，尽管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增长陷入了长期停滞，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毫无进步，原有金融和产业秩序的逐渐瓦解让社会变得更加富有创新力，日本应该放弃“日本第一”的幻象和负担，心安理得地进入一种“富裕的衰退”，缩短日本人的总体工作量和工作时间，转向更加注重产品设计、构思以及服务的附加价值和具有独特日本特质的工作，简而言之，更加注重实质的幸福而非量化的数字。
所以回顾2009年，也许最重要的变化不是任何外部环境的转换，而是来自人们内心的改变。越来越迫近的环境和气候危机让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对于生活中各项事物的排序，我们努力工作所换来的各种商品和服务难道会比免费的阳光和空气更加不可或缺吗？尽管哥本哈根会议没有达成任何有约束力的协议，但环保主义者所希望传播的观念却渐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真正考虑富裕与幸福孰轻孰重的命题。
尽管我们无法断言是不是贫富的强烈对比促进了一些企业家们的公益和慈善行为，但跟以前比起来，慈善捐赠、企业基金会等现象这几年的确越来越多了。曹德旺、陈发树两位闽籍企业家的巨额捐赠在2009年一头一尾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尽管对于他们的行为动机现在仍然众说纷纭，但我们更愿意相信，这种现象是企业家人格自然发育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企业家心性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而从追逐财富到追求幸福，同样也是一个社会价值观走向成熟的标志。
不可忽视的十大“小趋势”
“中国设计”
事件与回顾：中国设计逐渐成为提升中国制造产品价值的重要因素。分析与展望：设计对于产品的内在价值仍在提升，中国本土设计的发展趋势以及如何通过提升设计来获得更高的价值。
创业版：激活创新
事件与回顾：2009年千呼万唤的创业板终于被推出，并且一上市就获得高度关注。分析与展望：创业板作为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拼图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利于促进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在资本市场和技术创新间形成多元良性互动。
后哥本哈根时代
事件与回顾：2009年底进行的哥本哈根会谈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低碳经济仍然成为了2009年最热的探讨话题。分析与展望：绿色泡沫化？对绿色产业的反思。被政治、被商业炒作绑架的绿色概念。怎么来看待一个将会出现泡沫或已经出现泡沫的产业？
海外并购：在谨慎中扩张
事件与回顾：2009年，随着全球经济危机所带来的资产贬值，中国企业有机会得以购买大量的海外资产，成为全球资本的一股强劲力量。分析与展望：从规模的量级来说，中国企业已经具备了世界级企业的规模，但是，中国企业要想真正成为全球运营的重要参与者，仅仅具有资本实力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企业在并购的技能上仍然离“成熟”有一段距离，那么，面对下一阶段的成长挑战，哪些能力是中国企业亟须学习掌握的呢？
中国汽车业的“盛世危言”
事件与回顾：2009年中国汽车产业产销量在全球性的需求衰退中成为了第一，需求极旺。分析与展望：在骄人数字的背后，本土汽车产业蕴藏着哪些危机？2009年底发生的几起汽车业海外并购意味着什么？困扰本土汽车产业的核心问题是否已得到实质性改变呢？
3G如何走出冷漠
事件与回顾：3G在2009年高调登场，但却遭遇市场的冷漠反应。分析与展望：三大运营商将可能采用哪些新的举措来突破3G终端不成熟的问题，未来3G普及化的突破口将会在哪里？
中国企业家的心性
事件与回顾：陈发树、曹德旺等2009年几起公众瞩目的捐赠事件，以及企业基金会的出现。分析与展望：这些行为能否反映中国企业家在逐渐走向成熟，又或者反映一种财富再分配的趋势？企心网等SNS网站、微博等在2009年的流行。业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主动参与公共治理，将对社会分析与展望：年轻人喜欢的新媒体和传播形式是资源配置和效率提升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怎样的，跟传统的方式有着怎样的本质区别？企业如何能把握这种改变带来的商机呢？
你所不知道的80后
事件与回顾：2010年是80后一代开始进入高素质劳动力之困岁的第一年，也是90后一代进入社会的开始，80后事件与回顾：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就业压力最大的和90后正在从数量上成为中国劳动力大军的主流。国家，“蚁族”等群体的出现，以及企业对高素质劳分析与展望：80后消费者的逐渐主流化和90后动力的需求缺口同时并存。消费者的粉墨登场将带来哪些消费趋势的新变化，新分析与展望：如果缺乏一个卓越的人力资源优势的消费方式又将给企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和变化呢？而构成的一个稳定、有序、可持续的隐性知识传授和交流系统，那么企业将难以形成可持续的竞争力。眼原住民的互联网下暴露出的中国社会中结构性的技能缺失和人才失事件与回顾：腾讯、盛大在2009年的布局，开衡，值得所有意在企业长远发展的管理者深思。
“中国设计”
文/李少卿
2009年“设计”出人意表却又在意料之中地成为了中国商业世界中最热门的主题词之一。
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把长期以来还能安享制造链底层微薄利润的中国制造，一下子推到了“变革还是死亡”的抉择前，中国制造的转型已不止是一个突破未来发展瓶颈的问题，更是一个决定是否还有未来的关键问题。
正如《麦肯锡数字评论》一书所言，“制造经济的时代将过去，未来将是创造者经济时代”。正如时钟是“生产者经济”的象征，信用卡是“消费者经济”的象征，今天，电脑鼠标就是“创造者经济”的象征。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设计正好是通向“创造者经济”时代大门的钥匙。因此，设计被视为中国制造的解药，其重要性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制造”在近30年（尤其是最近15年）的发展举世瞩目，但其内在的结构性缺陷日益凸显，在珠三角、长三角像蘑菇一样冒出来的以农民工而不是以工人为劳动力的无数制造企业成为“中国制造”的主角。农民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构成了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但这是一种损耗了大量的隐形知识和缺乏技能积累的非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所以，纯劳动密集型制造的中国制造，难以形成诸如“德国制造”和“日本制造”之类的国家制造品牌影响力。2009年底，当“中国制造”四个字第一次出现在美国有线新闻网(CNN)上时，也标志着中国制造真正开始了漫长的产业转型之路。
问题在于，设计真的能够成为中国企业相对软性的实力吗？在核心技术上鲜有突破的中国企业，真的能在设计上实现“跨越”吗？中国企业对设计的重视和趋赴会不会又是一场只见其表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失败，源于发起人总是从器物、性能和表层效绩去理解竞争者的优势，而忽略了表层性能和效绩背后的支持系统和绩效底蕴）？
其实一直以来，中国企业并不缺乏单个产品的设计能力，常有来自“中国设计”的产品在国际各项设计比赛上屡获大奖；也不缺乏可以倚赖或借用的设计资源，以中国企业现在的规模实力“购买”顶级的海外设计，也绝非难事；甚至也不缺乏将设计变成产品的实现能力，令人眼花缭乱的山寨手机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山寨不仅打破了制造业中大规模产品难以定制的难题，更证明了中国企业无拘无束的设计创新能力。
中国制造企业并不缺乏通过创新“成为行业第一”的宏愿，但与这种宏愿相映成趣的，是对工业设计的诸多误解。工业设计不是创新的附庸，也不是创新的某个局部，与技术研发一样，它是创新的基本元素，而且在整个创新活动中起着协调和黏合的作用。在企业中，比起职责明确的工程师，设计师其实是进行系统整合的人，他们的能力在于广度，作为系统的黏合剂，他们需要把所有的理念、方案整合在一起，所以他们是蓝图构建者。设计师在公司中的使命，是发掘人们期望被满足的那些内在需求，设计往往也能够创造“尖叫”，创造“感动”。
所以，中国之所以不乏以单个产品到国际上拿大奖的企业，但几乎没有一家能持续推出在设计上具有创新性产品的公司，原因在于，单个产品的设计可以因为拥有某个天才的设计师或与某个优秀的设计公司合作而产生，但只有稳定的制度、流程和创新生态系统，才可能持续不断地创造超越实验室产品的创新性产品。换言之，公司在设计产品之前，必须设计出良好的制度、流程。而要设计出适合于设计创新的制度和流程，并且让制度和流程有效地运转，公司必须要有明确的设计战略和设计文化，让设计精神成为统摄产品和流程的“隐性操作系统”。唯有这样，才能真正成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设计”的目标。
创业版：激活创新
酝酿十年之久的创业板，终于在2009年10月30日正式在深交所开市。虽然初始总市值尚不及一个大盘蓝筹股，但创业板从运营的那天起便聚集了高涨的人气，人们寄希望这个本土的“纳斯达克”也能诞生出如苹果、微软、英特尔、甲骨文一样的高科技巨擘。
文/曹戈
据统计，截至2008年，中国的中小企业数量达到970万家，创造收益占ＧＤＰ的60％以上，税收占到全社会税收总额的一半，提供了全社会80％以上的工作岗位。然而，在传统的金融体制内，这些“蚂蚁雄兵”却是被遗忘的大多数，融资难一直是伴随这些企业从初创到发展的过程中的主要困扰。
由于传统的融资渠道银行重视规模效应，加之创业型企业在抵押条件和信贷资质上的缺陷，所以，这些企业常常被银行拒于千里之外，更毋庸说达到主板市场的上市规模要求了。因此，尽管作为经济中最活跃的一支创新力量，这些创业型企业却在最急需资金时被传统的金融机制隔离和遗弃。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上世纪70年代，由于消费需求放缓和石油危机等因素，美国经济陷入“滞涨”的困境。但就在此时，以硅谷为首的新技术产业却在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下蓬勃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生物等多种新兴技术相继出现并迅速在全球确立了领先地位，从而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合法财富”，也将美国经济带出“滞涨”，并推入一个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飞速发展的新时期。金融的力量在这场经济革命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重要的元素之一就是1971年成立的纳斯达克。
对美国而言，纳斯达克最重要的价值是形成了资本市场与技术创新之间的良性互动。众所周知，高新技术产业的“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特质导致了如果没有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产业必将缺乏持续发展的条件和动力。而在当时，华尔街和硅谷企业都具有对技术创新可能带来的高收益的渴望，纳斯达克的及时出现，某种意义上就是为双方提供了一座桥梁，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起一整套筛选机制，包括资本对技术、市场对企业的筛选，也形成一个良性的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互动互利的发展机制。华尔街投资者们在获得高额投资回报时，也造就出了微软、苹果、戴尔等一大批世界级高新技术公司，为美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欧，二战后，西欧同样经历过战后经济繁荣，但在20世纪70年代滞涨时期，由于其金融体系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风险投资不发达，而银行无法承受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让同样处于萌芽期的高新技术产业无法获得有效的支持，导致了西欧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迟迟无法形成，逐步与美国拉开了差距。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也曾说过，欧洲在高新技术方面落后于美国并非由于欧洲科技水平的低下，而是由于欧洲在风险投资方面落后于美国。
所以，初生的中国创业板，尽管存在诸多的不足，但是，作为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拼图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创业板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的创新型企业拥有一个更高效的融资渠道，通过创业板把未来高成长性转化成为现实发展的资本，从而促进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并带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在资本市场和技术创新之间形成多元的良性互动。
后哥本哈根时代
文/阳光
2009年末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最终成为一场闹剧。这场事先就不被各方看好的各国政治家气候峰会刚一落幕，全球就遭受了罕见的严寒冰雪气候。当民间环保热情遭遇冰封的地缘政治，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最后这个冬天显得格外寒冷彻骨。
经过几十年高速的经济发展，中国正在面临来自欧美后工业国家的“气候挑战”。当然，最根本的挑战还不是来自外部，如果我们继续传统的粗放型、高能耗和高排放的生产方式，那么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就会在不久的将来遭遇增长极限，并陷入停滞，甚至出现倒退。从这一点出发，在本次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政府单方面承诺在2020年前，单位GDP碳排放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40%-45%，并将这一指标纳入了强制性的国民经济发展纲要。这并非只是一种气候外交中的政治姿态，它所传达出的是中国政府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责任感。
从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到2007年的巴厘岛路线图，再到2009年的哥本哈根大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发达国家在减排责任和义务上存在的分歧仍然难以弥合。在财富流动和气候债务之间，富国和穷国呈现出明显的极化效应——越富有的国家，气候债务越多，而越穷的国家，越是气候债权大国。但许多发达国家不仅在减排问题上推卸责任，更利用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的优势，发展更领先的清洁能源技术，以转移支付和技术输出等方式来转嫁环境危机，并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气候殖民掠夺。这种气候问题背后的政治角逐是导致哥本哈根大会无法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的根本原因。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大规模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来说，发展模式和发展速度之间的平衡问题更加剧了其在面对气候问题时的焦虑。一组简单的数字就足以说明中国在减少碳排放问题上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十一五”计划前四年关停的小火电厂将导致40万人下岗，水泥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将使近50万从业人员失去工作机会；如果碳排放在2020年比2005年下降40%-45%，光电力采暖的生产和供应这两个行业的损失产值就将高达1995亿元和3528亿元。
但是，在这一场危机之中也蕴藏着中国新生代企业的发展机遇。有相关专家测算过，只要不超过减排45%这条红线，经济以现有的增长速度发展，中国的排放峰值年要等到2030年左右才能到来；但是假如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资金不到位将导致技术更新换代滞后，中国的排放理论峰值就有可能在2020年之前到来，介时中国将因自我设定的45%的减排目标而背上沉重的负担。这对于一个要养活全球1/5人口的国家来说，无异于是一场灾难。因此，对于新生代企业来说，如果它们能将事后的污染处理和环境救治转化为事先对节能减排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那么就有可能抓住“绿金”所带来的商机。在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国有大型企业和民营技术创新企业的结合，无疑是最激动人心的未来图景。
正如《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作者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尽管哥本哈根大会已落下帷幕，但它只是一个起点，人类将走上“始于哥本哈根的路”。在后哥本哈根时代，各国内在的自发和自愿的行动比一份协议更加重要。
海外并购：在谨慎中扩张
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企业带来严峻考验的同时，也给它们带来了巨大机遇：经济动荡造成海外企业的估值下降，而此时很多中国公司的账户上堆着过去数年高速增长中积累的大量现金，国内的资本市场的流动性较高，政策也有利于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交易，这种种因素造就了2009年全球并购市场上最令人瞩目的一群超级买家。2009年12月15日，普华永道发布报告称，2009年中国海外投资交易呈现爆发式增长，交易数量达166宗，交易金额较前一年激增2.5倍，达到335亿美元。中国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中国企业有出海并购的冲动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在2008年年中，经济危机引发的全球资产价格下滑促发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量曲线的突然上扬，麦肯锡在一篇报告中评价：“虽然中国企业海外扩张的步伐比全球商业界许多人士预计的都缓慢，但是，有证据显示这种期待已久的扩张现已步入轨道。”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盈利性增长之后，中国企业不可避免地开始对海外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和广阔市场充满欲望。此后发生的大量并购也显示，获取原材料和征服新市场正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最核心的两大目的。
文/王婷
但这一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却毁誉参半。从风口浪尖的中铝-力拓并购案到中石化以89亿美元收购瑞士Addax石油公司，能源及资源是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与并购最主要的领域，单笔交易数额最大，同时在国际上引发的争议也最多。除了获取资源在所难免地遭遇抵触之外，一些中国企业在面对重大海外投资机会时，不善于与海外金融监管机构打交道，在并购的战略目标、能力和手段上欠成熟，都是原因之一。同时，有一些因为缺乏谈判技巧、并购目标不清晰、尽职调查不完善等问题造成的失败案例，也难以给中国买家的形象加分。
纵观2009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可以发现有很多基于机会主义而非基于企业战略的收购，为了“抓住机遇”仓促上马、未经详细事前评估便签约的情况并不罕见。北京汽车工业控股收购欧宝受挫，主要原因之一便是谈判经验和准备不足，由于对通用公司、德国政府、欧宝工会等各个方面的利益诉求的研究分析不够充分，谈判策略缺乏竞争力。福建双飞日化并购美国索拉化妆品公司，竟是由于这家双飞为之代工了五年的大客户拖欠了150万美元无法偿还，双飞的赴美“讨债团”无奈之下只好采取了“第三备选方案”——买下自己的最大的海外客户，把其变成自己旗下的分公司。
值得欣喜的是，在本轮海外并购潮中，很多企业也显示出经历多年市场磨炼的成熟和稳健。很多并购案例中已然显示出中国企业在战略上的清晰和技巧上的成熟，潍柴动力并购法国博杜安公司等更稳健的试探性投资、以学习为目的的小规模并购开始出现，锦江酒店与美国德尔集团联合收购美国州际集团、中石油与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公司联合收购哈国曼格什套油气公司等通过联合收购绕开障碍、有计划地接近目标的并购技巧也愈发常见。
据预测，2010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热潮仍将持续。普华永道预计，2010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将出现40%的涨幅，能源及资源行业的并购将继续主导市场，同时随着中国大型民营企业谋求获取技术专利和进入国外市场，其他行业的并购交易预计也将迅猛增长。中国企业若要真正成为全球商业的重要参与者，仅具有资本实力是远远不足够的。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未来海外并购的难度也会增大。面对下一阶段的成长挑战，并购将是中国企业亟须学习的一课。
中国汽车业的“盛世危言”
文/杨继伟
2010年1月11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了过去一年的统计数字：2009年中国汽车总销量飙升至1364万辆，较2008年增长了46.2%。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数字是——141万辆，这是2009年12月中国市场的单月汽车销量。这不仅比2008年同期剧增了92%，更意味着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汽车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喜讯并不仅止于此。原本广受质疑的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不仅获得美国股神巴菲特注资，甚至开进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大会。在欧美汽车产业因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纷纷求售之际，来自中国的汽车厂商似乎成了全球市场上最财大气粗的买家群体，在一系列不那么起眼的中小型并购和备受争议的腾中-悍马并购案之后，2009年中国汽车自主品牌最耀眼的两起海外并购终于现身——北汽并购萨博、吉利并购沃尔沃。
在接过全球性经济衰退免费赠送的这个“世界第一”的桂冠时，中国汽车企业是否仍能清醒地自问：我们身边还潜藏着哪些危机？困扰本土汽车产业的核心问题是否已得到实质性改变？
与全球其他市场一片哀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汽车市场在2009年初出台的1.6升小排量车的消费税优惠计划推动下实现大幅增长，跨国汽车公司去年在中国的业绩都取得了两位数增长，有的甚至高达60%以上，在中国的盈利水平都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合资品牌迅猛增长的状况下，中国自主品牌的市场份额仍旧首次突破了30%这个曾经的天花板。
但不可忽视的是，在2009年的“数字繁荣”之下，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结构性、制度性难题仍未得到根本改变，仍然是“没有发展的增长”。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并没有实现市场格局的突破，仍然主要集中在小排量中低端车型上。与此同时，国外汽车公司在以往中高级车取得统治地位后，产品线布局越来越下移。而自主品牌汽车质量和售后服务的软肋也逐渐暴露出来，向上拓展的空间也并非坦途。
究其根源，缺乏核心技术仍然是自主品牌难以逾越的屏障。在“市场换技术”思维的主导下，市场是让出去了，但技术和技术性思维仍然需要求之于外，这也促发了2009年中国汽车企业的海外并购冲动。无论是国有的北汽，还是民营的吉利，创新技术的缺失正成为其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姑且不谈北汽和吉利以怎样的手法最终获得萨博和沃尔沃，如何整合这些高端品牌、获得技术，但技术性思维这种隐性知识的学习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海外并购并不可能解决技术缺失所带来的所有问题——这将是留给徐和谊和李书福们未来所要解决的难题。
新能源汽车似乎是中国汽车产业在技术研发方面的一次罕见的“超车”。在今年1月15日开始的底特律北美车展上，可以看到更多的电动车在市场投放时间上仍然悬而未决，只有中国的比亚迪宣称将在2009年底投放美国市场。然而，电动车在盈利性和主流技术的竞争力上仍旧存在大量未知数，传统内燃机汽油车仍然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占据大部分市场，所以对自主品牌来说，新能源汽车仍将任重道远。
在市场的刚性需求下，中国汽车经历了第一个十年的“数字繁荣”。对自主品牌来说，接下来的十年才是真正的考验。如果自主品牌只能在低端徘徊，当销售变得无利可图时，中国家电业的今天或许就是中国汽车业的明天。
3G如何走出冷漠
文/丁家乐
3G牌照的发放让2009年成为了中国的3G元年。经过重组后的三家电信运营商分别从工信部领回三张代表不同制式的3G牌照。但纵使运营商们准备了数千亿元资金投入3G建设之中，并把宣传广告贴满大街小巷，所收获的市场反应仍远远低于预期。难道这个拥有全球最多手机用户的市场早已对3G有所免疫？
“3G是什么？”这或许是2009年里消费者最常发问也让运营商们最为尴尬的问题。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说，如果3G只是在手机上网速度上比2G快了那么“一点点”，那么他们几乎找不到任何促使自己切换到新网络中去的“必需性”和“紧迫性”。在慧聪网关于邓白氏的调查数据中，92%以上的手机用户认为2G或2.5G网络已基本满足自己的需求。由于尚处于市场早期，网络建设的不完善、终端设备的不配套，还迫使消费者们必须忍受通话时断时续、手机款式稀少且操作繁复的不便。
在当前的市场初期，谁将成为那甘愿忍受种种不便，并乐意为那些谈不上“必需”且价格昂贵的炫酷埋单的“第一批3G用户”？在三五年后，终端设备趋向成熟，价格也日趋下降之时，谁会真正需要3G？
对于运营商来说，3G最可能的买家将来自对价格较不敏感的高端用户。因此，无论是选择与惠普、联想、戴尔等一线品牌联合推出3G上网本+上网卡组合的中国移动，还是i引入3G版iPhone，试图将无数现成的苹果拥趸直接转化为自己的3G用户的中国联通，3G发轫于高端市场已成为它们的一个基本假设。
但早在2G时代，3G门户网根据流量监测便发现，中国移动的GPRS服务在初期很大一部分流量来自被定位“低端”的动感地带客户，而非高端的全球通客户。换言之，早期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主要是由大学生、刚就业的年轻人组成。而在3G时代，他们很可能会成为第一批拥抱3G的用户。
除此之外，电信专家项立刚还提及了另一个有些出人意料的潜在3G用户群体：离家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们。对于那些离家在外而且没有电脑的人来说，3G所提供的手机上网服务和视频通话功能更有吸引力。
而对于这些对3G最“可欲”的消费群体来说，3G恰恰又是最不“可得”的。有调查显示，3G手机的最大需求集中在1000-2000元的中低端市场，而二三线城市的年轻消费者对于手机资费的可承受上限，通常不超过百元。资费和终端设备更换成本偏高是制约这部分用户升级到3G的最大阻力。
而对于已做出大手笔投入的运营商来说，要在短期内将成本压低到这些底层消费者可接受的水平，显然是“不可接受”的。这组看似难以调和的矛盾，让3G在中国市场中的前景变得难以预测。
“3G是什么？”运营商对于这个问题仍然欠消费者们一个令人心动的答案。被认为是3G业务开展的成功典范的日本电信运营商NTTDoCoMo曾有一条妙语：手机是“二十一世纪的香烟”，人们无聊时就会掏出来。这意味着运营商们真正要解决的不是技术难题，而是如何为用户提供全新的服务体验，并由此建立新的商业模式。
除了视频电话、无线上网、流媒体播放、在线游戏等已被消费者熟知的服务之外，运营商在增值服务上各谋奇招。中国移动与方正飞阅联手研发的电子阅读器文房、联通推出的针对儿童市场的GPS定位等增值服务功能的3G手机，这些初露端倪的增值项目能否成功，它们是否会代表未来国内3G业务的创新重地，目前尚不足断言，但与传统的通信业产业链结构相比，运营商们正在走向一个更开放的产业创新环境。下一步要做的是，通过联合与汇集移动增值服务商、移动内容提供商等产业链上的“小角色”，来建立一种更紧密的协作机制和更平等的利益分享机制，以便更大程度地激发增值服务领域的创新能力。
中国企业家的心性
文/沈建民
盘点本土企业家在2009年的公众关注度，曹德旺和陈发树无疑夺走了最多的眼球。2009年初，来自福建的玻璃大王曹德旺宣布，将家族持有的70%的福耀玻璃股份用来成立慈善基金，其时股票市值超过40亿元；年末，他的福建老乡陈发树又捐出个人资产的45%成立新华都慈善基金，其股票市值是曹氏所捐的两倍，并聘用中国最有名的职业经理人唐骏来打理基金会。
尽管国内企业家成立基金会的，曹陈均不是第一人，但在无数人仍在渴求挖掘“第一桶金”的中国，两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将一辈子辛苦积攒的大部分资产拱手送出，仍然令人称奇。曹德旺在解释捐赠的原因时说，之前很多企业家的钱在项目中退不出来，我退出得比较早。言下之意是一旦企业家有条件，大凡都会做这样的事情，并不稀罕。但事实上，面对曹陈的“裸捐”，公众在惊愕之余，对此的第一反应大都是质疑，这些质疑包括企业是不是沽名钓誉，做变相广告，基金会是不是会沦为骗税工具等，随后的媒体调查也扑朔迷离，真伪难辨。
但以善意的角度揣测，曹德旺所描述的心性倾向也在情理之中。在中国，很早就有“达则兼济天下”的说法，人们有了经济基础之后，会自然而然地希望利用自己的力量去承担社会责任，谋求改变现状。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荣氏家族成员、张謇和陈嘉庚等企业家，都有为家乡捐助教育和修路这样的善举。而在新教伦理主导的西方经社会中，也出现过与中国当前类似的现象，老洛克菲勒和拉塞尔.赛奇在经营风格上几近刻薄，但他们都拥有建设完美社会的理想，他们所创立的基金会，也成为现代非公募基金制度的基石。这种向善的欲望并不是某个时代、某种经济制度的特质，而是来自人类与生俱来的本心。
如果说实现公众理想是很多企业家的梦想，那么他们选择在什么时候兑现对社会责任的承诺，一是与其财富积累有关，二是与环境激励有关。从这个角度上看，2009年企业家“裸捐”的集中出现，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
无论是曹德旺所处的制造业，还是陈发树赖以发家的矿业，近年来都面临发展的拐点，资源走向日趋匮乏和竞争的加剧让回报率递减，使得企业家再投资的意愿降低；同时，他们的财富早已超过了自身的消费能力，更多的穷奢极欲带不来个人满足，反而会激发社会的仇富心理和自身的不安全感，一部分企业家因此也愿意以回馈社会的方式来改善企业家的公众形象，以避免陷入更为激烈的社会冲突。
这一历程与美国上世纪初企业慈善发展的情况非常相似。上世纪初，美国工业化革命早期的资源型竞争方式开始出现难以为继的局面，这种情况催生了部分企业家投身于慈善。例如，在1900年的反托拉斯浪潮中，卡耐基被迫将钢铁公司卖给银行，但由于找不到投资回报率相当的产业，又不愿意将财产以遗产税的形式交给政府，卡耐基开始热心于捐赠，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3个基金会——赛奇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全部成立于20世纪的前10年。
如果说财富积累和环境激励条件的初步具备，使得中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萌芽找到了生长的土壤，那么对于过去30年中企业家精神缺失的补偿，则加速了这种萌芽的成长。企业家精神既包括勇于承担风险有助于合理地重新分配社会分工，而这种分工将对社的创新，也包括对社会福祉的坚守。在一个公民社会会资源配置和效率提升带来帮助，从而实现社会的平中，企业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主动参与公共治理，将衡和可持续发展。
你所不知道的80后
文/党永嘉
当2010年如期而至时，80后一代开始逐渐步入“三十而立”之年。这意味着，他们已经逐渐成为职场的主力人群，开始承担起社会中流砥柱的作用。与此同时，90后也开始了他们的大学生活，进入并开始了人生独立分配支出和自主消费的时代。
毫无疑问，80后消费者的主流化和90后消费者的粉墨登场带来了新的消费趋势，能够把握这些新一代消费者心理的企业才能成为未来的赢家。虽然企业都深知了解他们集体心理和行为模式的重要性，但真正的了解必须建立在对他们心智模式以及生活方式的深层理解之上。我们需要用全新的眼光去看待80后和90后们，而非沿用以往的思维方式。
80后和90后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他们的成长环境在与上一代人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不过，80后一代相对于上几代人，最大的不同还并非来自于物质生活，而是信息渠道的获取。80后的成长阶段正好也赶上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利用互联网，世界真正在80后一代面前平铺开来，而90后一代更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长大的一代。跟人格基本定型后才接触互联网的上一代“互联网移民们”比起来，他们更像是互联网的原住民，许多看似不可思议对他们来说却是理所当然。
虽然80后的总体消费能力尚不强大，但他们的消费意愿却不可小觑，比起节俭或对名牌缺乏认知的上一代们，他们的消费倾向高，品牌意识强。为了平衡消费欲望与收入水准之间的差距，他们中很多人成为了“专家型消费者”，对商家优惠信息的收集以及优惠券的使用是80后“扣扣族”（这个月工资用来换上个月消费的人群）在购物前必做的功课。
即使是《蚁族》中所描绘的那群月收入平均只有2000元左右、在一线城市生活拮据甚至艰辛的“蚁族”们，很多人也有每个月聚会的消费习惯，吃火锅、看电影或是唱K是他们聚会的主要内容，虽然这种“高消费”意味着聚会后的几天，他们可能只能依靠方便面充饥，但依然不能阻挡他们采取这样的生活方式。
无论是图书、衣服、电器还是快餐，年轻人都越来越乐于从网络上来购买，除了购买，他们还热衷于在网上做个小店主。2009年，支付宝的注册用户数首度超过2亿，日交易额突破7亿元。一时间，几乎所有的传统零售巨头都开始重视网络销售渠道的挑战和机会，如果说以往在线销售还只是商家的一个选择，那么如今，在线渠道的开拓已经成为了商家的必答题。
如果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年轻人一定将成为社会主流，那么希望在未来二十年赢得个人消费品的企业就必须充分了解他们，已经有不少企业因为抓住了这部分消费者而成为赢家，比如互联网行业中的腾讯，服装业中的绫致，等。当一个15岁的美国实习生用一份调查报告就轻而易举颠覆了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们对年轻人消费市场自以为是的看法时，我们不禁要问，你真的了解这一代人吗？
原住民的互联网
如果你想了解现在的年轻人，互联网肯定是一个最好的观察室。随着互联网基础应用领域逐渐开发完毕，以及越来越多拥有互联网童年的”互联网原住民”们成为网络主流人群，新的互联网应用方式在2009年呈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原住民色彩。
在互联网开始兴起的时代，成年后才接触互联网的“互联网移民”们往往习惯于将网络视为某种线下生活的替代品，比如上网浏览代替了原来的阅读报纸，而即时通讯代替了原来的电话和见面谈话；但随文/谢璞着越来越多从懂事起就一直使用互联网的“互联网原住民”们逐渐成为互联网的主要消费人群和使用主体，他们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形成自己的用户模式和网络集散地，他们也是新的“互联网盛宴”的享用者、开发者和探险者。
在过去一年间，最具有代表性的本土互联网热门应用莫过于以开心网为代表的SNS网站和新浪微博。上开心网“偷菜”和“钓鱼”让许多年轻人魂不守舍，但吸引网民的不再是新闻、电子邮件等具有某种工具价值的传统互联网产品，而是单纯以娱乐为主题的网络社交。与2008年流行的“抢车位”、“好友买卖”一样，在开心农场偷菜和钓鱼这类碎片化的网络互动小游戏成为了贯穿2009年互联网的主题，而SNS游戏也捧红了以5分钟为代表的APP提供商。以开心网为代表的SNS网站的兴起宣告了一个互联网“娱乐至死”时代的到来——很多互联网应用不再具有现实的工具价值，它只承载着纯粹提供娱乐的功能。
新浪微博这一美国Twitter的成功模仿者，则体现了年轻人对静态信息的不满足和对实时信息的渴求。新浪微博依旧沿袭了这家老牌互联网企业所惯用的手法，通过“名人微博”来获得用户的认知与认可。与饭否等早期Twitter模仿者不同，新浪微博的成功同样在于它的娱乐性——在网民私人空间内，他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方式，传达、获得某些信息，以最低廉的成本打发琐碎时间里的无聊，他们是实时信息的消费者，也是实时信息的制造者，他们聚集在一起时，能迸发出惊人的群体效应。
事实上，无论是SNS还是微博的兴起，在2009年看似纷繁复杂的网事背后，一条用户决定市场的逻辑始终在隐隐推动着变革的发生，市场正在因为用户结构的改变而悄然演变。随着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互联网原住民”正在由青涩走向成熟，他们开始从细分群体成为主流，显然，SNS网站、新浪微博都是以这两代人作为主体的用户，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基于邮箱、新闻等工具的价值，更多的是一种线下生活与在线体验混合在一起的真实与虚拟交织的独特体验。而随着这些年轻人也正在成为其他行业的主流消费者，他们也将继续改写其他行业的面貌，互联网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高素质劳动力之困
文/李少卿
2009年广东珠三角出现的戏剧化一幕可能是当下中国企业困局的深层写照，一面是站在工厂大门外，举着“零薪酬，包吃住既愠工”牌子的农民工，一面是张贴着“10万年薪招聘技术工”，却门可罗雀的工厂。“民工潮”和“民工荒”在同一时间的出现，引发了中国产业升级更进一步的思考——缺乏高素质的劳动力群体升级如何继续？
在过去的30年间里，中国制造凭借着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崛起于世界，“人口红利”成为了中国社会提供给中国企业的一笔巨大财富。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的中国劳动力大军，为中国经济的增长贡献率达到26.8%。中国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人。大量的农村人口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涌入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区，让中国制造得以以极其低廉的成本就能获得充足的劳动力，形成了难以复制的比较优势。
但这并非永恒的优势，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2009年的一次商贸洽谈会上说道：“千万不要以为中国劳动力还有过剩，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终结。如何才能找到素质足够高的大量劳动力来支撑经济增长的需要，将是未来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
在沉溺于“人口红利”的同时，中国社会和企业忽视的是对劳动力整体素质和劳动技能的培养。长期缺乏有效的培养机制，加上一直高速发展的中国制造也没留下时间和空间，为工人提供持续的培训，迫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劳动力只能停留在初级的生产阶段，根本无法符合产业升级的需要。据2009年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前中国每年会有将近500万新增劳动力进入就业市场。但超过200万的就业群体是仅掌握了基本劳动技能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基本没有任何技能专长，只能从事建筑、初级制造加工等低技术含量的相关工作，已经无法满足许多城市用工的需要。
另一方面，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正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材缺位的同时，现实还出现了越来越多“高智”的冗余年轻劳动力，这种结构性的人才失调，将成为未来中国企业发展中的首要困扰。由于高等教育与社会实际需求的长期脱节，更加剧了中国的“人才危机”，却让曾经的“天之骄子”也步入了底层劳动者的行业。电视剧《蜗居》的热播，正是因为它反映了社会最大多数的“蚁族”和“前蚁族”的生活现实。
现实中绝大多数的蚁族平均每月低于两千元的收入只能让他们“群居”在城市的边缘，绝大多数人连“三险”和劳动合同这些基本保障都没有。很多人绝望地表示“简直没有生活的希望，工作一辈子可能连个厕所也买不起”。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劳动者，基本上从事着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
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缺乏持续培训工作模式和不断变化的工作内容，让这些蚁族劳动者无法拥有持续的技能学习和经验积累的过程。因此，这些原本应该成为国家未来栋梁的劳动者，却成为了生活困窘迷失希望的弱势群体。
也许再怎么强调“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这一事实都不为过，如果缺乏一个基于卓越的人力资源优势而构成的一个稳定、有序、可持续的隐性知识传授和交流系统，那么企业将难以形成可持续的竞争力。因此，眼下暴露出的中国社会中结构性的技能缺失和人才失衡，值得所有意在企业长远发展的管理者深思。
走出衰退的智慧
几乎每一年，人们在回顾既往时都由衷感叹：这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一年。然而，这句老套的评语在此时有了不同以往的意义，对于中国企业而言，2009年所遭遇的困境之艰、历练之多、收获之丰，都前所未有。只有在低迷中，在重重变革与转型的考验下，才能分辨哪些企业拥有牢固的、不依赖于外部的核心竞争力，哪些管理者具备这个时代最为稀缺的远见、创新精神与实践智慧。
在这一年中，本刊的管理实务板块针对中国企业当下最常见的管理困惑，为读者呈献来自全球顶级咨询公司、商学院和领先实践企业的管理新知和管理工具。我们精选了2009年度管理实务板块的十大精华文章，其中涵盖了过去一年中国企业界最关注的话题：衰退中如何看待创新？此时需要何种领导力？如何做好仿佛一夕间变成“日常工作”的并购与网络营销？
网络销售的人性化体验
文/爱德华.贝克
美国史上最伟大的人寿保险经纪人本.菲尔德曼曾经说过：“销售就是98%对人性的理解加上漏斗”的底部——那些经验丰富的销售员。但在电子商务环境下，漏斗底部却是其致命弱点，每个独立用2%的产品知识。”在电子商务已经全面入侵零售行业的2009年，网上零售商们却苦于不知如何才能将现户遇到冰冷的、一成不变的网络服务，潜在购买者就这样打消了念头。实中优秀的销售员们察言观色的能力移植到网络上，与传统零售相反，网络销售提升“销售漏斗”效提高电子商务的成交率。
率的决定性力量应则来自上端——基于客户之前的网一个高效的销售渠道应能精准地将纯粹闲逛的访上行为模式以及其他历史数据分析，通过网络技术将客从真正的消费者中过滤出来，但即使技术上最优越最符合其偏好的产品推销给客户。在未来的网络零售的网络零售商，也仅能将网站的1%-3%访问用户转中，只有将技术与人性化元素用一种强大的方式联化为真正的购买者。在传统的零售渠道中（例如百货合起来，才有可能获得你所期望的沟通效果。（详见商店），筛选并推动销售发生的决定力量来自“销售2009年1月刊）
非常时期需要非常销售力
文/黛安娜.莱丁厄姆
经济不景气时，如果企业不愿意以打折来换取业务，也不愿意将市场份额拱手让给虎视眈眈的竞争对手，就必须找到更聚焦的销售运营模式。应该如何去做呢？关键是以数字驱动的方式来提高销售组织的效能，这种被称为TOPSales（顶尖销售法）的框架包括四种销售策略：
1.切中客户需求：绘制一幅“热点地图”，特别关注其中的“热点”
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就需要对客户指标进行更深入的测算衡量：哪些客户能在经济低迷时期依然维持着一贯强大的购买力？哪些客户拥有大量的现金头寸或者易达的信用渠道，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哪些公司应该是公司的最佳客户，即使他们过去与公司并无业务往来。公司可以据此绘制一幅用来指导销售行动的市场“热点地图”，帮助销售团队识别这些客户在经济低迷时期的需求，每个与客户接触的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热点”上，以保留这些高利润客户并且刺激他们产生新需求为目标。
2.最优化工具和程序：加强渠道管理
经济低迷时期，销售周期会延长。销售团队必须采取与“热点地图”相协调的渠道管理策略，筛选每个销售机会，确保具有优势项目得到相应的营销、销售以及高管的支持，把销售追踪深入到销售组织的运作节奏中去，追踪项目的进展与目标是否一致。
3.绩效管理：低迷时期的营销范围与任务指标
营销范围与热点地图相一致吗？是否有表现出色的销售代表遭到冷落？新形势下的任务指标是否依然实际可行？你也许需要重新设计营销范围，并设定任务指标。
4.销售资源配置：使资源组合符合当今形势
当消费者对购买持谨慎态度时，销售经理需要一个更明智的销售资源配置方案，它将会成为重新集中销售力量、提高生产力的有力杠杆。（详见2009年3月刊）
CFO的新角色
文/黛茵姆盖德.海因茨金斯.德尼布尔
阿迪亚.米塔尔是米塔尔钢铁公司的CFO，他听到过的最独特的企业并购建议来自一位罗马东闭的罗马尼亚钢铁厂门口修建一座教堂。这个奇怪的办法奏效了，公司遇到的整合障碍逐渐消失了。没有正教主教，他建议阿迪亚在一家刚并购到手的濒临倒一条并购策略适用于所有公司，因此，CFO在企业并购中的角色也远比人们想象的重要且丰富。
CFO的第一个角色是企业关键的整合战略架构师——CFO与CEO联手合作，确保并购计划符合企业的发展目标。CFO不仅要保证交易有“利”可图，还要向计划拥护者提出更多实质性问题：目标是否合适？为什么？风险何在？这样的反思不仅能帮助CFO了解潜在的问题，同时也能够清晰地了解风险所在，一旦交易确定，他们能够明确地阐述企业的发展愿景，说服股东。
CFO的第二个角色是交易协同经理。不论何种类型的协同效应，CFO都将在合并后整合计划的建立和计划执行人的确定上发挥关键作用。
CFO的第三个角色是业务整合者——交易价值的最佳实现方法就是确认人员、流程和组织结构等方面的相应变化。CFO在整合原本独立的两个公司的财务部门时势必要亲力亲为，但是，对于其他部门的整合，他也不能袖手旁观。
CFO及其团队应该制定绩效考核指标，还要确定各部门业绩目标，证明收购确实物有所值。这些目标可能与公司的薪酬体系挂钩，CFO也因此成为激励机制设计的核心人物。最后，为了达成目标，身为业务整合者的CFO要对协同导向的培训计划或业务讨论会等给予资助，通过培训帮助雇员认同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完成业绩目标。（详见2009年3月刊）
“聚沙成塔式”并购
文/尤尔根.鲁特布赫马丁.汉德苏
经济低迷时期，由于资产价格偏低，企业更愿意通过并购来创造突破性增长。但是，并购的模式和方法往往决定了并购成功的几率。声势浩大的大型并购尽管引人注目，却常常会
因为其中所含的巨大风险而限制企业的价值实现，拖累企业的成长。而类似于“收购工厂”的小规模多次并购的方式，通过将注意力集中于收购类似或者相关领域中规模较小且更易管理的企业，以一种系统化的化整为零的方法，来搜索潜在目标、管理一系列交易及缓释整体风险，从而实现有机增长。对于既不希望错失当下投资机会又不愿过度冒险的管理者，会将“收购工厂”扩张模式策略适度地结合到大型并购计划及其有机增长计划之中。
采用这种模式的企业可以在行业集中度不高的行业中寻找众多小型收购目标，并且确认该目标符合其并购策略与商业运作模式。
他们能通过关注于小型而且通常不被大众注意的企业而从中获益，而并非那些特大型交易对象。将目标锁定在小型企业的收益是在整个收购过程中期和后续整合当中，通过有效的收购流程以及改进被收购公司的成本结构最终来创造价值的。（详见2009年4月刊）
……
2008年年末，种种迹象都表明原有的全球经济体系将难以为继，世界将无可避免地走向一个转折点。但人们预想中的种种剧变在2009年并未出现，传说中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全球经济危机似乎也在一片回暖、反弹甚至反转的好消息中被悄然消化。
因此，2009年由于没有足够分量的标志性事件而显得有些缺乏“记忆点”，不过，正如黄仁宇对于万历十五年的剖析，看似无关宏旨的一年恰恰是大明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精密剖面。表面的平静并不意味着内在的停滞，许多实质性的变化恰恰是在静默中孕育和发生的。因此当我们重新审视这表面风平浪静的一年时，我们不难发现内里的波涛暗涌。从困境到希望、从富裕到幸福，2009年最重要的变化已不再集中于外部环境的转变，更多地而是触及到人们内心的变化。
回顾2009年这表面看起来平淡无奇而且含混不清的一年，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具有实质意义的内在改变正在悄然发生。多年之后，如果能够精确地对2009年的得失进行审计核算，我们会连连称幸还是后悔不迭？
温故2009
文/彭韧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随着2009年的过去而宣告结束。也许是因为缺乏像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那样充满戏剧性的时刻，2009年给人的总体感觉有些平淡无奇。按照营销人士的观点，当2008年与奥运会、汶川大地震和全球金融危机等关键词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时候，2009年由于没有足够分量的标志性事件而更显得有些缺乏“记忆点”，它有点像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使用的那个英文副标题——AYearofNoSignificance，是没有重大事件、看起来无足轻重的一年。到了年末，本可以成为这一年最重大事件的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也在一片吵吵嚷嚷声中，以一个含混不清的结局结束了这看起来含混不清的一年。
这实在是有些出乎意料。在2008年年末，种种迹象都表明原有的全球经济体系将难以为继，世界将无可避免地走向一个转折点。但人们预想中的种种剧变在2009年并未出现，传说中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似乎也在一片回暖、反弹甚至反转的好消息中被悄然消化。
不过，正如黄仁宇对于万历十五年的剖析，看似无关宏旨的一年恰恰是大明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精密剖面。表面的平静并不意味着内在的停滞，许多实质性的变化恰恰是在静默中孕育和发生的，回顾这表面风平浪静的一年，我们不难发现内里的波涛暗涌。世界各国政府在2009年对于全球金融危机的集体拯救，是否包含着大量病急乱投医式的短视之举？没有达成任何有约束力协议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是否会是人类在2009年犯下的最严重错误？多年之后，如果能够精确地对2009年的得失进行审计核算，我们会连连称幸还是后悔不迭？
拯救的困境
跟历史上每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一样，一旦经济形势掉头向下，多数国家便迅速陷入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之中，这对于经济增长十分依赖外向型经济部门的中国提出了严峻考验，出口的大幅下滑立即便导致了2009年初GDP增速的深度回调。为了提振经济，中国政府推出了惊人的4万亿政府财政刺激计划以及10万亿天量信贷投放，中国经济在2009年的“保8之役”也因此有惊无险地再次成功。
毫无疑问，房地产业是一个被开闸后的资金洪流所拯救的标本行业。尽管房地产业的复苏的确拉动了经济的反弹，但它也越来越表现出对其他消费方式的替代和对其他产业的挤出效应——消费者由于动用毕生积蓄购房而大量削减其他消费预算，企业家由于受到房地产不断升值的诱惑而纷纷退出实业经营，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意识到房地产对于个人与社会的“绑架”和“挟持”，但仍在它的短期利益与长期效应之间，进退失据，一部品质平平但切中热点的电视剧《蜗居》也由此成为年度最为热议的话题之一。
对于那些本身处于增长中的行业，政府的财政政策更是起到了强心针的作用。2009年初出台的1.6升小排量车消费税优惠政策，帮助中国汽车业在全球汽车市场的一片哀鸿遍野中，以1364万辆的年销量、46.2%的增长幅度，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北汽收购萨博、吉利并购沃尔沃这样的海外并购仿佛也在印证全球汽车产业的中心正在向中国转移。
不过，跟几乎所有“中国制造”的典型产业一样，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的薄弱仍是中国汽车业发展的“智障”所在，制造地的转移并没有改变价值链上的分配格局。一个重要表现是，由于产品和服务上的差距无法一蹴而就，中国汽车产业尚未有在中高端市场的成功者；而国外汽车公司在稳固中高端市场的统治地位后，产品线布局必将向下延伸，自下而上攀援与自上而下倾轧，孰难孰易可想而知。而本土汽车业寄托以颠覆产业格局之厚望的新能源汽车，也包含着太多技术和市场上的不确定性。
中国政府选择在2009年年初正式发放三张3G牌照，意味着3G承担着产业升级与拉动经济的双重使命。不过在一年之后，不仅新增用户数与三大运营商的计划相去甚远，消费者对于3G的认知也并未提高太多，仍然大都停留在知道但并不了解的程度。过于浓重的厂商视角、缺乏必需性和不算低的切换成本让3G的遇冷也在情理之中，某种意义上，这也反映了本土企业在把握消费者需求上的笨拙。
总体上而言，过去一年间中国企业在“自救”上可圈可点，在“破局”上则乏善可陈。2009年底有专家援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指出，中国的文化产品出口量占全球总量的20%，已经是全球第一大文化产品出口大国。但细究之下，他所指的出口文化产品的主要构成仍然是制造，而非版权。在一个创意与灵感至上的产业中，中国人所付出的仍然大都是汗水，这难免让人担心，再成功的拯救也只是将问题搁置而非解决，反而埋下更深的隐患。
新一代
尽管每一个年份都有人不断出生和老去，但中国人对整数年份的重视，以及“三十而立”的古训，还是会让2010年成为对年轻人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它将是最早一批“80后”们步入三十岁的第一年，也会是相当一部分“90后”们正式进入社会的一年。不少人恍然意识到，那些曾经被人们视作“小屁孩儿”代名词的80后们，已经成为社会主流人群，并且按照代际传承的规律，开始预备进入各行各业的关键位置。
他们做好准备了吗？跟以往每一代人之间的交替和接班一样，上一代人会对年轻人的毛手毛脚报以担忧和抵触。但在一些人的眼中，这一代年轻人的问题不仅仅只是青涩而已。美国埃默里大学英语教授马克.鲍尔莱茵用一本名为《最愚蠢的一代：数字时代如何使美国青年变得愚蠢并威胁我们的未来，或不要相信任何三十岁以下的人》的书向美国的80后们猛烈开火，而在国内，对于80后的管理之道大有独立成为一门管理理论分支之势。
更为浓厚的互联网原住民色彩和普遍的独生子女身份是中国的80后、90后区别于前辈们的基本特征，人们一般认为这一群体会更加张扬和更具个人主义，但到现在也没有人真正能理解，这个史无前例庞大的独生子女群体到底会有什么样的集体心理和行为模式。在现实的社会尚未被80后们彻底改观之前，我们不妨可以将互联网视作观察年轻人的切片。
不难发现，互联网在2009年的最大热点SNS网站、微博等，比起以前的互联网应用更容易划分网民的不同代际。年纪略长的互联网移民们惯于将网络视作线下方式的替代，比如上网浏览是阅读报纸的替代，即时通讯是电话和见面的替代，但新的互联网应用生于网络，成于网络，在开心网上偷菜和钓鱼并不是为了替代什么，一个互联网移民面对开心农场的典型惶惑是：“这玩意儿有什么用？”而年轻人的第一反应往往则是：“这玩意儿太有意思了。”
越来越强调实时信息的互联网应用与手机结合
起来，构成了近几年互联网的一大主题——现在主义（Nowism），对于实时的要求似乎压倒了其他一切。今天网络的编织速度远远快于以往，不过网络上流动的信息也越来越碎片化和娱乐化，未来的人们对于高质量信息的需求是否在下降？这对以内容生产见长的媒体业构成了真正的危机。
而对于零售业来说，年轻人越来越“宅”的生活
方式则让传统的实体渠道优势面临重新洗牌，无论是图书、衣服、电器还是快餐，他们都乐于从网络上来购买，传统零售巨头和新晋创业者一下子蜂拥于在线销售渠道所带来的商机。如果我们能够从内心中意识并且接受，这些年轻人最终必将成为社会的主流，那么所有那些希望在未来二十年里赢得个人消费者的企业就必须尝试去真正地了解他们，哪怕是硬着头皮地。
从富裕到幸福
无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后短短三十几年国内已经造就了一批先富者，他们在总量上已经可以构成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规模，就个体而言则消费欲望更炽。在2009年，LV、GUCCI这样的顶尖奢侈品品牌发现，它们的消费者并不仅仅汇聚于北上深广四大城市，越来越多的中国二三线城市构成了新增客户的主要来源，而且成长速度惊人。内蒙古小城鄂尔多斯在这一年放出了人均GDP即将超过香港的豪言，此前它早已是内地最富裕的城市，毫不奇怪，二三线城市和城镇市场将是未来几年内企业商机的重要来源。
按照目前的速率，在2010年的某一天，中国的城市化比例将超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50%。网络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市与城镇、农村青年之间的信息落差，中心城市的热点和风尚得以迅速向周边扩散。尽管分布仍然极不均匀，但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社会已经触到了加尔布雷斯在上世纪60年代所描绘的那种丰裕社会的边缘。
在一个物质财富总体上足够丰裕的社会中，贫困的存在就会更加显得触目惊心。学者廉思在2009年出版的《蚁族》一书中，描绘了他冠名为“蚁族”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九成属于80后一代，绝大多数从事销售和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平均每月低于2000元的收入让他们只能“群居”在城乡结合部和近郊农村，绝大多数人连“三险”和劳动合同这些基本保障都没有。
蚁族的出现同样没有脱离中国制造转型的大背景，正是由于高价值产业的就业机会还不够充裕，而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远远超出市场需求，所以很多人不得不栖身于一份从业要求远远低于他们希冀的工作之下。中国在2009年成为了全世界就业压力最大的国家，600万应届毕业大学生在这一年进入社会谋求工作，对于个体而言，奋斗加上一点运气也许就能够帮助他们改善处境，但就群体来说，只有一场成功的产业结构升级才能够帮助他们集体摆脱困境。
尽管大多数人对于蚁族的关注来自于人们对于弱者的天然同情，但也不可否认，蚁族的出现印证了一部分人对于未来的担忧：我们下一代人的生活水平不再会是永远上升的——此前即便是在最为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人们也都坚定地相信下一代人的日子一定会比上一代强——在一轮轮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渐都释放完之后，我们不得不开始正视这种可能性。
放弃这种“永恒增长”的信念并不是一件坏事。在2009年，一些日本人开始重新审视他们那“失去的十年”。比如经济学家青木昌彦认为，尽管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增长陷入了长期停滞，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毫无进步，原有金融和产业秩序的逐渐瓦解让社会变得更加富有创新力，日本应该放弃“日本第一”的幻象和负担，心安理得地进入一种“富裕的衰退”，缩短日本人的总体工作量和工作时间，转向更加注重产品设计、构思以及服务的附加价值和具有独特日本特质的工作，简而言之，更加注重实质的幸福而非量化的数字。
所以回顾2009年，也许最重要的变化不是任何外部环境的转换，而是来自人们内心的改变。越来越迫近的环境和气候危机让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对于生活中各项事物的排序，我们努力工作所换来的各种商品和服务难道会比免费的阳光和空气更加不可或缺吗？尽管哥本哈根会议没有达成任何有约束力的协议，但环保主义者所希望传播的观念却渐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真正考虑富裕与幸福孰轻孰重的命题。
尽管我们无法断言是不是贫富的强烈对比促进了一些企业家们的公益和慈善行为，但跟以前比起来，慈善捐赠、企业基金会等现象这几年的确越来越多了。曹德旺、陈发树两位闽籍企业家的巨额捐赠在2009年一头一尾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尽管对于他们的行为动机现在仍然众说纷纭，但我们更愿意相信，这种现象是企业家人格自然发育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企业家心性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而从追逐财富到追求幸福，同样也是一个社会价值观走向成熟的标志。
不可忽视的十大“小趋势”
“中国设计”
事件与回顾：中国设计逐渐成为提升中国制造产品价值的重要因素。分析与展望：设计对于产品的内在价值仍在提升，中国本土设计的发展趋势以及如何通过提升设计来获得更高的价值。
创业版：激活创新
事件与回顾：2009年千呼万唤的创业板终于被推出，并且一上市就获得高度关注。分析与展望：创业板作为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拼图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利于促进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在资本市场和技术创新间形成多元良性互动。
后哥本哈根时代
事件与回顾：2009年底进行的哥本哈根会谈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低碳经济仍然成为了2009年最热的探讨话题。分析与展望：绿色泡沫化？对绿色产业的反思。被政治、被商业炒作绑架的绿色概念。怎么来看待一个将会出现泡沫或已经出现泡沫的产业？
海外并购：在谨慎中扩张
事件与回顾：2009年，随着全球经济危机所带来的资产贬值，中国企业有机会得以购买大量的海外资产，成为全球资本的一股强劲力量。分析与展望：从规模的量级来说，中国企业已经具备了世界级企业的规模，但是，中国企业要想真正成为全球运营的重要参与者，仅仅具有资本实力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企业在并购的技能上仍然离“成熟”有一段距离，那么，面对下一阶段的成长挑战，哪些能力是中国企业亟须学习掌握的呢？
中国汽车业的“盛世危言”
事件与回顾：2009年中国汽车产业产销量在全球性的需求衰退中成为了第一，需求极旺。分析与展望：在骄人数字的背后，本土汽车产业蕴藏着哪些危机？2009年底发生的几起汽车业海外并购意味着什么？困扰本土汽车产业的核心问题是否已得到实质性改变呢？
3G如何走出冷漠
事件与回顾：3G在2009年高调登场，但却遭遇市场的冷漠反应。分析与展望：三大运营商将可能采用哪些新的举措来突破3G终端不成熟的问题，未来3G普及化的突破口将会在哪里？
中国企业家的心性
事件与回顾：陈发树、曹德旺等2009年几起公众瞩目的捐赠事件，以及企业基金会的出现。分析与展望：这些行为能否反映中国企业家在逐渐走向成熟，又或者反映一种财富再分配的趋势？企心网等SNS网站、微博等在2009年的流行。业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主动参与公共治理，将对社会分析与展望：年轻人喜欢的新媒体和传播形式是资源配置和效率提升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怎样的，跟传统的方式有着怎样的本质区别？企业如何能把握这种改变带来的商机呢？
你所不知道的80后
事件与回顾：2010年是80后一代开始进入高素质劳动力之困岁的第一年，也是90后一代进入社会的开始，80后事件与回顾：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就业压力最大的和90后正在从数量上成为中国劳动力大军的主流。国家，“蚁族”等群体的出现，以及企业对高素质劳分析与展望：80后消费者的逐渐主流化和90后动力的需求缺口同时并存。消费者的粉墨登场将带来哪些消费趋势的新变化，新分析与展望：如果缺乏一个卓越的人力资源优势的消费方式又将给企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和变化呢？而构成的一个稳定、有序、可持续的隐性知识传授和交流系统，那么企业将难以形成可持续的竞争力。眼原住民的互联网下暴露出的中国社会中结构性的技能缺失和人才失事件与回顾：腾讯、盛大在2009年的布局，开衡，值得所有意在企业长远发展的管理者深思。
“中国设计”
文/李少卿
2009年“设计”出人意表却又在意料之中地成为了中国商业世界中最热门的主题词之一。
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把长期以来还能安享制造链底层微薄利润的中国制造，一下子推到了“变革还是死亡”的抉择前，中国制造的转型已不止是一个突破未来发展瓶颈的问题，更是一个决定是否还有未来的关键问题。
正如《麦肯锡数字评论》一书所言，“制造经济的时代将过去，未来将是创造者经济时代”。正如时钟是“生产者经济”的象征，信用卡是“消费者经济”的象征，今天，电脑鼠标就是“创造者经济”的象征。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设计正好是通向“创造者经济”时代大门的钥匙。因此，设计被视为中国制造的解药，其重要性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制造”在近30年（尤其是最近15年）的发展举世瞩目，但其内在的结构性缺陷日益凸显，在珠三角、长三角像蘑菇一样冒出来的以农民工而不是以工人为劳动力的无数制造企业成为“中国制造”的主角。农民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构成了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但这是一种损耗了大量的隐形知识和缺乏技能积累的非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所以，纯劳动密集型制造的中国制造，难以形成诸如“德国制造”和“日本制造”之类的国家制造品牌影响力。2009年底，当“中国制造”四个字第一次出现在美国有线新闻网(CNN)上时，也标志着中国制造真正开始了漫长的产业转型之路。
问题在于，设计真的能够成为中国企业相对软性的实力吗？在核心技术上鲜有突破的中国企业，真的能在设计上实现“跨越”吗？中国企业对设计的重视和趋赴会不会又是一场只见其表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失败，源于发起人总是从器物、性能和表层效绩去理解竞争者的优势，而忽略了表层性能和效绩背后的支持系统和绩效底蕴）？
其实一直以来，中国企业并不缺乏单个产品的设计能力，常有来自“中国设计”的产品在国际各项设计比赛上屡获大奖；也不缺乏可以倚赖或借用的设计资源，以中国企业现在的规模实力“购买”顶级的海外设计，也绝非难事；甚至也不缺乏将设计变成产品的实现能力，令人眼花缭乱的山寨手机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山寨不仅打破了制造业中大规模产品难以定制的难题，更证明了中国企业无拘无束的设计创新能力。
中国制造企业并不缺乏通过创新“成为行业第一”的宏愿，但与这种宏愿相映成趣的，是对工业设计的诸多误解。工业设计不是创新的附庸，也不是创新的某个局部，与技术研发一样，它是创新的基本元素，而且在整个创新活动中起着协调和黏合的作用。在企业中，比起职责明确的工程师，设计师其实是进行系统整合的人，他们的能力在于广度，作为系统的黏合剂，他们需要把所有的理念、方案整合在一起，所以他们是蓝图构建者。设计师在公司中的使命，是发掘人们期望被满足的那些内在需求，设计往往也能够创造“尖叫”，创造“感动”。
所以，中国之所以不乏以单个产品到国际上拿大奖的企业，但几乎没有一家能持续推出在设计上具有创新性产品的公司，原因在于，单个产品的设计可以因为拥有某个天才的设计师或与某个优秀的设计公司合作而产生，但只有稳定的制度、流程和创新生态系统，才可能持续不断地创造超越实验室产品的创新性产品。换言之，公司在设计产品之前，必须设计出良好的制度、流程。而要设计出适合于设计创新的制度和流程，并且让制度和流程有效地运转，公司必须要有明确的设计战略和设计文化，让设计精神成为统摄产品和流程的“隐性操作系统”。唯有这样，才能真正成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设计”的目标。
创业版：激活创新
酝酿十年之久的创业板，终于在2009年10月30日正式在深交所开市。虽然初始总市值尚不及一个大盘蓝筹股，但创业板从运营的那天起便聚集了高涨的人气，人们寄希望这个本土的“纳斯达克”也能诞生出如苹果、微软、英特尔、甲骨文一样的高科技巨擘。
文/曹戈
据统计，截至2008年，中国的中小企业数量达到970万家，创造收益占ＧＤＰ的60％以上，税收占到全社会税收总额的一半，提供了全社会80％以上的工作岗位。然而，在传统的金融体制内，这些“蚂蚁雄兵”却是被遗忘的大多数，融资难一直是伴随这些企业从初创到发展的过程中的主要困扰。
由于传统的融资渠道银行重视规模效应，加之创业型企业在抵押条件和信贷资质上的缺陷，所以，这些企业常常被银行拒于千里之外，更毋庸说达到主板市场的上市规模要求了。因此，尽管作为经济中最活跃的一支创新力量，这些创业型企业却在最急需资金时被传统的金融机制隔离和遗弃。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上世纪70年代，由于消费需求放缓和石油危机等因素，美国经济陷入“滞涨”的困境。但就在此时，以硅谷为首的新技术产业却在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下蓬勃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生物等多种新兴技术相继出现并迅速在全球确立了领先地位，从而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合法财富”，也将美国经济带出“滞涨”，并推入一个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飞速发展的新时期。金融的力量在这场经济革命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重要的元素之一就是1971年成立的纳斯达克。
对美国而言，纳斯达克最重要的价值是形成了资本市场与技术创新之间的良性互动。众所周知，高新技术产业的“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特质导致了如果没有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产业必将缺乏持续发展的条件和动力。而在当时，华尔街和硅谷企业都具有对技术创新可能带来的高收益的渴望，纳斯达克的及时出现，某种意义上就是为双方提供了一座桥梁，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起一整套筛选机制，包括资本对技术、市场对企业的筛选，也形成一个良性的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互动互利的发展机制。华尔街投资者们在获得高额投资回报时，也造就出了微软、苹果、戴尔等一大批世界级高新技术公司，为美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欧，二战后，西欧同样经历过战后经济繁荣，但在20世纪70年代滞涨时期，由于其金融体系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风险投资不发达，而银行无法承受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让同样处于萌芽期的高新技术产业无法获得有效的支持，导致了西欧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迟迟无法形成，逐步与美国拉开了差距。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也曾说过，欧洲在高新技术方面落后于美国并非由于欧洲科技水平的低下，而是由于欧洲在风险投资方面落后于美国。
所以，初生的中国创业板，尽管存在诸多的不足，但是，作为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拼图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创业板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的创新型企业拥有一个更高效的融资渠道，通过创业板把未来高成长性转化成为现实发展的资本，从而促进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并带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在资本市场和技术创新之间形成多元的良性互动。
后哥本哈根时代
文/阳光
2009年末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最终成为一场闹剧。这场事先就不被各方看好的各国政治家气候峰会刚一落幕，全球就遭受了罕见的严寒冰雪气候。当民间环保热情遭遇冰封的地缘政治，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最后这个冬天显得格外寒冷彻骨。
经过几十年高速的经济发展，中国正在面临来自欧美后工业国家的“气候挑战”。当然，最根本的挑战还不是来自外部，如果我们继续传统的粗放型、高能耗和高排放的生产方式，那么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就会在不久的将来遭遇增长极限，并陷入停滞，甚至出现倒退。从这一点出发，在本次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政府单方面承诺在2020年前，单位GDP碳排放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40%-45%，并将这一指标纳入了强制性的国民经济发展纲要。这并非只是一种气候外交中的政治姿态，它所传达出的是中国政府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责任感。
从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到2007年的巴厘岛路线图，再到2009年的哥本哈根大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发达国家在减排责任和义务上存在的分歧仍然难以弥合。在财富流动和气候债务之间，富国和穷国呈现出明显的极化效应——越富有的国家，气候债务越多，而越穷的国家，越是气候债权大国。但许多发达国家不仅在减排问题上推卸责任，更利用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的优势，发展更领先的清洁能源技术，以转移支付和技术输出等方式来转嫁环境危机，并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气候殖民掠夺。这种气候问题背后的政治角逐是导致哥本哈根大会无法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的根本原因。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大规模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来说，发展模式和发展速度之间的平衡问题更加剧了其在面对气候问题时的焦虑。一组简单的数字就足以说明中国在减少碳排放问题上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十一五”计划前四年关停的小火电厂将导致40万人下岗，水泥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将使近50万从业人员失去工作机会；如果碳排放在2020年比2005年下降40%-45%，光电力采暖的生产和供应这两个行业的损失产值就将高达1995亿元和3528亿元。
但是，在这一场危机之中也蕴藏着中国新生代企业的发展机遇。有相关专家测算过，只要不超过减排45%这条红线，经济以现有的增长速度发展，中国的排放峰值年要等到2030年左右才能到来；但是假如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资金不到位将导致技术更新换代滞后，中国的排放理论峰值就有可能在2020年之前到来，介时中国将因自我设定的45%的减排目标而背上沉重的负担。这对于一个要养活全球1/5人口的国家来说，无异于是一场灾难。因此，对于新生代企业来说，如果它们能将事后的污染处理和环境救治转化为事先对节能减排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那么就有可能抓住“绿金”所带来的商机。在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国有大型企业和民营技术创新企业的结合，无疑是最激动人心的未来图景。
正如《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作者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尽管哥本哈根大会已落下帷幕，但它只是一个起点，人类将走上“始于哥本哈根的路”。在后哥本哈根时代，各国内在的自发和自愿的行动比一份协议更加重要。
海外并购：在谨慎中扩张
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企业带来严峻考验的同时，也给它们带来了巨大机遇：经济动荡造成海外企业的估值下降，而此时很多中国公司的账户上堆着过去数年高速增长中积累的大量现金，国内的资本市场的流动性较高，政策也有利于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交易，这种种因素造就了2009年全球并购市场上最令人瞩目的一群超级买家。2009年12月15日，普华永道发布报告称，2009年中国海外投资交易呈现爆发式增长，交易数量达166宗，交易金额较前一年激增2.5倍，达到335亿美元。中国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中国企业有出海并购的冲动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在2008年年中，经济危机引发的全球资产价格下滑促发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量曲线的突然上扬，麦肯锡在一篇报告中评价：“虽然中国企业海外扩张的步伐比全球商业界许多人士预计的都缓慢，但是，有证据显示这种期待已久的扩张现已步入轨道。”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盈利性增长之后，中国企业不可避免地开始对海外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和广阔市场充满欲望。此后发生的大量并购也显示，获取原材料和征服新市场正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最核心的两大目的。
文/王婷
但这一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却毁誉参半。从风口浪尖的中铝-力拓并购案到中石化以89亿美元收购瑞士Addax石油公司，能源及资源是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与并购最主要的领域，单笔交易数额最大，同时在国际上引发的争议也最多。除了获取资源在所难免地遭遇抵触之外，一些中国企业在面对重大海外投资机会时，不善于与海外金融监管机构打交道，在并购的战略目标、能力和手段上欠成熟，都是原因之一。同时，有一些因为缺乏谈判技巧、并购目标不清晰、尽职调查不完善等问题造成的失败案例，也难以给中国买家的形象加分。
纵观2009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可以发现有很多基于机会主义而非基于企业战略的收购，为了“抓住机遇”仓促上马、未经详细事前评估便签约的情况并不罕见。北京汽车工业控股收购欧宝受挫，主要原因之一便是谈判经验和准备不足，由于对通用公司、德国政府、欧宝工会等各个方面的利益诉求的研究分析不够充分，谈判策略缺乏竞争力。福建双飞日化并购美国索拉化妆品公司，竟是由于这家双飞为之代工了五年的大客户拖欠了150万美元无法偿还，双飞的赴美“讨债团”无奈之下只好采取了“第三备选方案”——买下自己的最大的海外客户，把其变成自己旗下的分公司。
值得欣喜的是，在本轮海外并购潮中，很多企业也显示出经历多年市场磨炼的成熟和稳健。很多并购案例中已然显示出中国企业在战略上的清晰和技巧上的成熟，潍柴动力并购法国博杜安公司等更稳健的试探性投资、以学习为目的的小规模并购开始出现，锦江酒店与美国德尔集团联合收购美国州际集团、中石油与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公司联合收购哈国曼格什套油气公司等通过联合收购绕开障碍、有计划地接近目标的并购技巧也愈发常见。
据预测，2010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热潮仍将持续。普华永道预计，2010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将出现40%的涨幅，能源及资源行业的并购将继续主导市场，同时随着中国大型民营企业谋求获取技术专利和进入国外市场，其他行业的并购交易预计也将迅猛增长。中国企业若要真正成为全球商业的重要参与者，仅具有资本实力是远远不足够的。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未来海外并购的难度也会增大。面对下一阶段的成长挑战，并购将是中国企业亟须学习的一课。
中国汽车业的“盛世危言”
文/杨继伟
2010年1月11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了过去一年的统计数字：2009年中国汽车总销量飙升至1364万辆，较2008年增长了46.2%。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数字是——141万辆，这是2009年12月中国市场的单月汽车销量。这不仅比2008年同期剧增了92%，更意味着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汽车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喜讯并不仅止于此。原本广受质疑的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不仅获得美国股神巴菲特注资，甚至开进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大会。在欧美汽车产业因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纷纷求售之际，来自中国的汽车厂商似乎成了全球市场上最财大气粗的买家群体，在一系列不那么起眼的中小型并购和备受争议的腾中-悍马并购案之后，2009年中国汽车自主品牌最耀眼的两起海外并购终于现身——北汽并购萨博、吉利并购沃尔沃。
在接过全球性经济衰退免费赠送的这个“世界第一”的桂冠时，中国汽车企业是否仍能清醒地自问：我们身边还潜藏着哪些危机？困扰本土汽车产业的核心问题是否已得到实质性改变？
与全球其他市场一片哀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汽车市场在2009年初出台的1.6升小排量车的消费税优惠计划推动下实现大幅增长，跨国汽车公司去年在中国的业绩都取得了两位数增长，有的甚至高达60%以上，在中国的盈利水平都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合资品牌迅猛增长的状况下，中国自主品牌的市场份额仍旧首次突破了30%这个曾经的天花板。
但不可忽视的是，在2009年的“数字繁荣”之下，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结构性、制度性难题仍未得到根本改变，仍然是“没有发展的增长”。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并没有实现市场格局的突破，仍然主要集中在小排量中低端车型上。与此同时，国外汽车公司在以往中高级车取得统治地位后，产品线布局越来越下移。而自主品牌汽车质量和售后服务的软肋也逐渐暴露出来，向上拓展的空间也并非坦途。
究其根源，缺乏核心技术仍然是自主品牌难以逾越的屏障。在“市场换技术”思维的主导下，市场是让出去了，但技术和技术性思维仍然需要求之于外，这也促发了2009年中国汽车企业的海外并购冲动。无论是国有的北汽，还是民营的吉利，创新技术的缺失正成为其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姑且不谈北汽和吉利以怎样的手法最终获得萨博和沃尔沃，如何整合这些高端品牌、获得技术，但技术性思维这种隐性知识的学习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海外并购并不可能解决技术缺失所带来的所有问题——这将是留给徐和谊和李书福们未来所要解决的难题。
新能源汽车似乎是中国汽车产业在技术研发方面的一次罕见的“超车”。在今年1月15日开始的底特律北美车展上，可以看到更多的电动车在市场投放时间上仍然悬而未决，只有中国的比亚迪宣称将在2009年底投放美国市场。然而，电动车在盈利性和主流技术的竞争力上仍旧存在大量未知数，传统内燃机汽油车仍然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占据大部分市场，所以对自主品牌来说，新能源汽车仍将任重道远。
在市场的刚性需求下，中国汽车经历了第一个十年的“数字繁荣”。对自主品牌来说，接下来的十年才是真正的考验。如果自主品牌只能在低端徘徊，当销售变得无利可图时，中国家电业的今天或许就是中国汽车业的明天。
3G如何走出冷漠
文/丁家乐
3G牌照的发放让2009年成为了中国的3G元年。经过重组后的三家电信运营商分别从工信部领回三张代表不同制式的3G牌照。但纵使运营商们准备了数千亿元资金投入3G建设之中，并把宣传广告贴满大街小巷，所收获的市场反应仍远远低于预期。难道这个拥有全球最多手机用户的市场早已对3G有所免疫？
“3G是什么？”这或许是2009年里消费者最常发问也让运营商们最为尴尬的问题。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说，如果3G只是在手机上网速度上比2G快了那么“一点点”，那么他们几乎找不到任何促使自己切换到新网络中去的“必需性”和“紧迫性”。在慧聪网关于邓白氏的调查数据中，92%以上的手机用户认为2G或2.5G网络已基本满足自己的需求。由于尚处于市场早期，网络建设的不完善、终端设备的不配套，还迫使消费者们必须忍受通话时断时续、手机款式稀少且操作繁复的不便。
在当前的市场初期，谁将成为那甘愿忍受种种不便，并乐意为那些谈不上“必需”且价格昂贵的炫酷埋单的“第一批3G用户”？在三五年后，终端设备趋向成熟，价格也日趋下降之时，谁会真正需要3G？
对于运营商来说，3G最可能的买家将来自对价格较不敏感的高端用户。因此，无论是选择与惠普、联想、戴尔等一线品牌联合推出3G上网本+上网卡组合的中国移动，还是i引入3G版iPhone，试图将无数现成的苹果拥趸直接转化为自己的3G用户的中国联通，3G发轫于高端市场已成为它们的一个基本假设。
但早在2G时代，3G门户网根据流量监测便发现，中国移动的GPRS服务在初期很大一部分流量来自被定位“低端”的动感地带客户，而非高端的全球通客户。换言之，早期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主要是由大学生、刚就业的年轻人组成。而在3G时代，他们很可能会成为第一批拥抱3G的用户。
除此之外，电信专家项立刚还提及了另一个有些出人意料的潜在3G用户群体：离家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们。对于那些离家在外而且没有电脑的人来说，3G所提供的手机上网服务和视频通话功能更有吸引力。
而对于这些对3G最“可欲”的消费群体来说，3G恰恰又是最不“可得”的。有调查显示，3G手机的最大需求集中在1000-2000元的中低端市场，而二三线城市的年轻消费者对于手机资费的可承受上限，通常不超过百元。资费和终端设备更换成本偏高是制约这部分用户升级到3G的最大阻力。
而对于已做出大手笔投入的运营商来说，要在短期内将成本压低到这些底层消费者可接受的水平，显然是“不可接受”的。这组看似难以调和的矛盾，让3G在中国市场中的前景变得难以预测。
“3G是什么？”运营商对于这个问题仍然欠消费者们一个令人心动的答案。被认为是3G业务开展的成功典范的日本电信运营商NTTDoCoMo曾有一条妙语：手机是“二十一世纪的香烟”，人们无聊时就会掏出来。这意味着运营商们真正要解决的不是技术难题，而是如何为用户提供全新的服务体验，并由此建立新的商业模式。
除了视频电话、无线上网、流媒体播放、在线游戏等已被消费者熟知的服务之外，运营商在增值服务上各谋奇招。中国移动与方正飞阅联手研发的电子阅读器文房、联通推出的针对儿童市场的GPS定位等增值服务功能的3G手机，这些初露端倪的增值项目能否成功，它们是否会代表未来国内3G业务的创新重地，目前尚不足断言，但与传统的通信业产业链结构相比，运营商们正在走向一个更开放的产业创新环境。下一步要做的是，通过联合与汇集移动增值服务商、移动内容提供商等产业链上的“小角色”，来建立一种更紧密的协作机制和更平等的利益分享机制，以便更大程度地激发增值服务领域的创新能力。
中国企业家的心性
文/沈建民
盘点本土企业家在2009年的公众关注度，曹德旺和陈发树无疑夺走了最多的眼球。2009年初，来自福建的玻璃大王曹德旺宣布，将家族持有的70%的福耀玻璃股份用来成立慈善基金，其时股票市值超过40亿元；年末，他的福建老乡陈发树又捐出个人资产的45%成立新华都慈善基金，其股票市值是曹氏所捐的两倍，并聘用中国最有名的职业经理人唐骏来打理基金会。
尽管国内企业家成立基金会的，曹陈均不是第一人，但在无数人仍在渴求挖掘“第一桶金”的中国，两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将一辈子辛苦积攒的大部分资产拱手送出，仍然令人称奇。曹德旺在解释捐赠的原因时说，之前很多企业家的钱在项目中退不出来，我退出得比较早。言下之意是一旦企业家有条件，大凡都会做这样的事情，并不稀罕。但事实上，面对曹陈的“裸捐”，公众在惊愕之余，对此的第一反应大都是质疑，这些质疑包括企业是不是沽名钓誉，做变相广告，基金会是不是会沦为骗税工具等，随后的媒体调查也扑朔迷离，真伪难辨。
但以善意的角度揣测，曹德旺所描述的心性倾向也在情理之中。在中国，很早就有“达则兼济天下”的说法，人们有了经济基础之后，会自然而然地希望利用自己的力量去承担社会责任，谋求改变现状。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荣氏家族成员、张謇和陈嘉庚等企业家，都有为家乡捐助教育和修路这样的善举。而在新教伦理主导的西方经社会中，也出现过与中国当前类似的现象，老洛克菲勒和拉塞尔.赛奇在经营风格上几近刻薄，但他们都拥有建设完美社会的理想，他们所创立的基金会，也成为现代非公募基金制度的基石。这种向善的欲望并不是某个时代、某种经济制度的特质，而是来自人类与生俱来的本心。
如果说实现公众理想是很多企业家的梦想，那么他们选择在什么时候兑现对社会责任的承诺，一是与其财富积累有关，二是与环境激励有关。从这个角度上看，2009年企业家“裸捐”的集中出现，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
无论是曹德旺所处的制造业，还是陈发树赖以发家的矿业，近年来都面临发展的拐点，资源走向日趋匮乏和竞争的加剧让回报率递减，使得企业家再投资的意愿降低；同时，他们的财富早已超过了自身的消费能力，更多的穷奢极欲带不来个人满足，反而会激发社会的仇富心理和自身的不安全感，一部分企业家因此也愿意以回馈社会的方式来改善企业家的公众形象，以避免陷入更为激烈的社会冲突。
这一历程与美国上世纪初企业慈善发展的情况非常相似。上世纪初，美国工业化革命早期的资源型竞争方式开始出现难以为继的局面，这种情况催生了部分企业家投身于慈善。例如，在1900年的反托拉斯浪潮中，卡耐基被迫将钢铁公司卖给银行，但由于找不到投资回报率相当的产业，又不愿意将财产以遗产税的形式交给政府，卡耐基开始热心于捐赠，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3个基金会——赛奇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全部成立于20世纪的前10年。
如果说财富积累和环境激励条件的初步具备，使得中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萌芽找到了生长的土壤，那么对于过去30年中企业家精神缺失的补偿，则加速了这种萌芽的成长。企业家精神既包括勇于承担风险有助于合理地重新分配社会分工，而这种分工将对社的创新，也包括对社会福祉的坚守。在一个公民社会会资源配置和效率提升带来帮助，从而实现社会的平中，企业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主动参与公共治理，将衡和可持续发展。
你所不知道的80后
文/党永嘉
当2010年如期而至时，80后一代开始逐渐步入“三十而立”之年。这意味着，他们已经逐渐成为职场的主力人群，开始承担起社会中流砥柱的作用。与此同时，90后也开始了他们的大学生活，进入并开始了人生独立分配支出和自主消费的时代。
毫无疑问，80后消费者的主流化和90后消费者的粉墨登场带来了新的消费趋势，能够把握这些新一代消费者心理的企业才能成为未来的赢家。虽然企业都深知了解他们集体心理和行为模式的重要性，但真正的了解必须建立在对他们心智模式以及生活方式的深层理解之上。我们需要用全新的眼光去看待80后和90后们，而非沿用以往的思维方式。
80后和90后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他们的成长环境在与上一代人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不过，80后一代相对于上几代人，最大的不同还并非来自于物质生活，而是信息渠道的获取。80后的成长阶段正好也赶上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利用互联网，世界真正在80后一代面前平铺开来，而90后一代更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长大的一代。跟人格基本定型后才接触互联网的上一代“互联网移民们”比起来，他们更像是互联网的原住民，许多看似不可思议对他们来说却是理所当然。
虽然80后的总体消费能力尚不强大，但他们的消费意愿却不可小觑，比起节俭或对名牌缺乏认知的上一代们，他们的消费倾向高，品牌意识强。为了平衡消费欲望与收入水准之间的差距，他们中很多人成为了“专家型消费者”，对商家优惠信息的收集以及优惠券的使用是80后“扣扣族”（这个月工资用来换上个月消费的人群）在购物前必做的功课。
即使是《蚁族》中所描绘的那群月收入平均只有2000元左右、在一线城市生活拮据甚至艰辛的“蚁族”们，很多人也有每个月聚会的消费习惯，吃火锅、看电影或是唱K是他们聚会的主要内容，虽然这种“高消费”意味着聚会后的几天，他们可能只能依靠方便面充饥，但依然不能阻挡他们采取这样的生活方式。
无论是图书、衣服、电器还是快餐，年轻人都越来越乐于从网络上来购买，除了购买，他们还热衷于在网上做个小店主。2009年，支付宝的注册用户数首度超过2亿，日交易额突破7亿元。一时间，几乎所有的传统零售巨头都开始重视网络销售渠道的挑战和机会，如果说以往在线销售还只是商家的一个选择，那么如今，在线渠道的开拓已经成为了商家的必答题。
如果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年轻人一定将成为社会主流，那么希望在未来二十年赢得个人消费品的企业就必须充分了解他们，已经有不少企业因为抓住了这部分消费者而成为赢家，比如互联网行业中的腾讯，服装业中的绫致，等。当一个15岁的美国实习生用一份调查报告就轻而易举颠覆了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们对年轻人消费市场自以为是的看法时，我们不禁要问，你真的了解这一代人吗？
原住民的互联网
如果你想了解现在的年轻人，互联网肯定是一个最好的观察室。随着互联网基础应用领域逐渐开发完毕，以及越来越多拥有互联网童年的”互联网原住民”们成为网络主流人群，新的互联网应用方式在2009年呈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原住民色彩。
在互联网开始兴起的时代，成年后才接触互联网的“互联网移民”们往往习惯于将网络视为某种线下生活的替代品，比如上网浏览代替了原来的阅读报纸，而即时通讯代替了原来的电话和见面谈话；但随文/谢璞着越来越多从懂事起就一直使用互联网的“互联网原住民”们逐渐成为互联网的主要消费人群和使用主体，他们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形成自己的用户模式和网络集散地，他们也是新的“互联网盛宴”的享用者、开发者和探险者。
在过去一年间，最具有代表性的本土互联网热门应用莫过于以开心网为代表的SNS网站和新浪微博。上开心网“偷菜”和“钓鱼”让许多年轻人魂不守舍，但吸引网民的不再是新闻、电子邮件等具有某种工具价值的传统互联网产品，而是单纯以娱乐为主题的网络社交。与2008年流行的“抢车位”、“好友买卖”一样，在开心农场偷菜和钓鱼这类碎片化的网络互动小游戏成为了贯穿2009年互联网的主题，而SNS游戏也捧红了以5分钟为代表的APP提供商。以开心网为代表的SNS网站的兴起宣告了一个互联网“娱乐至死”时代的到来——很多互联网应用不再具有现实的工具价值，它只承载着纯粹提供娱乐的功能。
新浪微博这一美国Twitter的成功模仿者，则体现了年轻人对静态信息的不满足和对实时信息的渴求。新浪微博依旧沿袭了这家老牌互联网企业所惯用的手法，通过“名人微博”来获得用户的认知与认可。与饭否等早期Twitter模仿者不同，新浪微博的成功同样在于它的娱乐性——在网民私人空间内，他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方式，传达、获得某些信息，以最低廉的成本打发琐碎时间里的无聊，他们是实时信息的消费者，也是实时信息的制造者，他们聚集在一起时，能迸发出惊人的群体效应。
事实上，无论是SNS还是微博的兴起，在2009年看似纷繁复杂的网事背后，一条用户决定市场的逻辑始终在隐隐推动着变革的发生，市场正在因为用户结构的改变而悄然演变。随着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互联网原住民”正在由青涩走向成熟，他们开始从细分群体成为主流，显然，SNS网站、新浪微博都是以这两代人作为主体的用户，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基于邮箱、新闻等工具的价值，更多的是一种线下生活与在线体验混合在一起的真实与虚拟交织的独特体验。而随着这些年轻人也正在成为其他行业的主流消费者，他们也将继续改写其他行业的面貌，互联网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高素质劳动力之困
文/李少卿
2009年广东珠三角出现的戏剧化一幕可能是当下中国企业困局的深层写照，一面是站在工厂大门外，举着“零薪酬，包吃住既愠工”牌子的农民工，一面是张贴着“10万年薪招聘技术工”，却门可罗雀的工厂。“民工潮”和“民工荒”在同一时间的出现，引发了中国产业升级更进一步的思考——缺乏高素质的劳动力群体升级如何继续？
在过去的30年间里，中国制造凭借着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崛起于世界，“人口红利”成为了中国社会提供给中国企业的一笔巨大财富。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的中国劳动力大军，为中国经济的增长贡献率达到26.8%。中国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人。大量的农村人口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涌入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区，让中国制造得以以极其低廉的成本就能获得充足的劳动力，形成了难以复制的比较优势。
但这并非永恒的优势，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2009年的一次商贸洽谈会上说道：“千万不要以为中国劳动力还有过剩，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终结。如何才能找到素质足够高的大量劳动力来支撑经济增长的需要，将是未来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
在沉溺于“人口红利”的同时，中国社会和企业忽视的是对劳动力整体素质和劳动技能的培养。长期缺乏有效的培养机制，加上一直高速发展的中国制造也没留下时间和空间，为工人提供持续的培训，迫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劳动力只能停留在初级的生产阶段，根本无法符合产业升级的需要。据2009年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前中国每年会有将近500万新增劳动力进入就业市场。但超过200万的就业群体是仅掌握了基本劳动技能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基本没有任何技能专长，只能从事建筑、初级制造加工等低技术含量的相关工作，已经无法满足许多城市用工的需要。
另一方面，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正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材缺位的同时，现实还出现了越来越多“高智”的冗余年轻劳动力，这种结构性的人才失调，将成为未来中国企业发展中的首要困扰。由于高等教育与社会实际需求的长期脱节，更加剧了中国的“人才危机”，却让曾经的“天之骄子”也步入了底层劳动者的行业。电视剧《蜗居》的热播，正是因为它反映了社会最大多数的“蚁族”和“前蚁族”的生活现实。
现实中绝大多数的蚁族平均每月低于两千元的收入只能让他们“群居”在城市的边缘，绝大多数人连“三险”和劳动合同这些基本保障都没有。很多人绝望地表示“简直没有生活的希望，工作一辈子可能连个厕所也买不起”。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劳动者，基本上从事着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
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缺乏持续培训工作模式和不断变化的工作内容，让这些蚁族劳动者无法拥有持续的技能学习和经验积累的过程。因此，这些原本应该成为国家未来栋梁的劳动者，却成为了生活困窘迷失希望的弱势群体。
也许再怎么强调“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这一事实都不为过，如果缺乏一个基于卓越的人力资源优势而构成的一个稳定、有序、可持续的隐性知识传授和交流系统，那么企业将难以形成可持续的竞争力。因此，眼下暴露出的中国社会中结构性的技能缺失和人才失衡，值得所有意在企业长远发展的管理者深思。
走出衰退的智慧
几乎每一年，人们在回顾既往时都由衷感叹：这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一年。然而，这句老套的评语在此时有了不同以往的意义，对于中国企业而言，2009年所遭遇的困境之艰、历练之多、收获之丰，都前所未有。只有在低迷中，在重重变革与转型的考验下，才能分辨哪些企业拥有牢固的、不依赖于外部的核心竞争力，哪些管理者具备这个时代最为稀缺的远见、创新精神与实践智慧。
在这一年中，本刊的管理实务板块针对中国企业当下最常见的管理困惑，为读者呈献来自全球顶级咨询公司、商学院和领先实践企业的管理新知和管理工具。我们精选了2009年度管理实务板块的十大精华文章，其中涵盖了过去一年中国企业界最关注的话题：衰退中如何看待创新？此时需要何种领导力？如何做好仿佛一夕间变成“日常工作”的并购与网络营销？
网络销售的人性化体验
文/爱德华.贝克
美国史上最伟大的人寿保险经纪人本.菲尔德曼曾经说过：“销售就是98%对人性的理解加上漏斗”的底部——那些经验丰富的销售员。但在电子商务环境下，漏斗底部却是其致命弱点，每个独立用2%的产品知识。”在电子商务已经全面入侵零售行业的2009年，网上零售商们却苦于不知如何才能将现户遇到冰冷的、一成不变的网络服务，潜在购买者就这样打消了念头。实中优秀的销售员们察言观色的能力移植到网络上，与传统零售相反，网络销售提升“销售漏斗”效提高电子商务的成交率。
率的决定性力量应则来自上端——基于客户之前的网一个高效的销售渠道应能精准地将纯粹闲逛的访上行为模式以及其他历史数据分析，通过网络技术将客从真正的消费者中过滤出来，但即使技术上最优越最符合其偏好的产品推销给客户。在未来的网络零售的网络零售商，也仅能将网站的1%-3%访问用户转中，只有将技术与人性化元素用一种强大的方式联化为真正的购买者。在传统的零售渠道中（例如百货合起来，才有可能获得你所期望的沟通效果。（详见商店），筛选并推动销售发生的决定力量来自“销售2009年1月刊）
非常时期需要非常销售力
文/黛安娜.莱丁厄姆
经济不景气时，如果企业不愿意以打折来换取业务，也不愿意将市场份额拱手让给虎视眈眈的竞争对手，就必须找到更聚焦的销售运营模式。应该如何去做呢？关键是以数字驱动的方式来提高销售组织的效能，这种被称为TOPSales（顶尖销售法）的框架包括四种销售策略：
1.切中客户需求：绘制一幅“热点地图”，特别关注其中的“热点”
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就需要对客户指标进行更深入的测算衡量：哪些客户能在经济低迷时期依然维持着一贯强大的购买力？哪些客户拥有大量的现金头寸或者易达的信用渠道，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哪些公司应该是公司的最佳客户，即使他们过去与公司并无业务往来。公司可以据此绘制一幅用来指导销售行动的市场“热点地图”，帮助销售团队识别这些客户在经济低迷时期的需求，每个与客户接触的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热点”上，以保留这些高利润客户并且刺激他们产生新需求为目标。
2.最优化工具和程序：加强渠道管理
经济低迷时期，销售周期会延长。销售团队必须采取与“热点地图”相协调的渠道管理策略，筛选每个销售机会，确保具有优势项目得到相应的营销、销售以及高管的支持，把销售追踪深入到销售组织的运作节奏中去，追踪项目的进展与目标是否一致。
3.绩效管理：低迷时期的营销范围与任务指标
营销范围与热点地图相一致吗？是否有表现出色的销售代表遭到冷落？新形势下的任务指标是否依然实际可行？你也许需要重新设计营销范围，并设定任务指标。
4.销售资源配置：使资源组合符合当今形势
当消费者对购买持谨慎态度时，销售经理需要一个更明智的销售资源配置方案，它将会成为重新集中销售力量、提高生产力的有力杠杆。（详见2009年3月刊）
CFO的新角色
文/黛茵姆盖德.海因茨金斯.德尼布尔
阿迪亚.米塔尔是米塔尔钢铁公司的CFO，他听到过的最独特的企业并购建议来自一位罗马东闭的罗马尼亚钢铁厂门口修建一座教堂。这个奇怪的办法奏效了，公司遇到的整合障碍逐渐消失了。没有正教主教，他建议阿迪亚在一家刚并购到手的濒临倒一条并购策略适用于所有公司，因此，CFO在企业并购中的角色也远比人们想象的重要且丰富。
CFO的第一个角色是企业关键的整合战略架构师——CFO与CEO联手合作，确保并购计划符合企业的发展目标。CFO不仅要保证交易有“利”可图，还要向计划拥护者提出更多实质性问题：目标是否合适？为什么？风险何在？这样的反思不仅能帮助CFO了解潜在的问题，同时也能够清晰地了解风险所在，一旦交易确定，他们能够明确地阐述企业的发展愿景，说服股东。
CFO的第二个角色是交易协同经理。不论何种类型的协同效应，CFO都将在合并后整合计划的建立和计划执行人的确定上发挥关键作用。
CFO的第三个角色是业务整合者——交易价值的最佳实现方法就是确认人员、流程和组织结构等方面的相应变化。CFO在整合原本独立的两个公司的财务部门时势必要亲力亲为，但是，对于其他部门的整合，他也不能袖手旁观。
CFO及其团队应该制定绩效考核指标，还要确定各部门业绩目标，证明收购确实物有所值。这些目标可能与公司的薪酬体系挂钩，CFO也因此成为激励机制设计的核心人物。最后，为了达成目标，身为业务整合者的CFO要对协同导向的培训计划或业务讨论会等给予资助，通过培训帮助雇员认同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完成业绩目标。（详见2009年3月刊）
“聚沙成塔式”并购
文/尤尔根.鲁特布赫马丁.汉德苏
经济低迷时期，由于资产价格偏低，企业更愿意通过并购来创造突破性增长。但是，并购的模式和方法往往决定了并购成功的几率。声势浩大的大型并购尽管引人注目，却常常会
因为其中所含的巨大风险而限制企业的价值实现，拖累企业的成长。而类似于“收购工厂”的小规模多次并购的方式，通过将注意力集中于收购类似或者相关领域中规模较小且更易管理的企业，以一种系统化的化整为零的方法，来搜索潜在目标、管理一系列交易及缓释整体风险，从而实现有机增长。对于既不希望错失当下投资机会又不愿过度冒险的管理者，会将“收购工厂”扩张模式策略适度地结合到大型并购计划及其有机增长计划之中。
采用这种模式的企业可以在行业集中度不高的行业中寻找众多小型收购目标，并且确认该目标符合其并购策略与商业运作模式。
他们能通过关注于小型而且通常不被大众注意的企业而从中获益，而并非那些特大型交易对象。将目标锁定在小型企业的收益是在整个收购过程中期和后续整合当中，通过有效的收购流程以及改进被收购公司的成本结构最终来创造价值的。（详见2009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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