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水河殇 消失的托口古镇

　　对湘西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对沅水流域古老文明的不懈追寻，成为摄影家旷惠民的创作源泉。2009年，他开始把镜头对准托口--一个因经济建设而渐渐消失的古镇，并给这个摄影专题取名为《沅水河殇》。镜头里，清澈的江河被堤坝拦腰截断，涓涓的溪水已经干枯，百年老街被拆毁、推到……古镇的人与物，点点滴滴的光与影，都成为珍贵而美好的回忆，留在了他的镜头里。

　　1971年7月，7岁的我跟随父母从内蒙古搬迁到湘西三线工厂，从辽阔的大草原来到湘西的崇山峻岭生活，在这片充满神奇与故事的土地上度过了少年时代。虽然在18岁那年我踏上了北上求学之路，但那里的一切仍然充斥着我的记忆，尤其是奔腾的沅水，江上飘过的渔船号子，热闹的河街集市贸易，沧桑的古镇，让我对这片土地产生了深深的眷恋。

　　千百年来，沅水推动了湘西经济文化的发展。新中国建立至今，沅水流域已建成9个水电站。即将建成的托口水电站，是这条河上的收官之作，也是湖南省在建水电站中规模最大、建期最长、移民最集中的一座。随着水电站的建成蓄水，托口，这个因沅水流过而生的千年古镇，将永沉江底。

　　从2009年起，我开始拍摄托口古镇搬迁消亡的专题─-《沅水河殇》，记录下托口古老生活方式的破碎、繁华河街集市的衰落、众多豪宅大院和宗祠庙宇的破败，以及那些即将消失的文化与习俗，用影像去追忆少年时代的记忆，留下珍贵的影像。

　　曾经“靠水吃水”的人们

　　2012年5月10日早晨，大雾笼罩着沅水，10米之外便无法看清河面的景色。站在托口万寿宫宽阔的老码头边，美丽的沅水被无情的钢铁机械挖得遍体鳞伤，宽阔的河面上处处卵石成山，我能听见的，只有挖沙船抛弃河卵石发出的碰撞声，这些昼夜不息的声音，交汇成了托口古镇最后的挽歌。

　　在拍摄托口专题的日子里，我经常守候在渡口观察来来往往的人，从他们的着装、携带的物品、个人气质等方面去选择特色人物，然后进一步了解并拍摄他们。迷雾中，一艘木船慢慢靠岸，船头站着十几只鹭鸶，伸着长长的脖子，扑动着黑色的翅膀，“哇、哇”地叫着。船主是一位中年男子，手里拎着几斤鱼矫健地从船上跳到岸边。我问他：“师傅今天打了多少鱼？”他苦笑着说：“你看，就这点家伙，从凌晨4点就下水了，连油钱都没有赚回来”。这位打鱼人名叫张成贵，原本住在附近的罗岩村，由于儿子在托口读初中，他就和妻子在托口古镇租了一所老房子陪孩子读书，并带着一群鹭鸶起早贪黑地在河里打鱼谋生。

　　张成贵在江面飘荡了20多年。他说，小时候经常和父亲在沅水打鱼，那时的河上没有挖沙船，水质清澈见底，经常能看见4米多深的河里有成群的鱼儿来回游动。有时，若手脚敏捷，在船边伸手还可以抓到鱼。

　　交谈中，张成贵还向我讲起了他爷爷的故事。他的爷爷是一位排工，也就是在水上运输木排的工人。由于托口曾是湖南、贵州两地木材商贩聚集交易的地方，交易后的木材被重新编扎成大排筏，经洪江、安江、溆浦、辰溪、沅陵，到达常德，进洞庭转入长江，再运往湖北武汉甚至上海。那时，粗大的钢缆绑着五六层厚、几百立方米的大排筏驶出古镇，气势十分壮观。

　　张成贵说，1951年11月底，爷爷接到一个放木排到常德的活儿。出发后的第三天夜晚就遇上了寒潮，天上下起鹅毛大雪，一路上木排多次触礁，他们在江面上走走停停3个月，身上带的粮票和钱都花光了，遇上赶场的客船，排工们就主动去帮忙装船卸货，以换取一些青菜和大米。直到第二年春天，他们才将木排安全送到目的地。几个月艰苦的工作，得到的是65元工钱，那时交通不便，爷爷步行了12天才回到托口，路上吃住花费了30多元，当他把剩下的一点钱交给奶奶时，两人抱头痛哭起来。

　　讲完爷爷在沅水闯荡的故事，张成贵低下了头。尽管那时生活艰辛，奔流的江水还能让人养家糊口。但如今，在沅水打鱼谋生的日子就要走到尽头，他一脸茫然，不知道新的出路在哪里。

　　老戏骨与人民舞台的兴衰

　　托口古镇的人民舞台，曾是我最喜欢拍摄的地方，也是古镇戏曲表演、文艺演出的主要场所。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得最多的要数汉剧，为此，古镇还有专门的汉剧团。但遗憾的是，随着古镇的搬迁，舞台也已被拆毁，只留下一片遗址供人瞻仰、回忆。

　　在人民舞台遗址旁，有一家远近闻名的“嘎嘎香”杨氏小吃店，其价廉味美深受欢迎。店主杨洪生的父亲杨志焯就是古镇家喻户晓的“汉剧明星”，他擅长演丑角，据说一上场就能把欢乐带给大家。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当过炮兵班长，立过战功，转业后被安排在湖南省公安系统工作。但他喜爱古镇老街平淡的生活，眷恋汉剧表演，因此最终选择了还乡。

　　托口汉剧重唱功，唱词典雅，长于抒情，多演悲剧。伴奏不用丝弦，只用唢呐和大鼓，配上伴唱，加上演员声情并茂的表演，常常使观众声泪俱下。托口保存了300余曲剧目，成为中国地方戏曲的瑰宝，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在湘西一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据杨洪生说，1954年托口还有3个戏班子、7个戏台，1956年冬，托口最大的万寿宫舞台因失火而毁于一旦，剧团只好改在书院的操场上演出。1962年票友集资修建了新剧场，能容下500名观众。那时，每当夜幕降临，四面八方的戏迷就汇聚于此，花5分钱买一张票看上两个小时，其乐无穷。但好景不长，文革期间，剧团被迫解散，直到改革开放后，托口的老戏骨们才再次组团，创建了人民舞台，也就是后来的托口剧院。舞台用木地板铺成，正面和两厢都搭有看台棚子，看上去就像是露天电影院。新剧院开张后，一套《薛仁贵征东》的剧目就连续唱了半个月，《杨家将》系列曲目更是唱了一个多月。1998年，托口汉剧团被湖南省文化厅授予“湖南省农村百佳民间剧团”的荣誉称号，他们的足迹踏遍湘黔边境的上百个乡镇，在贵州天柱、锦屏等地都享有极高的声誉。

　　后来，人民舞台被拆毁，杨志焯为此失落至极，郁郁寡欢，终于在一天夜里，76岁的他放下了钟爱一生的汉剧，离开了人间。也是在那一年，他的儿子杨洪生成了下岗工人，开起了小吃店。谈起往事，杨洪生感慨地说：“世界在变，今后不会再有这样一个不计报酬的汉剧团和让人眷恋的人民舞台了！”

　　寻访大姓家族宗祠

　　历史上托口有八家大姓，分别是蒋、张、赵、瞿、唐、粟、杨、邓，八大姓都建有自己的宗祠，它们是托口独具特色的古建筑群，也是我拍摄的对象。

　　2013年6月12日下午，我再次寻找托口祠堂的身影。从托口老街步行到瞿家团，再走小路爬山到新田，进入托口新街公路。在新街路口，我见到了快要完工的张家祠堂。从祠堂侧门登上山坡，张家后代已将祖坟从旧址集体迁移到了半山腰。一块平地上密密麻麻地竖立着老墓碑，在岁月洗礼下，原来的碑文已模糊难辨，坟地四周，堆着从老祠堂建筑上拆卸下来的构件，我用相机记录下了一切，镜头中充满了丝丝惆怅。

　　拍摄中，一位高大的汉子从祠堂后门走来，我问：“托口有比这建设规模更大的祠堂吗？”他骄傲地说：“有啊，我们是一家仿古建筑队，来这里两年多了，粟家祠堂就是我们建的，那里的门楼和各种雕花都是我的作品。”

　　这位汉子名叫石超云，他推来摩托车，载着我朝新镇学校方向驶去。穿过新街，我远远就看见一栋崭新的仿古建筑，他说那就是粟家祠堂。推开厚重的大门，迎面走来一位五十开外的男子，他叫粟文光，是粟家祠堂建设发起人之一，也是施工监督人。据老粟介绍，粟家祠堂于2012年2月破土动工，目前已完成了80%的土建，预计在2014年清明节前完工，并举行新祠堂祭祖仪式，应该不成问题。新祠堂占地18亩，有千户粟家人为建设新祠堂捐了款，最多的个人捐款高达5万元。老粟说，完全恢复原来祠堂那样古朴精美的建筑是不可能了，一是很多建筑材料不可能买到，二是匠人的手艺也达不到当年的水平。

　　为了建好祠堂，粟文光暂停了自己开办的姜厂业务，吃住都在工地上。这天正好是端午节，在深圳和黔城工作的两个女儿特意赶回老家陪他过节。他说，由于父母早逝，13岁那年他就开始独自生活，自己这辈子吃够了苦。我问他为什么放下生意参与家族祠堂的建设，他感慨地说：“虽然经历了无数苦难，但相比英年早逝的父母，自己还是幸福的，我常常梦见父亲那双有力的手推着自己去战胜困难。人的成长需要前辈的力量，家族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从粟家祠堂工地出来，我站在半山腰上远望，沅水依旧奔腾不息，老街却已淹没在黑暗之中，没有了生机，耳边响起的，是从新街广场传来的刺耳的佳木斯健身舞曲。

　　老照片后的人生故事

　　2013年4月4日清明节，很多在外地工作的年轻人回到了托口老街，他们有的是回家扫墓，有的是帮助老宅里的父母收拾衣物搬到新镇去。在大桥街115号，我遇见了一位谭姓人正从堂屋神龛上取下老照片，我上前拍了几张，离开前说下次来托口会将照片送给他们。旁边一位年轻女子低声说：“隔壁家也有一些老照片，你看了一定会感兴趣”。于是我跟着她走进一栋很老的木房。房里的光线很暗，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妇人正在四方桌上摆放鲤鱼、扣肉、乌鸡等祭菜。老人见我拿着相机进来并不忌讳，而是彬彬有礼地给我端茶。从她温文尔雅的举止和眼神中，能看出她是一位很有素养、受过教育的老人。

　　老人名叫唐月莲，今年88岁，有6个儿子，全家到齐有42人。我问：“你家有老照片吗”？她说：“有啊！但很少给人看过”。我又问：“能给你与老照片一起拍张照吗？以后搬到新家可以做个纪念。”她带我爬上了二楼，推开房门，满屋古老的家具和饰品整洁有序，墙上挂着4张20寸大的老照片。她指着照片说：“这个是我的父亲，那个是我的母亲，这两张是我的先生。”

　　她的父亲是湖南邵阳人，一个老理发匠，清光绪年间来到托口谋生。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在托口郎溪书院读过6年私塾。那时在书院上学需要交一块大洋作为“保证金”，读完一学期成绩优良、没有缺课者，可以退还。在6年的学习里，她一直很努力，每年春节放假都能拿回保证金交给父亲。她说，那时的托口老街非常繁华，赶场日还有几个戏班子来唱戏。小学毕业后，父亲不同意她去黔城读初中，她就留在家帮母亲做针线活。19岁时，她认识了一个名叫刘年富的皮鞋匠人，然后结婚生子，但不幸的是，她的丈夫在她40岁那年就去世了，于是她以一人之力承担起了七口之家的生活。那些年，她做针线活常常做到深夜，而这些老照片，陪伴她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

　　如今要搬出老街，离开这栋老房子了，老人十分不舍。老宅二楼平台上种着100多盆花卉，是她20年来辛勤浇灌的成果：春天玫瑰飘香，夏日米兰芬芳，秋季黄菊灿烂，冬季梅花吐艳。当我拍完照离开时，她说：“这间房已经有20多年没有外人来过了，你让我回到了那些美好的时光。”我说：“你能唱首最喜欢的歌曲吗？”她微笑着低声唱起一首动听的歌曲：“一间房间啊，要有男女才能同欢；黄鹂要有两只，才守得住丛林；凤凰要有两只，才守得住高枝梧桐；白鹭要有一对，才守得住溪畔良田……”

　　文/图/旷惠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