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遭遇暴恐：逃跑、躲藏还是打斗

　　“现场群众产生了恐慌心理，一时失去了判断能力，没能及时有效自我抗击”

　　2014年3月1日21时，中国再次遭遇严重暴力恐怖袭击。5名分裂主义分子在昆明火车站手持长刀袭击无辜群众，致30人死亡，143人受伤。

　　这也是自2013年10月天安门金水桥之后，分裂势力在新疆地区之外制造的第二次严重恐怖袭击。事实上，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开始，“东突”已经声明对上海、昆明、广州、贵州等地的一系列暴力事件负责。

　　在恐怖主义弥漫全球的背景之下，从分裂势力到“一个人的恐怖主义”，中国人身陷暴力恐怖袭击的几率似乎正在增加。但在当代中国人的成长历程中，还少有应对暴力恐怖袭击的训练和指导。

　　就普通公众如何应对恐怖袭击，《瞭望东方周刊》采访了多位专业人士，他们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警务战略战术研究室主任樊守政、中国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新建、中国公安大学犯罪学系教授王洪沙、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等。本文中的一些关键信息还来自公安部反恐怖局《公民防范恐怖袭击手册》等国内外相关资料。

　　在传统上，防火是中国各类单位必须进行的应急训练。2008年四川地震则大大提升了防震应急机制的建立和减灾意识。专业人士认为，如何建立和完善全民反恐的预警预案机制，值得思考。

　　青壮年应该有预案

　　“在中国发生的恐怖袭击有一个特点，袭击手段渐趋国际化，但依然低端。比如这次昆明暴力恐怖袭击，有的专家说这些人装备精良，但我认为，相比塔利班等国际恐怖组织，此次行动明显还停留在冷兵器阶段，所以中国还是相对安全的。”樊守政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应对此类袭击，多位专业人士表示，在身边有老弱病孺的情况下，青壮年理应奋起抵抗。

　　王洪沙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谈到：“昆明严重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中，现场群众产生了恐慌心理，一时失去了判断能力，没能及时有效自我抗击。”

　　王洪沙注意到新闻报道中的一个细节：一位年轻的口述者说，看到歹徒拿刀冲过来一下子就慌了，赶紧和众人一起四散逃命，反应过来时，发现被椅子绊倒的母亲和自己早已阴阳两隔。

　　“一些外国公民素养中有一个潜在意识，就是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孩子、妇女、老人应该首先被保护，可我们的一些年轻人却没意识到。如果事先知道在应急状态下何种年龄段该有何种意识何种反应，这些歹徒就可能在更少平民伤亡的前提下被制服。”他说。

　　樊守政以2012年“6·29”劫机事件为例---当时6名暴徒被乘客制服。

　　“青壮年应该有意识和行动上的预案，要敢于利用身边的一切物品与恐怖分子作斗争。反恐不一定都是警察的事情。只有全民参与，才能让恐怖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得到遏制。”他说。

　　可以被发现的自杀式爆炸袭击者

　　2013年以来，分裂势力在新疆内外制造的多起暴力恐怖袭击事件都出现了爆炸品。而据世界第二大保险经纪商怡安保险公司统计，2009年度全球恐怖袭击数量排行中，炸弹袭击事件以及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所占的比例超过了50%。

　　爆炸事故波及范围广、杀伤力大，因此，尽可能在爆炸前识别恐怖分子是减少损失及伤亡的最佳方式。

　　在许多炸弹袭击中，爆炸品体积较大，还填充了螺钉、轴承等金属元件。为了掩护这些东西，恐怖分子通常会穿一件与其身材、季节明显不符的外套。另一方面，由于需要引线、引爆器操作，恐怖分子的手往往会缩在袖筒中或长时间放在衣兜里。这都成为识别此类恐怖分子的重要特征。

　　“在人多的时候，要不时观察周围环境和人物，尤其在陌生的环境里面，需要保持高度警觉。”王新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除此之外，恐怖分子的特征还包括：过于主动地“混进”人群，反复在同一区域进出，经常把衣服向下拉，避开视线交流与视频监控。

　　物品也需特别留意，当发现地铁车厢、站台有无人认领的包裹、行李时，应该立即向车长或保安人员报告，因为这些东西有可能是爆炸品。

　　而在爆炸发生时，第一步应该“趴下”，保护头部，同时防止吸入过多有毒烟雾。

　　“波士顿爆炸案发生时，在场大学生全体就地趴下，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说明他们在面对紧急情况时是有预案的。只有平时严格训练，出事时才能从容应对。”王新建说。

　　此外，李伟告诉本刊记者：“在‘轰’的一声后，尽可能及时逃离现场，因为爆炸很可能不止一次，可能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这在国外的多起事件中都发生过。”

　　撤离时还要注意观察场馆内的安全疏散指示和标志，伏低身子缓慢前进。同时注意观察房屋是否会发生坍塌，尽量避开那些看起来“晃晃悠悠”的柱子和大块的玻璃，也不要太靠近墙壁---首先无法确定墙壁会不会倒，其次墙壁很可能会反弹远处飞来的碎片。

　　如果事故现场起火，可以遵循火灾自救的一般方式，尽量逃离事故现场，如果在楼上，不要往上层走，而是拿湿毛巾捂住口鼻下楼。

　　作为“9·11”事件幸存者之一，加拿大人布莱恩·克拉克回忆说，事故发生后，他鼓励同事离开所在楼层，可相继有人跳楼。接着，他带领一小队人开始从84层沿一条楼梯向下，到81层时遇到一名向上走的妇女。在上下楼问题上与她争论一番后，只有他和另一同事向下前进并安全抵达地面，其余的人基本丧生。

　　克拉克能够生还也与他对楼层的熟悉程度有关，1993年世贸中心地下车库爆炸案后，他曾自愿担任自己所在楼层的消防负责人。

　　“其实，我们平时在去一些繁华热闹的地点时，就要做一个有心人，尽量在没出事的时候就记住入口和安全出口的位置。”樊守政说。

　　没人能抗拒流弹

　　2012年7月，当众多观众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市一家电影院熬夜观看《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首映时，一名戴着防毒面具的枪手忽然拿起突击步枪等武器向观众胡乱射击，造成12人遇难，59人受伤。

　　惨案发生后不久，休斯敦市政府制作了一段公共视频，指导市民在遇到枪击事件时如何自救，其核心是三个逃生步骤：逃跑、躲藏、战斗。

　　只要枪击犯距离自己还有一定距离，就尽量逃避，并警告其他可能进入危险区域的路人，以及报警。

　　如果来不及逃脱，就找地方隐藏起来，关灯、锁门，把手机设为静音。如果找不到安全的房间或者柜橱，可以尝试躲在大件物品后面。

　　最后，如果处于极其危险的情况下，可以随手拿起身边的物品作为武器，同枪击犯搏斗。

　　《公民防范恐怖袭击手册》中也提供了躲藏的解决方案：最好是密度质地不易被穿透的掩蔽物，如墙体、立柱、汽车前部发动机及轮胎等；尽量不要选择木门、玻璃门、垃圾桶、灌木丛、汽车门和尾部等容易被子弹击穿的物体作为遮蔽体。当然，如果没有别的隐蔽物，它们还是可以作为第一选择。同时，还要尽量避免选择如假山、观赏石等不规则物体作为遮蔽物，因为容易产生跳弹。

　　曾在某集团军教导大队任教官的退伍军人亢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实际情况中，被流弹击中的几率非常大，因此如果正处于枪战之中，应该找掩体或一直趴在地上。

　　一般来说，头部、颈部、胸部、腹部等要害部位中弹将十分危险，因此躲避时应尽量护住这些部位。

　　“中国人喜欢围观，少有防范意识。美国人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在波士顿爆炸案发生后，政府要求当地人足不出户，少去恐怖分子可能出没的地方，所以当时在附近的几条巷子里基本见不到人。每个人都要有防范心理，当然也不是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樊守政说。

　　人质的不同应对

　　专业人士和资料都要求，如果不幸被劫持为人质，应尽量向劫持者表示顺从，因为恐怖分子很可能首先伤害一个麻烦的人质。

　　被挟持时不要呼喊和较大动作，不要和劫持者有身体上的接触。任何举动应先征得劫持者的同意，并说明不会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李伟认为：“在地面交通工具或建筑物中被劫持时，尽量避免与恐怖分子作激烈对抗，因为那种情况下人质是弱者，如果反抗可能很早就被恐怖分子打死。在地面上，恐怖分子一般只是将人质当成一个筹码，而非应对的工具。”

　　但顺从并不代表没有作为，应尽量给援救人员创造机会。如果劫持者情绪相对稳定，可以想办法使劫持者背对窗户和门，从而给破窗而入的警察创造时间和空间。

　　如果被劫持者从背后抱住，其身上又无爆炸装置，就尽量减少身体晃动，并使劫持者处于窗户附近，这样可以给可能存在的警方狙击手提供有利的射击条件。

　　当然，如果遇到劫机事件，上述情况都不适用。

　　“在航空器被劫持时，应尽量配合航警及乘务人员将歹徒制服。因为飞机一旦落到恐怖分子手上，可能机毁人亡。不反抗几乎是死路一条。”李伟说。

　　一旦发现有异常情况，应在劫机分子尚未完全控制局面的情况下找机会反恐。劫机者通常会把乘客赶到机舱后部，防止飞机被乘客控制，以及前排后排联手反抗，所以尽量不要自己走到机舱后部。

　　与劫机者打斗时可以将身边的钥匙、钢笔、毛毯作为武器，比如扔出毛毯、盖住对方头部并快速出击。当然，一些恐怖分子的同伙会隐藏在被劫持者中，在反抗前应冷静观察，并评估他们的武器、位置、力量，争取一击即中。

　　“乘客人数远远多于劫机分子。在劫机分子未达到目的之前，更加紧张和害怕的是劫机分子。”李伟说。

　　警示比商业广告更重要

　　目前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恐怖袭击多选取地铁、大型商场、汽车站或飞机场等人流集中的场所，而不是政府、警务机构等要害部门。提醒公众在一些场所注意安全显得尤为重要。

　　英国地铁系统的警示手段令王洪沙印象深刻。每一节车厢上下门的两边都提示地铁上有摄像头。这样既提示乘客在地铁上受到保护，也对意图实施恐怖袭击的人有所威慑。

　　在所有视频提示系统下方也有一个醒目的标牌，告知乘客遇到紧急情况时应该做的几件事情。第一条就是：恐慌是毫无用处的，对自己没有任何帮助。

　　“这一条让我非常震撼，任何情况发生时，如果人们看到了提示，第一反应就会是想对策，而不是惊慌失措。”她说。

　　第二条说明提醒乘客，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应求助于工作人员。

　　“这意味着公共场所的服务人员，都受过系统的、专业化的帮助乘客的训练，我们在伦敦时和警察交流过，警察在提供职业范围内帮助的同时，一定不会忘记提醒当事人纠正自己的错误做法，这一点也令我印象深刻。”王洪沙说。

　　第三条，标牌将手机、座机、短信、微信等一切求助手段及联系方式列了出来。

　　无线通信与老式的有线通信一样都存在通信瓶颈的问题。因此，在一些紧急事件发生时，发短信比打电话要靠谱。

　　此外，伦敦地铁的车厢内部没有广告，这样人们就不得不关注安全提示。站台上的商业广告也都位于车体经过时会遮蔽的那一面墙上，这样乘客在等车时更容易注意到路线标识牌和安全提示牌。

　　王洪沙认为，积极有效的预案能把损失降到最低。比如事件发生后警察会陆续把所有伤员集中送到最近的医院。随着医疗资源耗尽，还要再把伤者送往其他医院。

　　“因此尽管医生在忙乱中全心全意履行了职责，但我认为医院预案还是有缺失的，缺乏对医疗资源配置信息的及时发布和掌控，这在我国可能是一个普遍现象。”她说。

　　“我想对我的警察同行说，我很尊敬和佩服他们，在救人上尽职尽责、无可挑剔，有些人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除了本职工作的预案训练以外，警察系统和其他社会公共部门的协同预案还是比较弱，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王洪沙说。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姚玮洁 |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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