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该让官员沉思

　　河南省鹿邑县农妇武文英自首了，因为去年2月她在家中把半瓶农药递给了患有脑瘫的双胞胎儿子，两兄弟服毒后身亡。目前，武文英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等待司法审判。

　　看了这样的消息，我感到辛酸。

　　据当地审理此案的一位法官说，“这是一起罕见，又十分典型的案件。”说罕见，是因为一个母亲亲手将自己的双胞胎儿子送上不归之路，令人难以理解。人命关天且一案两命，犯罪嫌疑人不被重判显然有悖法理。但是，“虎毒不食子”，武文英为什么要杀子？这一案件中包含着多少不幸隐情？刚刚四十六岁却早已满头白发的“凶手”为什么让人恨不起来？这不能不说是此案值得探讨的典型之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有关武文英是怎样不幸地有了两个脑瘫儿子，怎样含辛茹苦地操持家务，怎样忍受着家庭暴力，以及她生活的贫困--这个说来话长的不幸故事不必再重复了。我注意到媒体报道中的一个细节：武文英破败不堪的家中供奉着几尊神像，有一个菩萨、一个太上老君和三个财神爷，她每天跪拜烧香。她还曾请求邻居带她一起“信主”，想“减轻痛苦”。然而，这个“信命”的农村女人似乎未能借助烧香、祷告远离不幸。

　　武文英杀子后，同村人不约而同地知情不报；武文英自首后，同村三千多人联名上书法院，请求法外施恩。我们无法苛责那些乡民村夫冒着违法的风险包庇罪犯，不能怀疑他们为武文英求情的动机，毕竟，在普通农民心目中，“邻里相助”的本能也只能以这样一种“合理不合法”的方式去体现。事实上，我们需要责问的是从村、镇到县、市的相关部门、有关领导。

　　据介绍，周口当地媒体曾三次报道“母亲照顾脑瘫双胞胎”的事迹，镇政府有关部门也曾送来轮椅和五百元钱，没户口的两个脑瘫儿子最后得到两人每月共六十元的低保。由此可见，武文英一家的困难政府并非不知情。问题在于，武家之难，绝非一时之难。过去已经困难了近二十年，假如两个孩子不死，其困难还将长期继续。对于这样的困难户，一次性的五百元慰问金能解决什么？两个没有劳动能力、生活无法自理的智障残疾人靠每人每月三十元钱生活，这个“低保”的保障底线有什么意义？

　　武文英的丈夫反对她烧香拜神，曾经摔了她的菩萨。这个男人说，还是应该“找找政府，看有没有啥救济”。尽管他不知道该找政府的哪个部门，但他把希望寄托于政府却是确定无疑的。可惜，当地基层政府的作为不力，社会救助体系的缺失，让一个困难的农村家庭由希望变失望，由失望变绝望。当绝望来临，家庭暴力乃至家庭惨剧的发生看上去是那么的无可避免。

　　多年来，各级政府的机构设置应该说是相当健全，政府官员包括各种工作人员、“临时工”的配备编制不仅满员甚至超额，各个政府部门的任务职责基本明确，虽然不同地方不同时期的工作有不同的侧重或阶段性的目标，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来没有变。只要牢记这一宗旨，下乡走村就不是做给领导看的形式，而是发现身边老百姓实际问题的简单有效的手段。只要把群众疾苦放在心上，不需要报纸报道，老百姓有任何困难也都能及时加以解决。

　　如果一个家庭的不幸能够促使各级官员再深入一些，更贴近群众一些，千方百计为老百姓解决更多的困难，那么，武文英和她一家人的悲剧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典型。

　　高初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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