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节日的基础是信仰

　　改革开放以来，类似圣诞节的一些外国节日在中国日渐流行。与此同时，中国的传统节日越来越不受重视，虽有政府大力维持，民间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但似乎难挽狂澜，有些洋节甚至大有取代传统节日之势。

　　为什么许多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远高于中国，但传统节日却能长盛不衰，而中国的大多数传统节日却名存实亡，年轻一代对此越来越冷漠？

　　我认为，根本原因还在于这些节日失去了信仰的支撑。节日无非有几种类型：宗教或信仰性的，政治性的，世俗性或物质性的。尽管各种节庆的方式大同小异，但因其基础不同，流行的范围与延续的时间也迥然相异。政治性的节日最脆弱，因为一旦政治标准改变或政权更迭，相应的节日也会被取消，甚至会成为新的禁忌。世俗性或物质性的节日，依托于一定的群体与自然条件形成的社会和人文地理环境，这些条件一旦改变，节日也不易维持，或者不得不改变其形式和内容，以至逐渐消亡。唯有宗教或信仰性的节日最为稳定，只要这种宗教或信仰还存在，只要有信众，那么万变不离其宗，无论形式发生什么变化，核心内容都不会改变。

　　一些国家还在流行并扩张的节日，大多属宗教或信仰类，而中国的传统节日，或者本来就不具宗教或信仰性，或者已失去了宗教或信仰的基础。

　　中国的传统节日--新年，是一个集政治、信仰、世俗与物质为一体的节日，自然最重要，也能成为全民的节日。中国历来重视纪年，新年是一年的开始，新年的庆祝是对除旧布新、国泰民安、国运昌隆的祈求。古时，每到新年都要举行一系列重要活动，如元旦大朝会，各地上报户口、收成、治安等政绩，祭天，祭太庙等。新皇帝继位后，一般也要到第一年新年才改年号，节前，中央到地方各级衙门要封印、封门，停止办公，节后才开封上班。新年也是财政年度的开始，或者财政以新年为统计标准。民间最重要的是祭祖，附带还要祭祀各种信仰的神灵，如灶神等。其次才是合家团聚，物质享受和娱乐活动。那时，游子急于在除夕前赶回故乡，最紧要的原因是要祭祖。不得已在外过年的人，也必须遥祭祖先。

　　中华民国废旧历，传统新年改称“春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延用公历，春节的政治性已不复存在，国家要隆重庆祝的当然是1月1日元旦，而不是以农历计算的正月初一。继续将正月初一称为“过大年”，意味着元旦只是“小年”，只能是民间的自我安慰，也是对元旦的政治地位的实际挑战。辛亥革命以来，主流思想否定了民间传统，1949年以后的一些政治运动将祭祖一类列为封建迷信，祭祖之类成为每次移风易俗或革命造反的对象，一度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家人团聚和吃喝玩乐，而随着生活的改善，平时都能吃喝玩乐，过年已没有什么吸引力。一旦外出务工者在城市定居，加上信息运输的发达和高速交通的普及，合家团聚也将失去魅力。

　　日本和韩国古代都采用中国的农历，新年也曾是最重大的节日。日本在改用公历后干脆将“旧历年”的活动全部搬到公历年，时间变了，内容却完全没有变。皇室与政府同样举行各种典礼与活动，神庙僧人也保留全部仪式，民间同样除尘迎新，吃团年饭，午夜去神社祈福，因此并没有失去其重要性。韩国的“旧历年”失去了政治性，但民间的信仰不变，祭祖依然是头等大事。2001年，我在南极韩国考察站中，还见到韩国考察队员在过年时北向跪拜祭祖的照片。有些节庆，看似仅有世俗性或物质性，但只有在与信仰结合时方能持续。如端午节，不少地方有挂菖蒲、薰艾草、涂雄黄等习俗。如果只认为是物质需求，那么在医学发达、环境卫生改善、居住条件优越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废弃。如果将这些看成是人类向自然祈求庇佑，与诸神和谐共处，则任何药物、再清洁卫生的环境也无法替代。

　　因此，传承中国传统节日最根本的保证，是将节日与信仰结合起来，以信仰为基础。问题是传统的信仰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鬼神吓唬不了无神论者，唯物论者对心灵的祈求会无动于衷。这就需要寻求新的信仰，也需要将传统文化中还有积极意义的信仰赋予新的内容，给予新的解释，使之发扬光大。还要鼓励宗教与民间信仰中对社会有积极作用的活动，允许其中无害的活动，这样才能延续一部分传统节日，创造新的有生命力的节日。

　　对于今天的确已经无法延续的节日，可以将其作为一种文化遗产保存和记录，作为一种历史记忆，也可以对其适度开发和利用，使之成为民俗展示和旅游活动。

　　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葛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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