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走了

　　1912年2月12日，这天早上，北京，紫禁城，懵懵懂懂的溥仪跟随隆裕太后来到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早朝典礼。这一次的典礼与往常不同，面对领着小皇帝坐在金銮宝座上的隆裕太后，大臣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磕头，而是三鞠躬。

　　与典礼形式之变相对应的，是权力实质之变。在这个最后的早朝典礼上，这对孤儿寡妇要颁布退位诏书，晓谕天下，皇帝要把统治权交付给全体公民。

　　隆裕太后是慈禧太后的侄女，光绪皇帝的老婆，溥仪的伯母。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双双死去、溥仪继承皇位之后，这个40岁的寡妇根据姑妈的遗嘱，抱起三岁的皇帝，走上金銮殿，对重大事件发布命令。

　　悲痛中，隆裕太后迟迟不肯在早已起草好的退位诏书上盖玉玺。这份合同是晚清最后一个状元和他的幕僚们起草的，全文三百来字，表达了四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退位的背景：革命党发动武昌起义，很多省响应革命，纷纷独立，皇室与革命党举行南北和议，前后两个多月，迟迟没有结果，搞得华夏沸腾，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可见，“国体一日不决，民生一日不安”。

　　第二层含义是人民的意愿：共和是大多数人民的选择，是人心所向。

　　第三层含义是太后的态度：既然人民选择共和，我就不能只顾我爱新觉罗这个家族的尊荣，而置人民意愿于不顾。所以，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皇帝要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第四层含义是太后的命令：在这个辞旧迎新的历史时刻，请袁世凯全权负责组建临时政府，商讨中华民国统一大计。我和皇上呢，提前退休，做个局外人，优哉游哉地过几天舒服日子，一辈子享受民国的优待，以乐见其成的姿态，期待着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你看这诏书，审时度势，深明大义，坦坦荡荡，一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架势，怎奈，隆裕太后和大臣们几度落泪、几度哀号，道出了诏书的虚伪、退位的无奈。说到底，如果没有革命党闹事、袁世凯逼宫，隆裕太后怎么舍得结束清朝268年的统治。

　　26天之前，还是在养心殿，溥仪看到隆裕太后坐在养心殿东暖阁的炕上，用手绢一个劲地抹眼泪，一个又粗又胖的老头子跪在她的面前，满脸泪痕。长大以后，溥仪明白，他们双双哭泣的原因，是这个叫袁世凯的老头子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问题。他对她说：“自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身受杀戮，古今中外，斑斑可考。”见隆裕太后受到惊吓，他借机劝她接受优待条件，认为这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创举。

　　革命党武昌起义之后，隆裕太后期待袁世凯挽狂澜于既倒。岂料，审时度势的袁世凯养敌自重，占领汉阳之后，按兵不动，没有乘胜追击进攻武昌，而是暗示革命党谈判：我帮你们赶走皇帝，你们同意我做大总统。同样审时度势的革命军同意了袁世凯的条件，并使用成立南京临时政府的“激将法”，迫使袁世凯和清廷早作了断。

　　如此背景下，袁世凯不能再拖了，他开始逼迫清帝退位。可能是良心愧疚，可能是担心皇室拼命，也可能是因为别的什么，袁世凯建议南京临时政府按他所说的，提出“优待条件”，让清帝“光荣退休”。后来，他指使亲信在御前会议上提出清帝退位和优待条件，有个激进的皇室成员表示反对，他便唆使革命党把他暗杀了。再往后，他唆使群臣密奏隆裕太后，以法兰西革命绞杀国王的前车之鉴，吓唬没读过法兰西革命史的她。于是，隆裕太后只能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跟他讨论优待条件了。

　　现在，隆裕太后正式答应了，并在最后一次早朝典礼上颁布退位诏书。而袁世凯——这个曾经誓言决不辜负孤儿寡妇的人，却没有出现在这个历史场景中。隆裕太后不顾劝慰，不停地哭。眼见劝慰没有什么效果，那个事实上忠于袁世凯的外交大臣，好像猛然想起什么似的，对她说，革命党发来了紧急电文，如果正午之前清帝不能如约退位，他们就收回优待条件。

　　恐吓果然比劝慰有效。隆裕停止了哭泣，愣了片刻，抬手交出诏书，让人盖上玉玺，昭告天下。

　　这个终结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历史时刻，就这样结束了。

　　回头看，这个历史时刻充满了悲伤、潦草、无奈、不堪，没有大历史的宏大叙事，没有诏书字面上的谦恭、高调、明理、欢愉，留给后人的除了几张纸，还有纷繁的评说。

　　持革命派观念的人说，对比法国大革命中被绞死的路易十六、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被绞死的查理一世，清帝以退位换取优待条件的那几张纸，表明辛亥革命这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具有妥协性、不彻底性。

　　持宪政派观念的人说，清帝退位，对皇室而言，是耻辱的，也是光荣的。那几张昭示天下的纸，是光荣革命的象征性文本，是一份对清廷、对革命党都有约束力的建国契约，使得起初模仿法国大革命的辛亥革命，最终以谈判的方式，走了英国革命的道路。

　　我赞成宪政派的观念，我感动于退位诏书的问世。农历腊月二十五的那个早晨，昭告天下的退位诏书，作为一份具有宪法意义的法律文件，告诉全体公民，此后，这个挂了几千年龙旗的国家，要挂共和旗；这个走了几千年专制路的帝国，要走宪政路。

　　章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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