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几代知识分子的不同梦想（二）

　　做桃花源之梦的人远多于做公民梦的。中国离现代国家还有非常漫长的过程，从这些知识分子的身上就可以看到，因为他们是这个民族受过最好教育、最好训练的那一群，但是他们同样活在一个古老的中国，活在中世纪的中国，他们没有成为一个以公民为志业的知识分子。

　　80后那一代人的梦想受挫，宋教仁被暗杀了，鲁迅说自己颓唐了，历史的下一页就翻到了90后一代。

　　得寸进寸

　　1891年出生的胡适之从美国回来时，站在北大的讲台上，跟讲台下的学生在年龄上是同一代人。胡适跟学生傅斯年、顾颉刚他们岁数相仿，他的古书读得还没有一些学生多，但他身上有特殊的魅力，他有开放的视野，他有美国教育赋予他的全新的气质，他有新的方法论，他要给中国引入全新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胡适之迅速成为“五四”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胡适的梦想是什么？我想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词：得寸进寸。他不相信天上掉馅饼，不相信一夜之间可以建起天堂，他相信一步一个脚印，相信水滴石穿、水到渠成，相信点点滴滴，这就是得寸进寸，而不是得寸进尺，更不是得寸进丈。从思维方式来说，中国人一贯以来是倾向于一步登天，一夜之间造出个天堂来的。胡适把新的方法论带到青年学生和知识界面前时，人们确实耳目一新。很多人嫌他浅薄，他也确实没有那么高深莫测。1919年11月，胡适在一篇文章中说：“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

　　1920年1月，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再次表达了这样的看法：“社会是种种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要改造社会的种种势力。这种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无论你的志愿如何宏大，理想如何彻底，计划如何伟大，你总不能笼统的改造，你总不能不做这种‘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的工夫。所以我说：社会的改造是这种制度那种制度的改造，是这种思想那种思想的改造，是这个家庭那个家庭的改造，是这个学堂那个学堂的改造。”他的话明白如水，讲得很清楚，他赞同渐进的、一步一步的改变而不是一步到位、一步登天，他不相信社会的进步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他担心那将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而他只愿意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进得一步就是一步，得寸进寸是靠得住的。

　　所以，他才会对年轻人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与爱因斯坦的话是相通的。

　　少年中国梦

　　与胡适同时代的老师和学生当中，同样存在着很多与胡适梦想不同的人。胡适的得寸进寸，一步一个脚印，健全的个人主义，在许多意气风发的90后学生们眼里太不过瘾了，他们之间也有着不同的梦想，最终分道扬镳，走上了各自的道路。他们的不同梦想根本上影响了未来中国人的生活，包括我们的生活。

　　我们回望那些青春的面容，那些充满朝气、梦想的90后们，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当中，年龄最大的李大钊是1889年出生的，其他人几乎都是90后。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名单上，有李大钊、高君宇、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赵世炎、黄日葵、沈泽民、杨贤江、刘仁静、肖楚女、毛泽东，有杨亮功、易君左、程沧波、吴宝丰、沈怡、周佛海，有曾琦、左舜生、李璜、陈启天、余家菊、何鲁之，有孟寿椿、康纪鸿，有王光祈、李劼人、朱自清、宗白华、田汉、吴俊升、杨钟健、康白情、方东美、卢作孚、徐德珩、张申府、周炳琳、舒新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和骨干们有很多人都是这个学会出来的，中国国民党的许多高官也是从这里出来的。主张国家主义的曾琦、左舜生、李璜他们则创立了中国青年党，还有孟寿椿、康纪鸿他们竟然创立过一个昙花一现的新中国党，也有大批的人成了音乐家、小说家、散文家、美学家、戏剧家、教育家、地质学家、诗人、哲学家、实业家，李劼人、朱自清、宗白华、田汉、方东美、卢作孚、许德珩、张申府……都在20世纪中国留下了自己的深刻烙印，在各自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贡献。

　　这批90后都是有梦想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忧患丛生的动荡时代，一个不完美的时代，但他们还有自己的梦想。

　　王光祈是一位音乐家，是这个少年中国学会的核心人物，不幸在德国留学时英年早逝了，他去国之际曾写下一首去国词：“山之涯，海之湄，与我少年中国短别离，短别离，长相依。”不料他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不是短别离，而成了永别离，他的去国词也可以改成：“山之涯，海之湄，与我老大中国长别离，长别离，永相依。”他把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德国，没有回到中国，实现他少年中国的梦想。

　　当时，参加这个团体的人曾怀抱着同一个梦，在1917到1919年这一段时期，要使中国成为梁启超笔下的少年中国，也可以说他们曾共有过一个少年中国的梦想。在时代的激荡中，最后他们的梦被撕裂了，分别做起了各不相同的梦，一批人做了共产主义的梦，一批人投入了三民主义的梦，一批人做了国家主义的梦，也有人做教育救国的梦，有人做实业救国梦，有人做起了文学梦……那一代90后风流人散，各自奔着自己的梦想去了。某种意义上说，1919年之后的30年，中国就是这一批90后们的不同梦想之间的角逐、竞争，我们看到了暂时的结果，但是结果并不重要，对历史来说，更重要的是那个过程，如同生命，最重要的不是那个结果，因为我们早就知道，所有生命的结果是什么，更重要的是生命的过程。历史同样如此，重要的不是胜负，甚至也不是是非，是非成败转头空，更重要的是超越是非成败之上的历史展开的过程。这些人曾经在青春时代展开自己的梦想，有机会去追求并且去实现这样的梦想，即使这个梦想最终没有落地，他们也此生无悔，他们活在自己当中，活在自己追求的真实的生命当中，真实的梦想当中。不管是英年早逝的王光祈，还是那些活得更长寿的90后们，他们都没有虚度此生。

　　“大同”梦

　　历史转入1930年代，《东方杂志》1933年第一期封面上，有一个小孩子在洗地球仪上的中国这个位置，在洗那片“海棠叶”。里面是“新年的梦想”专辑，用了83页篇幅登出142个人的244个梦想，还不包括用漫画做“梦”的漫画家丰子恺。

　　1932年的11月1日，《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发出了大约400多封征稿信：“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信中还有两个具体要求，第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第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

　　做梦的142个人中，前面看见了柳亚子、郑振铎、老舍、张君劢、谢冰莹、谢六逸、陈翰笙、穆藕初、巴金、张申府，也看见俞平伯、徐悲鸿、金仲华、宋云彬、郁达夫、周谷城、章乃器、周作人、茅盾、陶孟和、楼适夷，也看见张耀曾、杨杏佛、夏丏尊、马相伯、孙伏园、曹聚仁、林语堂等。

　　这个名单阵容豪华，他们都在做“梦”，他们的“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80后、90后和00后三代人的梦想，尽管这当中年龄大的也有像马相伯这样的老先生，可以说，这三代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方一起做“梦”，但是他们做的“梦”还是很不相同。

　　在这些做“梦”的人当中，有编辑作家39人、大学教授38人、记者12人、教育家9人、艺术家3人、学生3人、律师1人，合计105人；官吏12人、职员4人、实业家3人、银行家2人，读者自发来稿13人、未详的3人，加上下一期补登的两个人的梦想（朱自清和梁漱溟），实际上做“梦”的人有144人。其中岁数在35岁以上的中年人最多，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俞平伯、郁达夫这些人，他们再也不像80后在民国初年、90后在五四时代，做那么舒展的“梦”了，再也没有那样天真烂漫的“少年中国梦”，或进而在朝如何、退而在野如何的宪政梦了，他们当中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做起了“大同”梦，柳亚子、谢冰莹、郁达夫、章克标、邹韬奋、杨杏佛、谢六逸、韦丛芜等人都做了这样的“梦”。古老中国代代相续的大同空想，这个“梦”在中国人的心中埋藏了数千年，至少自《礼记》的时代以来，一代一代的读书人都在做着相同的那个梦。康有为写《大同书》，孙中山喜欢给人写条幅“天下为公”，都是这个大同梦的产物。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的梦想是，把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的共产主义理想捏到一块儿。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的梦想是，“一个伟大的快乐的国土，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桃源之梦

　　在一百多个个人生活的梦想中，做得最多的是桃花源之梦，施蛰存、吴研因这些知识分子，俞寰澄这样的银行家，还有一些普通的编辑、记者，他们不约而同地做起了陶渊明式的桃花源之梦。都是说有茅屋三两间、养鸡五六只、田三四亩、种菜一垄。

　　令人遗憾的是，在144个人的梦当中，最缺乏的就是公民梦、法治梦，只有一个作家楼适夷，梦想“做一个未来中国的公民，为着国家的建设与成长，而尽着我所能尽的力量，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享受。”

　　这位左翼作家到了晚年，躺在病床上回首往事，什么都没有实现，当然他的公民梦也没有完成，但他毕竟做过这样的梦，重要的是有过，重要的是过程。人在死亡面前的一律平等决定了人生最可贵的不是外在的物质上的荣华富贵，而是人内心的最真实的自由和梦想。

　　最珍贵的就是这样的公民梦。很遗憾，做桃花源之梦的人远多于做公民梦的。中国离现代国家还有非常漫长的过程，从这些知识分子的身上就可以看到，因为他们是这个民族最有代表性的那一群，他们是这个民族受过最好教育、最好训练的那一群，很多人曾留学欧美日本，但是他们同样活在一个古老的中国，活在中世纪的中国，他们没有成为一个以公民为志业的知识分子。

　　鲁迅那张年轻的脸已变成一张冷峻的、横眉冷对的脸，用他那惯有的冷嘲热讽的口吻和笔调针砭现实。他向来是反对做梦的，看见那144个人做梦，特别是那些桃花源之梦，他写下这样的话：“至于另有些梦为隐士，梦为渔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其实也只是预感饭碗之脆，而却想将吃饭范围扩大起来，从朝廷而至园林，由洋场及于山泽。”把这些人嘲笑了一番。在4月15号的《文学杂志》上他还发表一篇《听说梦》的文章，说：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鲁迅是不做梦的，不做梦，也是一种做梦的方式，这是1933年的中国，“九一八”之后的中国，内忧外患交迫，我们看到他们梦的质量，大致就可以知道未来中国的状况。

　　（作者为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

　　傅国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