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推动与冲击

　　所谓“遗产”，不只是物的概念，更重视精神的凝练与传承

　　从故宫、长城到丽江、平遥，从开平碉楼到哈尼梯田，很多中国人都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世界文化遗产。熟悉“古玩”、“文物”的中国人，在过去30年来已经接受了“文化遗产”这个更加宏阔的概念；每次世界遗产申报，都被公众关注。

　　“世界遗产”这个概念，正是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它是一项由联合国支持、UNESCO负责执行的国际公约建设制度，以保存对全人类都具有杰出普遍性价值的自然或文化处所为目的。

　　“自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诞生以来，伴随着世界遗产事业的发展，疑问、思辨、探讨和争议从未中断。在具有独特文化背景和语境的东方世界、在中国，尤其如此。”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主席郭旃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是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业咨询单位，在审定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名单过程中作用重要。而郭旃本人曾任中国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巡视员兼世界遗产处处长，亲历了中国多个世界遗产项目的申请。

　　业界公认的是，世界遗产这一概念的引入，改变了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面貌。大多数人也认可它不仅是文化问题，在很多地方已演变为经济问题；而在某些特殊案例中，它还可能牵动国际政治的复杂脉络。

　　认识文物的终极含义

　　对于中国高温不退的申遗热，郭旃解释说，这其实是全球范围内都在发生的一种现象。自1978年开始制订《世界遗产目录》后，世界遗产事业一发不可收拾，“跨越族群、民族、地域、宗教、文化，超越信仰、政治和自然环境的局限，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人们，几乎一致热捧，使它成为一个重大现象和持久话题。”

　　世界遗产热，使文保单位由“冷衙门”一跃成为许多地方政府最重要的部门之一。而在郭旃看来，它最重要的价值是使中国人重新审视祖先留下的瑰宝，促动文保界向世界水平靠拢。

　　所谓“遗产”，不只是物的概念，更重视精神的凝练与传承。

　　例如河南登封，既有少林寺、中岳庙等不同信仰的宗教场所，又有文化场所嵩阳书院，还有观星台这样的天文机构，如何将诸多建筑归纳在一个主题之下，曾是登封申遗的主要挑战，并导致其首次申遗被暂缓。

　　最后经过与外国专家探讨，以“天地之中”命名这组建筑群，有效利用了嵩山作为上古中国“天地中心”的地位，以“古代中国的世界观”赢得了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的一致认可。

　　另一个例子是藏羌碉楼、村寨以及哈尼梯田，被提炼为“人类的坚韧精神与能力”。

　　郭旃认为，“世界遗产”的引入，使中国人与世界通行的文化观接轨，从观念上认识文物的终极含义。而世界也通过这种渠道更好地观察中国、了解中国。这对于希望外部世界接受自己价值观、世界观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

　　最近20多年间，中国文保界一直以世界遗产的引领方向为重要参照系。

　　比如，当中国讨论文物保护是否该包含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世界遗产已经用“文化景观”来统筹保护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当中国文保人士抗议对历史文化名城的大拆重建之时，世界遗产研究领域又提出了“历史城市景观”的概念和保护模式。

　　中国的文保事业因世界遗产的引入而得到了极大推动---推动的另一面，即是冲击。

　　比如有关历史遗存的“原真性”与“重建”，已经蔓延成为一个社会话题。

　　另一个重大争论是，是否要用“文化遗产”取代“文物”这一传统称谓，“探讨已不止于激烈，而且是很牵动感情了。”郭旃说。

　　与之相比，地方政府则因世界遗产而大大受益。从华北平原到西南边陲，都有被世界遗产改变命运的例子。

　　在1997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前，山西平遥的三处主要文物点：双林寺、镇国寺、平遥城墙，一年的门票收入是18万元左右。1998年，这个数字蹿升至400多万元；1999年是700多万元。从1997年开始的两三年内，原来没有公共汽车的平遥城先后开通了9条公交线路，经停的火车从13对增加到26对。

　　郭旃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年启动申遗时，平遥当地老百姓并不理解，乃至有抵触情绪和行为。

　　另一个例子是丽江。在申遗成功前，当地财政收入几乎无法支付公务员工资。而2011年，丽江从旅游收入中获得的古城维护费就达到2.7亿元。

　　世界遗产改变城市命运的案例不仅发生在中国。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巴克塔普尔王宫，在列入世界遗产后得到了德国人的帮助修缮，最终使这一城区的道路、排水等都焕然一新。

　　“外事外办、内事内办”

　　虽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郭旃认为中国的申遗还很难与国际规则接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中国人似乎还是“不懂外国人的心”。用他的话说，必须要“外事外办、内事内办”。

　　在公开场合会见外国专家，中方官员常会说，特别感谢对方为中国所作的贡献。这种中国常见的客套往往会让对方十分难堪：作为参与评选的专家，可能因此被批评有所偏向。

　　一些官员对于世界遗产的作用和影响还缺乏真切的认识。对于布达拉宫申遗，曾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而事实证明，成功的保护使它成为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加分项。

　　另一个较早的例子是，法国雪铁龙汽车曾计划把车开到长城上拍广告。虽然他们特别提出在一段废墟上拍摄，以避免损害“真正的长城”，但是仍被文保部门拒绝。

　　后来一位领导正好去那里视察，当地干部汇报说，改革开放形势大好，连雪铁龙都要来这里搞合作，并提到在已经坍塌的长城废墟上拍广告。最终领导同意了拍摄计划。

　　当这则广告片在法国播出时，郭旃正好在巴黎。当地朋友告诉他，这条广告成为一则丑闻，播出后几分钟就收到了数百个投诉电话，抗议把车开到世界遗产上拍广告。

　　最终，这条广告播出一次后即停播。

　　作为中国人，郭旃觉得“脸红”。

　　更多时候，负责考察的外国专家在中国受到款待，并对此诚恳致谢，但并不会因此就改变专业评价。而这往往被中国人认为“不够意思”。

　　最著名的例子是云南石林申遗时，曾派出几千人手拿鲜花欢迎前来考察的外国专家。

　　专家最后在报告中着重提到三点：一是感谢在石林受到了“总统般的待遇”；二是认为当地人对自己遗产的了解并不理想；三是认为遗产保护也不理想。最终结论是建议暂时搁置。

　　郭旃说，随着中国日益国际化，对于习惯于按国内政策和程序办事的人们来说，必须尽快适应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签署一项国际公约后的新情况。

　　修旧如旧，最小干预

　　如何与世界打交道，显然不仅是中国人在申遗方面遇到的问题。在世界遗产涉及的专业领域内，有不少令郭旃觉得迫切需要改变的地方，它们关系着中国的世界遗产能否为世界所认可，并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力。

　　某次文保专家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修复一座古寺庙，“达到了古建修复的最高境界”。结果当地领导很不满：“修了这么多年，花了那么多钱，修了跟没修一样！”还有一个省份，一年之内将30多座古塔全部翻新。

　　虽然存在争论，但郭旃强调，“最小干预”是国际上对文物保护、修复的基本要求。

　　他认为，现在很多地方对文化遗址进行大规模重建，而新建的东西无论多好，都会影响遗址的历史信息，这样的重建毫无意义。

　　郭旃强调，作为一项涉及国家形象以及现实利益的重大问题，世界遗产的监测机制还需要更为有力地推进。比如如果有政府部门在一处世界遗产旁盖楼、破坏其完整性，可能并非文保单位所能阻止。

　　也许，建立更高级的协调机构是一种有效选择。目前，只在国家文物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设有专门负责世界遗产事务的处级单位。其中，景区内的历史建筑由文物部门管辖，景区管理则由住建部门负责。

　　在另一种工作范围划分中，国家文物局负责“文化遗产”，住建部负责“自然遗产”和“双遗产”申报。

　　但通常情况下，申遗后的管理工作由地方政府负责。

　　以彩票设立世界遗产专项资金等建议，也都有人提出。而一些地方因世界遗产而获得的旅游收入，从未拨发给文保部门。

　　郭旃认为，加强管理和检测，以及毫不留情地纠正失误，是保护世界遗产的根本之道。

　　申报和保护世界遗产是一条光荣而艰辛之路，借鉴外部世界更新观念、重新认识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同样如是。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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