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多少年后“受益”于转基因技术？

　　“转基因？转基因是什么？没听说过。”3月中旬，在惠州市惠阳区良井镇一种子店里购种的农户黄先生一脸茫然地望着记者。

　　“学校的转基因大米，我们全家早就吃了，要是米质好点，我会吃更多。”华中农业大学副教授洪登峰这样告诉记者。

　　一位是农民，一位是学者，不同的反应似乎勾画出了他们认识“转基因”的巨大差距。

　　2008年7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下称“转基因重大专项”），至此拉开了全力投入转基因技术及产业化研究的序幕。如今，六年快过去了，围绕转基因专项都发生了什么？农民何时提高认知水平、受益于专项成果？

　　百亿元经费“大手笔”

　　打开农业部官网，进入科教司，点击最下方的“转基因重大专项”标签，仅显示《我国二代转基因棉花研究居世界领先水平》。转基因重大专项的“面貌”是怎样的？

　　中国转基因技术研发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1999年，国家曾启动“国家转基因植物研究与产业化”专项，中央财政投入5.1亿元。2008年启动的转基因重大专项可谓是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上，从确保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具有战略性的意义，并作为农业领域的唯一项目被写进《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

　　与常规育种经费通常在亿元关卡徘徊相比，这次国家对转基因的投入是“大手笔”。据了解，该项目规划总投入260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投入130亿元，比常规育种投入的百倍还多。江苏省科技厅2011年曾公布，省内有41个专项项目获得国拨经费2.5亿元左右。平均算起来，一个项目可获得 610万的资金支持。主打转基因抗虫棉的创世纪种业有限公司生物技术中心主任崔洪志透露，公司五年来承担了3个专项项目，加上配套经费，累计项目经费超过千万。

　　偌大的专项，从顶层设计到管理机制，都独具特点。

　　根据《转基因重大专项2014年度重点课题申报指南》（下称“指南”）可以一瞥专项的体系结构。专项分为转基因动植物新品种培育、基因克隆与转基因技术、转基因生物安全与检测监测技术、转基因生物产业发展政策法规和战略研究（包括科普宣传）、生物育种企业培育类课题等五大方向。

　　其中，植物新品种培育以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棉花五大作物为重点。生物育种企业培育类课题引人注目，突出了企业在研发及产业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并给予高额支持。《指南》显示，该类课题中央财政经费不超过1000万元，申报单位需按1：5提供配套资金。而其他课题中央财政经费通常不超过300万元，且按1：1提供配套资金。

　　在管理上，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项目负责人、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万建民曾表示，项目注重统筹协调和制度先行，加强和规范组织管理，实现组织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和高效运行。

　　研发成果被指脱离实践

　　目前，转基因重大专项成果公开的共463个报告，立项时间区间为2008-2011年。

　　记者统计显示，144家单位（包括企业）参与其中，企业有15家，基本上一家一个项目。相较而言，三家科研单位的立项数量较为突出。中国农科院所属11个科研单位共立项77个，占比17%，其中仅作物研究所就有25个；中科院所属14个科研单位共立项60个，占比13%，其中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有23个；其次为中国农业大学，其立项42个。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浙江大学等三家分别立项29、23、16个，在数量也位列靠前。如果按省域排队（中科院、农科院不计入，北京除外），则立项数量位列前5名的依次是江苏、湖北、浙江、山东、上海。广东立项9个，实施单位有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广东省农科院、华南农业大学等。

　　值得关注的是涉及安全性及软实力方面的研究。其中有涉及安全性的研究共37项，主要实施单位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所涉项目如“转基因生物的食用和饲用安全评价技术”、“关于转Bt基因水稻对田内小型兽类的安全性评价技术的研究”等。

　　偌大的专项，众多科技人员和相关企业参与其中，并“享有”经费支持。而就项目管理和成果，近年来备受质疑。一位行业资深人士指出，由于专项在设计、管理和运行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导致我国转基因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发展举步维艰，也给未来留下隐患。他举例说，某些研究内容偏离产业需求，专项内容分散，存在资金浪费现象，应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攻关玉米和大豆两个作物，暂缓消费者反感的水稻转基因品种产业化。同时还存在没有处理好转基因技术与常规育种关系，阻碍种业发展等问题。

　　农民对转基因认知尚浅

　　据了解，《指南》中特别提到要开展对公众的科普宣传，优化转基因生物技术和产业发展的社会环境。

　　中国农业大学的“中国公众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认识和态度研究报告”是对来自全国30个省（市、区）的4000多份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其结果显示我国公众目前总体对转基因等生物技术的相关知识了解的很少，但对转基因食品的好坏很关心与谨慎，公众普遍担心转基因生物所可能带来的风险；建议建立转基因风险交流平台，尤其是要重点关注与年轻人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人群的交流。

　　在深入基层时，《农财宝典》记者发现与外界接触频繁的农民，如参与合作社的种植大户对转基因的认识较多停留在食品安全的认知层面。转基因对于一些尚顾温饱的散户农民来说，基本处于无知状态。而崔永元披露吉林、广西、湖南、湖北等四省非法种植转基因作物一事，从侧面反映出农民已经很早接触到“转基因”。

　　中国农民正面、直接“受益于”转基因技术还要等多久？世界上最早的转基因生物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1994年抗Bt棉花开始种植，1996年抗除草剂大豆开始种植，这之间仅仅相差了20余年。这似乎给了我们答案，一旦转基因技术实现产业化，农民“受益”将不久矣。

　　外界在对转基因技术进行宣传时，无不强调它最大的受益者是农民。因为转基因技术能提高产量、减少成本、减少农民的劳动投入，还减少农民的农药中毒现象。国外的第一代转基因作物也主要以降低耕作强度和生产成本为优点。那么农民在认知转基因时是不是应享有优先权？一旦转基因技术产业化，农民应自己决定是否种植转基因作物。

　　巴西、阿根廷、印度等地的农民已种植转基因作物多年。在相关报道中，可以看到农民遭遇转基因时的惶恐，初尝收获时的甜头；然而转基因种子价格较高，使用专用的农药，投入过高；种植后还会出现非靶标昆虫的麻烦，抗虫基因表达效率不高导致抗虫性下降，作物丰收所带来的市场价格下降等。一连串的效应会使农民措手不及，印度、阿根廷曾有农民自杀的传闻不绝于耳。

　　《农财宝典》记者 惠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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