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马拉雅守护者

　　在喜马拉雅山南麓，高山向导这一行业被夏尔巴人垄断着，而在喜马拉雅北坡，充当这一角色的是一群年龄在20多岁到30多岁的藏族青年，他们优秀的身体素质和出色的攀登技能，为一批又一批的商业登山客人护航，他们是比高飞的雄鹰爬得还要高的男人，他们是喜马拉雅守护者。

　　尼玛次仁在1999年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登山学校——位于拉萨的西藏登山综合培训学校，每两年招收20到30个学生，学员绝大多数来自喜马拉雅山所在地核心区县的农牧家庭，都是藏族学生。迄今，共招了8批，培训了200多人，这些学员毕业后协作他人登山，历练7-8年后可以做登山向导。目前，该校已培养了40多位登山向导，学员中200多人次登顶，最多的曾10次登顶珠峰。正是这些年轻的藏族登山向导，改变了珠峰商业登山的格局，形成南北鼎立的局面。

　　尼玛次仁1968年11月出生在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上盐井的一个普通农牧民家庭，珠穆朗玛只是存在于他家乡人脑海中千里之外的“神山圣地”。他15岁时被选入西藏射箭队，1989年10月作为一支前南斯拉夫登山队的翻译他首次接触登山，1991年他作为西藏登山运动管理中心的联络官，跟随一支多国登山运动员组成的登山队首次来到珠峰脚下，最终在2003年和2008年两次登顶。

　　1989年，22岁的尼玛次仁从西藏体工大队射箭队退役，在那个大家习惯了等着国家安排的年代，尼玛次仁自主选定了自己的下一站——中国西藏登山协会，他本来想去西藏登山队，但由于编制已满，他便进入登山协会，当了一名联络官。

　　所谓联络官，很像官方的导游，每当有登山队进山便负责安排从拉萨到珠峰大本营的车辆、沿途食宿，到了大本营，要负责为登山队联系周边农牧民家的牦牛，用来运输大本营以上至海拔6500米前进营地的登山物资，如有山难发生，联络官要第一时间向西藏登山协会报告。在每个登山季的三个月时间里，联络官要赶在队伍之前到达，直到所有队伍撤离才能返回拉萨。简单枯燥的工作，很快让这个年轻人失去了新鲜感，时间总算熬完了半个月，他就开始倒计时算着返回拉萨的日子。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世界登山界掀起了高山探险的热潮，珠穆朗玛峰成为世界各国登山者最注目的地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西藏地区的山峰逐渐对外开放，对来此登山的外国人相对宽松，进藏手续简化了许多。于此同时，喜马拉雅南坡的尼泊尔的毛党游击战争愈发频繁，给尼泊尔政府制造了很大压力，不稳定的尼泊尔政局，使得登山者开始选择喜马拉雅北坡的中国西藏作为登山选择。

　　那个时期，喜马拉雅北麓聚集的登山者都来自经济发达国家，如欧洲、北美洲，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而中方的联络官大多不会说外语，他们需要借助登山队中的翻译或聘请会说外语的导游才能与外国登山队交流。

　　尼玛次仁不满足于只是帮着联系车辆和牦牛收些小费的平庸工作，他决定要充分利用珠峰大本营这个世界课堂，探索到登山的真谛。他首先要突破语言上的障碍，大本营的日子不再让他觉得百无聊赖，他独自钻进抬眼就能看到的珠峰的石头砌起来的联络官宿舍，开始背诵英语和日语单词。

　　他的第一位老师是一位夏尔巴人金巴桑布·昆碧拉（Khumbi-Ila Voyage），金巴桑布长着一副和藏族人一样的面孔，却能用漂亮的法语和英语与那些高傲的西方人自如地交流。这名活跃于中国西藏的喜爱社交的夏尔巴早就引起了尼玛次仁的注意，从第一次见面时，他就感觉到他们之间有种不可思议的缘分。

　　尼玛次仁出国进修英语的申请立刻得到西藏登山协会的批准，于是他利用冬季放假时间前往尼泊尔，来到金巴桑布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家，对尼玛来说，这里是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环境。金巴桑布把这名小自己十岁的藏族小伙子当作家人一般对待，夏尔巴和藏族可以使用藏语自如的交流，许多人类学家认为夏尔巴人的祖先居住在西藏东部一个叫哈姆的地方，靠放养牦牛为生，每年都到尼泊尔过冬。长期的固定迁徙也使他们垄断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与中国西藏之间的货物贩运，到公元16世纪，他们的活动范围才逐渐固定在尼泊尔境内。

　　通过和金巴桑布的交流，尼玛次仁逐渐了解了一个更加完整的商业登山世界。从学习语言到法国登山学校进行技能培训以及取得专业登山向导资格，再回到尼泊尔成立旅游公司，组织登山客户进行有组织的登山。金巴桑布说：“尼玛，西藏似乎没有一家像样的探险公司啊。尼泊尔登山协会属于政府机构，但很鼓励和重视培养喜马拉雅山下的居民，对他们提供免费的技术培训，并且已经把这些纳入了社会福利，这样夏尔巴人就不用仅靠种土豆维持生计，大家可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赚更多的钱，甚至把孩子送到加德满都或国外的学校受更好的教育。”

　　金巴大哥的话再次启发尼玛次仁，但当时北坡登山的情况是，国外登山队在获得中国签证后，从加德满都的商业探险公司把雇佣的夏尔巴人带到中国西藏，尼泊尔收取的是高价的佣金，而中国西藏的本地人只能眼巴巴旁观，唯一能插上手的就是赶牦牛或在营地里洗碗，收入微薄。守着山和人的资源却处在商业登山产业链的最下游，尼玛有些不甘心，他决定培养自己的登山向导团队。

　　1998年，尼玛次仁在拉萨结识了一位到拉萨寻求商业机会的瑞士户外商人——汉斯·施荣博格。两人安排了一次前往卓奥友峰大本营徒步的旅行。在卓奥友峰大本营，他们遇到一支德国登山队，为他们服务的全是来自尼泊尔的夏尔巴，汉斯先生忍不住问尼玛：“你知道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欧洲人来西藏登山，却要跑到尼泊尔去找夏尔巴。难道在中国就没人能帮助他们登山吗？”“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缺乏这样的专业人才！”尼玛回答道。

　　其实早在1994年，尼玛在去现代登山的摇篮法国学习考察期间，他向同行的老领导高处长提出了这个想法。尼玛的这个想法得到了老领导的支持，回国后尼玛次仁就招了七八个人，这些人没能培养成为高山向导，不过都成了联络官。此后1997年尼玛又招了三人，打算作为高山向导来培养，由于当时各种条件都不成熟，尤其经费紧张，这个培训未能持续下去。

　　两人的话题开始集中在了建一个高山学校，这个话题让他们越聊越兴奋，汉斯直接取出笔记本电脑，让尼玛现场列出启动建学校这个项目的资金，尼玛说一项，汉斯先生就计算一项，累计下来大约需要三十万元人民币。“好，我愿意承担十五万元。”汉斯先生很爽快地表态了。有了汉斯先生的慷慨资助，西藏登山学校就如同种在土壤中的种子得到了灌溉，开始生根发芽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双赢的项目，汉斯的品牌OZARK随着对西藏登山学校的赞助成为户外登山用品的一线品牌，而登山学校的学生们也正是在这有限的赞助和装备中一步一步攀登的。

　　于是拉萨北郊的体校院内的六间平房成为校址，学员们在这间学校前面留下了这张照片，虽然当时的条件看起来那么艰苦，但是每个人的笑容看起来都那么幸福。后来，这间学校在体校的重新规划中被夷为平地。三年后的2002年，西藏登山学校被列入国家117个援藏重点项目之一，国家拨款近1000万，学校终于有了正规的教学楼、学生宿舍，后来又逐渐完善成设施齐全的有接待楼、攀冰模拟道、抱石攀岩场地和拥有国内最大的人工攀登岩壁的现在的校区的规模。于是，那六间平房常常成为第一批和第二批学员向第三批以后的学员忆苦思甜的谈资。

　　撰文/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