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首登之谜

　　现代登山运动起源于18 世纪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地区，当时登山的目的除了挑战高度，更多的还包括对这一地区的植被和物产资源展开科研。此后的100 余年间，登山运动在欧洲蓬勃发展，逐渐在组织方式、登山战术、装备器材、攀登技术等方面形成了专门的知识。由于这一阶段的主要活动地区在阿尔卑斯山脉，所以在世界登山史上，这一时期被称为“阿尔卑斯时代”。

　　这一时期所积累的登山经验和发展起来的登山装备，为后来人类向珠峰攀登发起挑战奠定了基础。但攀登珠峰所发展起来的攀登模式，和阿尔卑斯攀登模式完全不同，也给人类的登山历史带来更多争议性的话题。

　　荣誉之争

　　能够作为第一个攀登珠峰的人类，一直是莫大的荣誉。而发生在1921、1922和1924年的三次从西藏方向攀登珠峰的主要探险，则是人类最早攀登珠峰的尝试。这一系列由英国人发起的探险，其前期准备、探险过程和活动间隙的其他进展，为后世的8000米山峰攀登，建立了框架体系，同时留下登山史上最大的一个疑案。

　　根据已故北京大学地理教授林超1958年发表的《珠穆朗玛的发现与名称》，由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阿尔卑斯俱乐部联合组织的第一次探险，是在1921年。从1921年到1953年，共组织过对珠峰的13次探险活动，其中9次是英国人主持，一次是英美合作，3次是瑞士组织。其中从1921年到1938年的7次都是英国单独组织，1950年的第8次是英美合作。也就是说，最早对珠峰的探险活动，都是由英国垄断的。

　　为什么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要陆续组织攀登珠峰的活动？这不仅是人类的冒险精神鼓动，其背后还有更多鲜为人知的因素。个人登山的行为背后，是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的利益。

　　19世纪开始，英国人对其殖民地印度及其附近地区进行系统的考察和测绘，位于印度和中国边境的喜马拉雅山系开始映入探险家和攀登者的视野。勘测疆土是统治者治理和规划印度的第一步，通过地理勘测，也可以更好地了解殖民地的资源。

　　1920 年皇家地理学会主席弗兰西斯· 扬哈斯本首次提出支持珠峰探险的想法时，人们对这座山还一无所知。如此高的高度，没有任何科学理论和技术能够支持那是人类可以涉足之地。人们只知道，从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能够更靠近这座山，关于这座山的一切地理信息，都无从得知。

　　另外一个关键的组织者，是时任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长的荣赫鹏。以探险家知名的荣赫鹏是1863 年出生在印度的英国人，和他的探险精神同样突出的是他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信仰。荣赫鹏的探险活动背后是国家利益，19 世纪正是沙俄和大英帝国在“大角逐”中在谁控制西藏及其周边地区的问题上形成对峙的时刻，所谓大角逐，就是搜集从阿富汗到新疆、西藏等大片未知领土的情报并实施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权。而荣赫鹏一心效忠于英国女王和大英帝国，想用实业为英女皇和大英帝国献上一份厚礼。

　　荣赫鹏自己在他的《埃佛勒斯（即珠峰）史诗》（The Epicof Mount Everest）中说得很清楚，攀登珠峰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征服”。他说：“当我们看到一座山的时候，我们迟早都会被努力达到它的顶峰的欲望所驱使。但是更主要的是因为山对我们形成了挑战。我们必须通过和它的较量来显示我们能够达到山顶。正所谓一山还有一山高，但是确实没有任何一座山比眼前这座珠峰更高了。”一战过后整个欧洲陷入低迷，遭受重创的英国急需一剂强心剂振作民心，如果能在这个时候攀登上世界第一高峰，无疑是对国家最好的献礼。

　　于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于1921 年，在阿尔卑斯登山俱尔部和皇家地理学会组织下，组成了英国历史上第一支珠峰远征队，这次远征有两个目的：一是对珠峰进行侦察并寻找登山路线；二是对珠峰附近地区进行测量并绘制地图。远征队一共九名队员，主要由登山家和测绘专家组成，平均年龄41 岁，最小的31 岁，最大的56 岁。他们是：Heron， Wollaston， Howard-Bury，Raeburn；后排：Bullock， Morshead， Wheeler， Mallory。作为主要登山队员的马洛里一直参与这支远征队伍的活动，并于1921 年、1923 年和1924 年三次攀登珠峰，最终和他的队友欧文消失在皑皑雪山之巅。

　　丹增的身世

　　在西藏登山学校的登山博物馆二楼展厅，有两张由登山画家陈大卫所创作的油画，分别着是攀登珠峰的四位著名人物，一幅画面是马洛里和欧文，另外一幅画面是希拉里和丹增。究竟是哪一组人物最早登顶，这将决定人类攀登珠峰的时间将定格在马洛里开始攀登的1920 年，还是希拉里和丹增登顶的1953 年，也将决定第一个攀登珠峰的人类是英国人还是新西兰人。在希拉里和丹增之间，因为没有留下希拉里登顶的照片，也存在是丹增先登顶还是希拉里先登顶，希拉里对外界一直宣布是同时登顶，直到丹增去世，才在出版的著作中说明当时登顶的细节。而围绕着丹增的身世，也是一个谜团。外界一直公认丹增是夏尔巴人，要解开丹增身份之谜，其实是为最早攀登珠峰的民族正名之谜。

　　在众多谜团中，关于丹增的国籍一直存有争议，印度声称他是印度人，尼泊尔则声称他是尼泊尔人，但在众多西藏登山向导心中，他们知道丹增是不折不扣的藏族人，这些来自西藏登山学校的年龄在20-30岁的登山向导中，其中就有丹增的后辈，作为同乡人，他们在熟悉丹增的故事之前，就已经无比熟悉他们家门口前的这座雄伟的山峰，不可高攀的女神。历史总是在出人意料的时机被揭开谜底，美国登山家韦伯斯特在他的著作《雪国》终于将丹增的身份公布于世：丹增既不是印度人，也不是尼泊尔人，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藏族同胞！

　　那么丹增作为生长在珠峰脚下的藏族人，为什么会去到尼泊尔，和夏尔巴人一起成为向导，跟随希拉里攀登珠峰？在詹姆士· 尤尔曼代笔的自传《雪虎》中，丹增讲述他是在尼泊尔的一个名叫萨姆的小村子里长大的。但是他是因为父母生活困难，向当地一位藏族官员借了债，但无力偿还，才移居到萨姆。并没有说他就是出生在萨姆，而关于他的出生地，丹增只作了如下介绍：“我出生在一个名叫萨楚的地方，那里距离马卡鲁山很近，距离珠穆朗玛峰也只有一天的路程。1988 年，《雪国》的主人翁韦伯斯特进行一次攀登珠峰的活动，选择了一条过去很少有人走的路线，沿珠峰的东坡登顶。这样，他们就必须经过西藏的卡尔塔山口，而丹增真正的故乡莫云就在那个山口附近。

　　书中介绍当时的登山队员就包括丹增目前仍健在的长子诺尔布，他介绍说，他的父亲丹增于30 年代初移居印度的达吉灵，当时很多西方人跑到那里，希望成为珠峰登顶第一人，所以丹增就开始把登山赚钱当成职业，替这些西方登山者挑东西。那里的居民绝大多数是夏尔巴人，往山上挑东西也本是夏尔巴人的特长。

　　和很多夏尔巴人一样，丹增登山并不是为了征服雪山，而只是将其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登山的人和航海的人一样，都清楚了解，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的渺小。从情感而言，如果可以，他们是不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谋生的。这也是丹增不让他的后代登山的原因，丹增对他们说：“你们不用去了，我已经替你们登过了。”直到现在，丹增的同胞，生活在珠峰脚下的藏族们，仍旧像丹增一样，成为登山向导，将登山当作一种职业，一种谋生手段。在我所接触到的西藏登山学校的众多登山向导，他们身上具有和丹增一样的品质，勇敢而忠诚，热爱自己的工作，坚韧而低调。他们身材普遍矮小精干，脸庞黝黑，一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他们中有些人已经登顶珠峰10 次，实在很难将他们的平凡和他们所作出的不平凡的事迹联系在一起。

　　从马洛里、欧文开始，攀登珠峰者前赴后继，是什么鼓动人类一次又一次的挑战自身，挑战极限，创造纪录？除了人体内的冒险因子在作怪，更多的也许是一种征服欲和荣誉感。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极限挑战背后，是个人难以用言语表述的努力和付出，从肉体甚至到生命的付出。

　　每年藏族同胞都会在特定的日子去转山，一座山峰，登山者首先想到是垂直超越，但藏民则是平行地绕着它走。他们与自然达成一种平等共存的关系，而登山者则是在其中彰显自我的力量。

　　女神之名

　　关于珠峰的命名，国内和国外还是存在争议的。按照国际惯例，比如说对天体小行星的命名，第一位发现者有命名权。珠峰的命名，西方国家和部分亚洲国家习惯性称之为额菲尔士峰或埃佛勒斯峰（Mount Everest），是纪念英国占领尼泊尔之时，负责测量喜马拉雅山脉的英属印度测量局局长乔治· 埃佛勒斯（George Everest）。

　　1865年前，珠峰被西方国家称为十五峰（Peak XV）。关于珠峰的名字文献记载，1258年，西藏出土的《莲花遗教》中以“拉齐”称之，这是最早的本土文献中出现对珠峰有记载的文字，而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僧人桑吉坚赞则在《米拉日巴道歌集》中称珠穆朗玛所在地为“顶多雪”。1717年，清朝政府派驻藏人员在珠峰地区进行全面的勘测，用时两年，标有珠穆朗玛峰名字的地图于1719年收录进入康熙皇帝主持编绘的《皇舆全览图》，当时该峰的名字是用满文标注。这是有关这座地球最高峰的最早的官方文献。后来，参与了地图修订工作的法国传教士雷孝思把《皇舆全览图》送到了法国，法国的皇家制图官唐维尔于1733年根据该图编制了“中国新图”。

　　这一法国版的中国地图册包括两幅西藏地图，这两幅地图上都用法语标上了珠穆朗玛峰的名字（M.TchoumourLancma）。康熙时期对珠穆朗玛峰的测量和记录比英国殖民者对该峰的测绘早了130多年，康熙版的《皇舆全览图》在道光和同治年间曾在中国复制并流传到更大范围。虽然当时的地图中珠穆朗玛峰的汉语名字与现代汉语书写不同，但发音完全一样，而且音译与藏语的音节、发音非常吻合。可见在当时欧洲的学术界还是以清朝的官方史料为主，这一区域对欧洲人来说还是一个空白点。

　　1836年，德国地理学家克拉普洛息根据中国地图和文献发表了一份中亚地图，其中标出了珠穆朗玛峰的德语名称（Disomolangma）。这一情况直到1921年英国人开始对珠峰区域进行测绘和英国组织攀登珠峰活动后发生改变，最终西方采用了负责测量喜马拉雅山脉的英属印度测量局局长乔治·埃佛勒斯（George Everest）作为珠峰的官方命名，并成为珠峰在西方的通用名称。

　　为珠峰正名，在2002年的时候，《人民日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西方世界通用的“Mount Everest”应该正名为藏语名字“Mount Qomolangma”。我国的台湾地区采用“圣母峰”称呼珠峰，并在教科书中采用此意译。尼泊尔语则称呼珠峰为萨迦玛塔（Sagarmatha），意思是“天空之女神”，此名是由尼泊尔政府在60年代時起名。

　　消失的马洛里

　　记录登山，不能忽略的就是山难，有冒险就有牺牲，在人类的探险史上，总是伴随着死亡的记忆。珠峰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山难，莫过于1924年英国探险队员马洛里和欧文发生的山难，他们是最早挑战珠峰的人，他们是珠峰的先驱，在对顶峰一切未知的情况下，马洛里倒在了海拔8600米的地方，而欧文的躯体至今还没有找到。他们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谜题，他们是否登顶了？一直无人证实。后人对马欧的故事一直有着深厚的情感，甚至希望再现他们当年登山的场景，因为他们，是人类登山精神的典范。在讲述马洛里登山的电影《最狂野的梦》的拍摄现场，摄制组在珠峰复原马欧当年登山的场景，道具师根据当年的照片复原了马欧的登山设备，并让演员们穿上，拍完一组镜头后，演员们立刻就钻到帐篷里换上羽绒服等保暖衣物——因为实在是太冷了。

　　由此可见，攀登珠峰，不仅是挑战人类的体能和意志力，同时也是在比拼登山设备。上世纪70年代末，西藏登山队队长兼总教练丹增旺加正式加入了西藏登山队，四个人用一瓶氧气，法国制造，最多250个大气压的氧气。队员们白天舍不得用氧气，只有晚上的时候四个人轮流吸氧。而现在的登山者可以一人用几瓶轻便的氧气，大部分是俄罗斯生产，可以装350个大气压的氧气，而且氧气面罩的改进也提高了氧气的吸入率。

　　登山的人都知道，在寒冷环境中从皮肤丢失的热量多，不能使体温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当体温下降到35摄氏度以下时，就会发生“低体温症”。失温是登山者一大隐患，和缺氧一样的危险，轻者导致冻伤截肢，重者失去生命，所以攀登8000米以上的高山，除了解决缺氧方面的问题，还要提高人类的御寒保暖能力。人类最早的登山取暖设备，采用的燃料是汽油炉，汽油装在塑料桶里，晚上帐篷里满是汽油的味道，而现在则是煤气罐。

　　早有记录的羽绒睡袋是在1892年用于英国的ALFRED MUMMERY探险队伍，由阿尔卑斯登山俱乐部的睡袋原型发展而来，并由英国家具公司制造，但这并不是生产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睡袋。1890年挪威Asjungilak公司开始商业化生产睡袋，这一时期的睡袋都由木棉花填充。因此，直到19世纪20年代，睡袋都是特殊的制品，但由于不断发展的户外用品需求市场，更多的公司开始设计和生产睡袋。基于喜马拉雅探险活动以及登山运动的兴起，19世纪30年代开始不断发展和完善睡袋的设计和制作，这时候诞生了能紧密包裹身体的木乃伊式睡袋，也就是现在连体登山服的雏形，英国登山家凭借这种睡袋成功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从情感上而言，人们都希望挑战珠峰3次的马洛里最终是成功登顶的，但是按照马洛里当时的装备，重重的普通麻绳和氧气罐，头戴皮毛帽子、脖子缠着毛围脖，用棉布护脸，穿着分体的棉袄和棉裤，打着绑腿，脚蹬着厚重的军靴。如此笨重的服装，无疑给登山行动增加了难度，虽然如此，马洛里和队友欧文的行为，还是鼓舞了人们对攀登珠峰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挑战。

　　照片里的马洛里和欧文显得年轻而帅气，他们是当时英国精英青年的代表，朝气蓬勃而充满理想。马洛里曾就读于温切斯特公学和剑桥大学，与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经是同学与好友。剑桥大学一贯注重学生的运动技能培训，并相信运动有助于提高大脑功能，年轻的马洛里已经是英国著名的探险家，所以将攀登无人登顶的珠峰作为自己的目标。自1921年起，马洛里曾经3次尝试攀登喜马拉雅山，1924年的第二次攻顶时因雨季来临而中断，当时马洛里率队友由新路径下山遭遇雪崩，导致7名夏尔巴挑夫丧生，此事使他返国后饱受批评，但他对登顶的决心依然坚定，并促使在同年年中再度挑战。1924年6月8日，马洛里和欧文并肩，试图第三次登顶，也是志在必得的一次。但这一次，他和欧文却消失在茫茫雪峰上了，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们已经顺利登顶。

　　由于他们没有活着走下珠峰，并向世人展示他们登顶的证据，所以他们最终是否登顶，成为“马欧之谜”。所以，第一登顶的桂冠，就落在了1953年5月29日，和向导丹增·诺尔盖(Tenzing Norgay)一起登顶的新西兰人希拉里头上。

　　撰文/土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