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讲，我很快乐。”如果你知道说这话的人是个找了两年工作的失业者，会不会跌破眼镜？然而千真万确。克里斯托夫在一家信息公司度过一段职场岁月，留下无可挽回的坏印象，他索性安于失业境况，而且决定停止所有再就业尝试。“企业是伪君子和无耻之徒的舞场，我在那里无所作为，因为我不愿花费精力去增加对人类毫无用处甚至有害无益的利润。”如今，他靠最低收入生活，不得不勒紧腰带，却毫无悔意。“我参加许多社团活动，还可以照顾女儿。至少，我知道自己不会在40岁时死于心肌梗塞。”
在法国，很难统计与克里斯托夫抱同样心态的人有多少。他们微笑着（尽管有时是苦笑）到就业办事处登记，成为自愿失业者；他们毫无羞愧地打破禁忌，以游手好闲的姿态示威于世，拉党结社，倡导“懒惰权”；“法国懒汉党”宣扬“为消灭失业而消灭工作”；“幸福失业者”通过在线交流分享“内部消息”；一部煽动性的电影《注意，工作危险》也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大获成功。
但是，懒汉并不仅仅出现在每周只工作35小时的法国。反工作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存在，“工作倦怠”者遍布全球，至少在发达国家已不算异端分子，因为那里的福利制度可以支撑这种奢侈。欧洲、美国、亚洲的游手好闲一族都在壮大，贴着“幸福失业者”或“星期天主义”等温和的标签，宣扬颠覆性思想，大有星星之火燎原之势，仿佛不工作是改变生活的最佳方式。
柏林的纪尧姆·保利也创立了一个名为“幸福失业者”的社团，迅速征服了莱茵河畔的日耳曼人。社团调侃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既然裁员使股东腰包鼓胀，失业者显然为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那么为什么不向他们付报酬？总之，他们“希望因不工作而得到报酬”。
美国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够“周到”，相似的问题虽然初显端倪，但尚处边缘地位。社会学家朱丽叶·肖尔在所著《过度工作的美国人》中毫不留情地谴责“超人国度”对“工作狂”的顶礼膜拜。加州“直率论坛”的领袖之一约翰·德·格雷夫愤言：“我们被迫越来越多地工作，无视家庭生活、健康与环境，有何益处呢？”该组织呼吁劳动者在每年10月24日争取休息一天，并将这一天命名为“收回你的时间日”。为什么选10月24日呢？因为此后至年末的九周恰好等于美国人比欧洲人多工作的时间！在亚利桑那州，一群自称“不甘做工薪奴隶的人”正齐心谋划另外一种社会——社会基础不是工作与竞争，而是幸福感。他们奉无政府主义学者底特律·鲍勃·布莱克的著作《废除工作》为圭臬，高喊：“全世界无产者，歇着吧！”
拥有灵巧智慧的东方人还没有感染这种懒病吧？错！中国的一项大规模网上调查显示，“工作倦怠”正成为社会“流行病”。被调查者中分别有70%、39.2%、13%的人处于轻度、中度和重度“工作倦怠”状态。在企业，高层管理者出现“工作倦怠”的比例最低，只有26.1%；而创造性受到较多压抑的普通员工出现“工作倦怠”的比例高达48.2%。日本已经产生“自由工作者”，这些年轻人并非纯粹不工作，但拒绝穿上工薪关系的苦行衣，更乐意“打小工”，留下精力投入个人爱好。在35岁以下的群体中，约20%的人接受他们的工作理念。日本政府为此十分担忧，一些大学甚至禁至学生“打小工”。但正如“星期天主义者”所言，“一堵墙是挡不住风的”。
（郑晓辉摘自《世界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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