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市长，我时刻感到压力---专访成都市长葛红林

　　发表电视讲话前，市政府秘书长还特意提醒我，是不是需要把所有在家的领导都召集起来开会，对讲话内容集体决策。我否决了

　　近日，就城市的特色和发展，以及自己对这个城市的感悟等话题，繁忙的成都市长葛红林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独家专访。

　　世界想知道成都的“奥秘”是什么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市长，你认为2013财富全球论坛选择在成都举办的原因是什么？

　　葛红林：为什么是成都？这应该是自2012年4月9日，《财富》主办方在北京宣布选择成都为2013财富全球论坛举办城市后，我被问到过的所有关于论坛的问题中，频率最高的一个。

　　事实上，这个问题我在很多场合都回答过，包括当初由《时代》杂志全球主编史坦戈、《财富》杂志总编辑苏安迪、论坛高级顾问倪德慕牵头组成的10人考察团到成都来考察论坛选址时，我实际上也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劝说”他们的。在我看来，除了巨大经济发展活力、独特的城市文化气质、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优良的政务服务环境这些“传统”比较优势外，至少还有这样4点“特色”可以对世界各地的嘉宾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第一，十多年来，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显著成效。如今的中国西部究竟是什么样，这肯定是世界上很多大公司的巨头都很感兴趣的内容，他们很多人都想“顺便”再看看有没有在这里拓展市场的可能与价值。

　　第二，“5·12”汶川特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特大地震，四川、成都遭受巨大损失，而5年后，灾区早已在涅槃中重生。曾经的灾区如今是什么模样，还是不是一片依旧充满生机和值得投资的沃土，这肯定也是世界关注的热点。

　　第三，汶川特大地震后接踵而来的是国际金融危机，成都作为中国西部内陆城市，却在面临双重危机的“险境”下化危为机，在圆满完成灾后重建任务的同时成功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加快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成都的“奥秘”是什么，对掌握着巨大“财富”的世界500强企业“掌门人”而言，这绝对是他们最感兴趣的热门话题，他们一定想来亲自看看，找寻答案。

　　第四，过去有人评价中国有些地方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但成都不是这样，这些年，成都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很好地实现了城乡同发展共繁荣，许多积极探索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可。今天，如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已成为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棘手问题，到中国的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来，与会者们一定可以找到更多答案，这也肯定是很吸引世界各地嘉宾的一个重要亮点。

　　后来，我从很多侧面听说，成都的这四点“特色”还真就是打动《财富》主办方选择成都的最重要的原因。

　　《瞭望东方周刊》：成都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是休闲城市，因此有些人对财富全球论坛在成都召开感觉到意外。这是否意味着随成都经济地位的增强，成都的定位要有所改变？你对成都的定位是什么？

　　葛红林：我已经在成都工作和生活了12年，担任成都市市长也有十年多了，对成都的“慢生活、快工作”方式有着最直接而真切的感受。成都人天性乐观，热爱生活，喜欢休闲，在生活中的确有“慢”的一面，但真正干起工作来，绝不比国内甚至全世界任何一座城市“慢”。没有快节奏、高效率的工作，成都也绝对不可能取得今天这么多令人瞩目的显著成就。如果你有机会到成都高新区的高科技企业去走走看看，去更深入地了解成都现代产业中“现代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我想你对成都的“慢生活、快节奏”一定会有更深刻的印象。

　　至于成都的定位，随着城市的不断进步发展，成都自然也会不断地被国家赋予更高的定位要求。2011年，国务院批复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明确了成都的最新发展定位，就是要建成城乡一体化、全面现代化、充分国际化的大都市。实际上，单论中心城区的话，所谓“全面现代化、充分国际化的大都市”在今天的中国其实有不少城市包括成都都基本上能够或者已经做到，但要强调在城乡一体化基础上的全面现代化和充分国际化呢？客观地讲，这个定位要求就很高也很难了，这也将是成都在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内奋力追求的目标。

　　坚持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

　　《瞭望东方周刊》：近些年，成都随着经济发展的快速推进，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很快，一些老百姓可能感觉到很多不便，甚至出现了一些质疑和批评的声音。老百姓希望自己的城市变得越来越美好，但是又不希望日常生活受到影响。作为市长会不会感觉到很大的压力？

　　葛红林：你说得很对，谁不希望自己居住的城市变得越来越好呢？就政府而言，这些年来持续不断地加大力度对城市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和新建，也正是基于广大市民对改善人居环境的热切期盼。

　　但是“要做就要做好”，做的过程中就要尽可能减少给部分市民带来不便。比如，施工工序尽量安排得科学一点，不要今天这里开挖，明天那里开挖，搞得全城都像个“大工地”，比如，占道打围的时间和范围尽量少一点和小一点，不要把最基本的日常出行也搞乱了……

　　客观地说，这些“要求”一点也不过分，政府本就应该更多地站在市民的角度考虑工作，所以我在任何一次涉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调研中和会议上，几乎都要讲这句话，并强调要作为刚性要求执行---必须对施工方案更加精益求精地设计，施工过程中则要始终坚持以“群众方便”为根本出发点，尽最大努力减少施工对市民生活的影响。

　　至于压力，作为市长，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但我一直是这样来看待压力的：你只要坚持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就能从最大程度上把压力转化为提升工作的动力。做正确的事，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动机纯洁地判断做什么事，时机恰当地选择做什么事，力度合适地做好什么事；正确地做事，就是要掌握好时机、把握好要点、控制好节奏，运用好窍门，工作要有系统性，操作要有计划性。

　　这样说可能比较宏观，实际上前面提到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本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进行城市基础设施的改造和新建，就是做正确的事，因为市民对建设本身是欢迎的、赞同的；而采取更优化的施工方案和施工手段来推进，就是正确地做事，因为这样就尽最大努力减少了施工对市民生活的影响。

　　《瞭望东方周刊》：近年，包括成都在内的一些大中城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环境问题的挑战。比如，成都PM2.5的检测值也一度比较高，呈现空气污染的情况；老百姓对一些重大工程和项目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也更趋敏感。对举世闻名的“休闲之都”来说，成都将如何面对这些挑战？

　　葛红林：的确如你所说，现在市民对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视，对环境问题的容忍度也越来越低，这也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客观地说，作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这些年来，成都在环境保护工作中付出了大量努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比如成都的治水，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早在1998年就获得了当年的联合国人居奖，沙河综合整治工程在2006年获得“国际舍斯河流奖”，在世界范围内都获得了肯定。

　　“水清”后，最近几年，市民又对“天蓝”寄予了更多期盼。但从理论上讲，成都治尘比治水的难度和挑战还大，因为成都地处内陆盆地，不像沿海那样，空中的粉尘扬起来就吹不走，影响往往不容易很快散去。而且过去在治理大气污染的重点更多集中在了秸秆焚烧、工地扬尘、城区禁煤，反而把这些年来比重不断增大的大气污染来源---机动车尾气给忽略掉了，再加上过去西部地区车型相对落后，不少黄标车又未能及时淘汰，也就导致了PM2.5呈现较大幅度增长趋势。

　　找准了问题产生的原因，下一阶段就要朝着好的方向努力改进，下决心下大力气抓好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进一步抓好大气污染各项突出问题治理，积小胜为大胜，切实改善成都环境质量状况，提升生态文明水平，让市民真正成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的受益者和验收者。

　　“我是准备好了掉脑袋的”

　　《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应该是你任期遭遇的最大挑战，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葛红林：地震发生时，我正准备会见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客人，走到距离会见厅5米时，会见厅的门开始剧烈抖动。我意识到应该是发生严重地震了，我中断会见马上就赶到了成都市应急联动指挥中心，打开近些年已建成覆盖全市的“天网”视频监控系统实时查看。当时的成都街头，聚集了数百万惶恐不安的市民；同时，各种伤亡信息不断传来，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也很快开始向成都聚集。

　　成都是毗邻震中最近的特大中心城市，因此成都的有序和正常运转成为抗震救灾体系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我作为市长，应该说是历史把我推到了这样一个位置。你知道当时四川省、市其他主要领导同志已经陪同紧急赶赴灾区的中央领导在极重灾区都江堰一线指挥救灾。

　　《瞭望东方周刊》：这么大的地震应该是谁也未曾预料到的，作为市长当时决策的挑战是什么？

　　葛红林：地震是下午发生的，到天色渐暗时，成都街头上依然是惊慌不敢回家的市民。这个时候，所有市民都希望听到一个来自政府或者是专家的肯定答案，但没有人现身回答。

　　这个时候最保守的做法是把专家学术性的说法原封不动地告诉市民，如何避险由市民自己决定。可以说，当时作不作决定、作什么样的决定，完全取决于我。但这个时候市民心理的安抚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抗震救灾的大局面前无论如何必须确保中心城区不能乱。最终我还是拍板决定发表一个电视讲话，明确告知市民除危房外，当晚都可以进室内正常休息。这在当时是最关键、最核心也是责任最重大的一句话，也是当时市民最想听到的一句话。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敢作这样的判断？

　　葛红林：发表电视讲话前，市政府秘书长还特意提醒我，是不是需要把所有在家的领导都召集起来开会，对讲话内容集体决策。我否决了。

　　我是学材料科学的，成都的地质结构我也很清楚，成都平原沉淀着厚厚的一层鹅卵石和沙土，从材料科学角度讲，这种双相材料具有优良的吸能和阻尼性能。此外，综合当天媒体报道和自身体验，判断这次地震是两大板块间剪切造成的，使得平行断裂带的长轴方向影响很大，而成都中心城区受到的影响较小。

　　当时为验证自己的分析，我还找了省、市地震局的专家征询意见，虽然得到赞同，但专家们难以出面明确表态。所以最终我还是自行拍板决定，劝告市民当晚就可以放心回家。作这个决定是很艰难的，我记得在当晚电视讲话后不久举行的成都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上，我说过真要出了事，我是准备掉脑袋的。

　　坚守同流不合污的工作底线

　　《瞭望东方周刊》：2001年，你到成都时是当年中央、国家机关和中管企业干部到西部地区的第一批126名挂职锻炼干部之一。后来有没有想到过会留下来当三任成都市长？

　　葛红林：确实没有想到。我还记得那年是在10月25日，中组部召集我们这批挂职干部开会，我作为挂职干部代表还在会上作了发言。过了5天，我就飞到成都，组织上安排我担任市委副书记。过了一年半，组织上确定我为成都市长候选人，我也没有想到。当选市长后，我给自己的要求是甘当一个职业化的市长。当初我给自己设定的“职业目标”就是：做好第一任期、实现本科毕业；争取做到第二任期、达到硕博连读。

　　《瞭望东方周刊》：好像你当市长一直有随时做工作笔记的习惯？

　　葛红林：这是我的习惯，或者说我是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了社会科学。比如，这十年我的每一条批示都可以轻松地查到。我的做法是每作出一个批示，就让工作人员复印一份，然后放到一个专门的档案盒里，年底的时候装订成册，再编成索引，一年一册。市民写给我的信、市长热线每天整理出的电话记录、信访局报告的信访线索，我做市长的这十年每一件回复、批示、督办过的事项也同样依照类似办法一一整理。

　　《瞭望东方周刊》：我听说包括每天见什么人都会详细记录，这是当市长的经验之一吗？

　　葛红林：让秘书记录我每天的活动日志，在我从宝钢调到成都担任市委副书记后就开始了，当时是尝试着把企业记录工作日志的理念引入地方工作，通过让第三方记录每天的工作历程来进行自我督促。

　　你现在翻我这十年的活动日志，我基本上还算是做到了“5+2”和“白+黑”，你也能看出来我也没有睡午觉的习惯。由第三方客观记录活动日志，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更好地约束我不干与工作无关的事，更不能干那些见不得阳光的事。要是干了见不得阳光的事，你还敢让他人每天都作记录吗？

　　《瞭望东方周刊》：我知道，你早就提出过市长应该当城市CEO，也设想过评选“市长院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葛红林：我是向中国工程院的一位领导建议过，既然其他的工程管理能纳入工程院的管理学部，那么城市工程管理更有理由被纳入，由此就可以开辟“市长院士”的申报和评选。

　　这不同于“院士市长”，后者是当选院士后再去当市长，而我说的“市长院士”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工程管理分支。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吸引全社会更多力量重视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科学研究，同时也可能激发市长们不去在意城市及市长行政级别的高低，而把市长岗位真正当作学问来研究、当作职业来从事。

　　我相信，“市长院士”会更在意将城市建设得更美好、管理得更科学，从而真正涌现出一批职业化的城市CEO。

　　《瞭望东方周刊》：这算是您当市长的理念之一吗？

　　葛红林：我在这一套整理出来的系列工作资料中，有一册就叫“理念与方法”，市长的律、德、略、策、韧、悟，其中的每一部分我觉得都应该是所谓市长理念的组成部分。

　　我比较喜欢“哲学+数学”的那种工作理念。哲学使人深刻，数学使人精确，如果能够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哲学思考、数学工作，做到刚柔并济，既能辩证地看待问题又有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既有开阔的工作思路又有严谨的工作作风，就一定能把事情做好、做优。

　　比如再具体到政策制定，不是一刀切而是切一刀。政府应该多方面周全考虑，具体问题具体解决，要科学地切一刀，而不是鲁莽地一刀切，否则结果往往是问题没解决，反而造成更多其他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做了十年市长，你是不是也有一套自己独特的“为官之道”？

　　葛红林：没有什么独特的，要有的话那就是从善向上，做善事、积官德。一个人，接受了公众的信任，投身于为公众服务的事业，就应该把自己看作“公众的财产”。中国历史上“丞相无私事”的训诫，对今天的我们依然管用，也是当代市长必须的品质，处于官场，我觉得应该坚守同流不合污的工作底线，不合上级的污、不染同级的污、不沾下级的污。

　　其实，我一直只是一名做事者，告诉自己要有做事的心态和状态，以及追求做事的干净。如果要谈什么追求的话，那就是让成都的城市价值不断实现提升，让成都人民的幸福感高于和远高于时代的平均温度，并在我的服务任期内感到更加的“巴适”和“安逸”，我想这就是我追求的成都市长的价值吧。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特约撰稿王晨仿 | 成都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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