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所发现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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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的夏天，暂别中国大地的我，踏上了美国波士顿的土地。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美国生活，一无所知，就像2003年的春天第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时。

　　飞往美国的几个月前，我开始找房子。我在波士顿一个人都不认识，就只好间接地找。我毫不犹豫地通过中国的人脉，找到在哈佛工作的一名中国先生，具体协助我在哈佛开始生活的则是在哈佛读书的一名中国女子。到达的那一天，他们专门来接我，还在哈佛广场请我吃饭。这或许是在华十年的积累，很温馨，与十年前第一次抵达北京时截然不同。

　　与两个中国朋友分手，安顿下来后，一个人溜达溜达，我进了一家室外啤酒屋。在北京生活期间，我经常买一瓶啤酒，在街上边走边喝，边喝边想。这次也习惯性地买了一杯啤酒带出去，那是波士顿当地的Samuel Adams，喝了一口，特别爽快。一个人喝啤酒是我人生中少有的快乐的瞬间。

　　下一刻，突然有两名白人警察走过来，对我说：“小伙子，你在这里干什么？”我不是没听懂他们说的英文，而是没有理解他们表达的意味。

　　我把在北京生活期间遇到这样那样麻烦时老用的招数拿出来，保持冷静对他们说：“怎么了？我违法了吗？”

　　他们俩互相看了一眼，带着微笑却严肃地对我说：“是，你违法了。”

　　后来才知道，在美国的公共场合喝酒是违法的且要受罚的。他们说这是法律，是不可以违反的。我在中国期间学会了讨价还价，或随机谈判的技巧（这是我在日本的18年期间想都没想过的），礼貌客气地对他们解释道：“警察先生，很抱歉，这是我抵达波士顿的第一天，对这里的规矩一点不熟悉，从今晚起我一定会注意的，所以请原谅我一次好吗？”他们互相看看，带着一言难尽的笑容，似乎放弃了对我的盘问。“好吧，就这一次哦。你记住这次的教训。祝你在美国愉快。”

　　带着莫名其妙的感觉与对中国的一点怀念，我从中国来到美国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2

　　2013年7月4日，美国的国庆节。

　　我在波士顿，跟平时一样沿着Charles河边跑步。

　　突然被堵住了。路被封了，我问警察先生凭什么，他说是“因为国庆”。我心里想：“哦，在美国国庆的时候路也被封的。”我却没想太多，这是生活，而非政治。

　　于是我绕路从剑桥区过河跑到波士顿区。蓝天白云，到处能听到庆祝的枪声（非鞭炮），我内心进一步产生“这里是美国，而不是中国”的直觉。在河边遇到了我很熟悉的日本一家人，孩子们也在。我对夫妻俩表示问候。孩子们正在唱国歌，美国的国歌，还把右手紧紧贴在胸部上。

　　他们唱完国歌，来跟我说声“你好”。我表扬长子说：“你会用英文唱美国国歌啊，你右手的姿势很酷，很地道哦。”在波士顿的公立学校上小学的他（12岁）有些害羞地回答说：“哦，每天早上在学校里要唱的，自然就记住了。”

　　在我看来，美国社会看得见摸得着的特征之一就是国旗多。不管是平时还是非常时期，国旗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当地居民既在乎又不介意，自然地面对与国旗共存的现实。而且，美国人在国歌与国旗面前的态度似乎是战略统一的，至少我接触过的人里面没有一个人对此持有消极或负面的态度。他们就是认为自己的国家很伟大，值得认同和敬仰。

　　想想中国的情况。依我的经验，中国街头的国旗远远没有美国多。在天安门、党政机构、边境等关键的地方都有国旗挂着，但谈不上夸张或过分。中国人在“国”字面前的态度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日本，却两者兼有。

　　来了美国一年多，迄今为止，我所发现的美国社会最漂亮的政治安排就是爱国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有机结合。如前所述，美国公民对美国这一“国家”的认同度与忠诚心是毫无动摇的，唱着国歌，举着国旗，365天，24小时，都心甘情愿地去接受“国”字。但这一注重“爱国”的风气却不造成对个人主义的忽略与压制。美国人的公私观是清晰的，什么是公，什么是私，该参与的公共空间，该保护的个人空间，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每一个公民都有着很清楚的认识。比如，我在美国跑步的时候（尤其在乡下），要格外注意，要慎重确认自己跑的是否是公路，要是私人的土地就麻烦了，人家认定我在侵蚀他的私人空间，就会举报。

　　3

　　我在哈佛切身体会到“中国”在走出去，美国当地的师生们对“中国”也颇有兴趣，会主动跟中国人打招呼，进行交流。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经历是一种福利，能够给自己带来围绕中国问题与西方学者拉近距离、走进圈子的机会；但作为一个日本人，看到“日本”在哈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逐渐衰退，心情有些复杂。

　　2013年10月，我回北京期间，美国政府因财政问题正在陷入政府关门（shut down）的危机。有一天，我跟一名中共官员交流，正好聊到美国政府关门一事。我是第一次听到“政府关门”的情况，表示奇特，对方则带着嘲讽的语气说：“对啊，我们本来要跟美国方面开会的，结果对方说因政府关门抽不出买机票的钱。我靠，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善意地说中国方面要不要帮你们解决出行费用，对方坚决拒绝，我就没办法了。真是的，美国哪里是发达国家啊！”

　　回到美国之后，我跟曾担任过政府官员的一位哈佛教授分享那位中国官员的表态。教授严肃地回应道：“他表示失望是对的，美国的政府不应该那样轻易关门，要考虑我们在国际社会的利益和信用。不过，从另外的角度说，我们的政府至少可以关门，有门关，比中国政府连门在哪里都搞不清要好一些。中美都应该相互学习彼此的优点。”

　　政府的治理模式是一回事，公民的生活方式又是一回事。如前所述，我从美国公民的政治态度与参与上得出“在美国，政治归生活”的初步结论。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政治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才是我真正关心的问题。

　　（阿宝仔摘自《新周刊》）

　　[日]加藤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