咧嘴大哭的屁股

　　当时，我实在不能理解他的笑容。

　　我的孕期是拖沓的惊险系列剧，每天一个悬念，从无一日消停。那是我第三次入院，邻床来了一对笑眯眯的小两口，对我客气地打着招呼。

　　我敷衍地问：“孩子多少周了？”

　　小媳妇笑眯眯地说：“孩子没了。”我大吃一惊。

　　三十八周，胎死宫内。他们来自赤峰小城，连去两家医院都听不到胎心时，医生说：“你们赶紧去北京。”买不到民航机票，四处托人，搭军航小飞机过来的。小媳妇还穿着棉拖鞋。他爷们儿笑眯眯的：“走得忙，没来得及给她换鞋。”

　　而这是他们的第二胎，第一胎落地时是个三斤八两的小不点儿，出生后身体不长，只是头围不断扩大。在北京儿童医院看过，说是脑积水，一岁后才能做手术。小不点儿没捱到那时刻，半岁就发高烧夭亡。小媳妇说：“抽风抽没了。”还是一脸惯性的笑眯眯，一低头，仿佛自言白语，“那一年呀，在路上看到井，都想跳下去。”

　　而我，目瞪口呆：这俩……怎么还笑得出来。

　　不只她如此，她爷们儿也这样，每次管床护士或者医生一来，他“腾”一声站起来，对人家赔着笑。聆听时，半张嘴，微微架着脖颈，仿佛对方的每个字都千钧重，他扛不起。仍笑着，笑容像一张纸，就浮在他脸上，随着一呼一吸轻轻颤动，却掉不下来。

　　妇产医院是生死轮回之所，大厄大悲面前，任何安慰都空泛无力。另外我白己也状况不明，医生劝我尽早剖宫产，否则——最糟的后果就是胎死宫内。我心乱如麻，也没怎么理会他们。

　　没留意几时隔壁静静空了床，似乎过了整整一天，护士来换上全套新寝具，术后的小媳妇在昏睡中被推了进来，忙乱间，她爷们儿赤脚上了床，接过妻子，把她妥妥地安放在床上。

　　妇产医院不允许陪床，过了探视时间护士就来赶人。护士一来，她爷儿们“噌”就站起来，吭吭哧哧地说：“大姐……小姐……大妹子，我媳妇这情况……”一脸笑。人家也没那么不近人情，遂对他网开一面，只是反复叮嘱：“看着你媳妇呀，有啥不对劲儿的按铃。别睡过去了。”“是是是。”他如蒙大赦，感激地满脸笑，又点头又鞠躬。

　　小媳妇始终昏睡未醒，她爷们儿先是一会儿给她测个体温，再一会儿探探她鼻息，后来就蹲在床边的地上，眼巴巴盯着她，半天一动也不动。

　　我临睡前去卫生间，出来时一眼看到：他裤子腰围垮下去大半，后腰与半个股沟都暴露无遗，股沟咧得那么开，像一张无遮无拦的大嘴。是衣服不合身还是他数夕而瘦？

　　蹲着多不舒服呀。我正想出声，一转念：他是怕自己太舒服了会睡着吧？

　　他稳稳地蹲着，两只脚像都变成树根，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向妻子。那个被子下的小小身形，仿佛炽热星球，以巨大引力牢牢锁住他，他的全身心都在往那个方向倾注、流淌。

　　病房九点熄灯，黑灯瞎火中有个男人，还是很别扭，我想开窗帘又犹豫。男人一惊，赶紧向我赔笑：“大姐，您开您的。”窗帘刷一声溜开，霜白的城市之光照进来，他的笑像挂倦了的彩灯，从初一到十五，七零八落却还没有摘下来。

　　后半夜我起夜，才迷迷糊糊坐起来，就听见他的声音：“大姐您慢点儿。”我从卫生间步履蹒跚地出来，一眼看去，他还蹲在那儿，裤子还垮着，股沟还一览无余如大嘴。但这次，我听到了，大嘴发出的哭喊声。

　　第一个孩子半岁夭亡，第二个孩子胎死宫内，小日子被打得粉碎，却连尽情嚎啕一场都不能：要求亲托友找飞机；电话里，我听到他跟单位请假借钱，向双方心急如焚的亲人通报情况，安抚老人；要照顾引产后、身撕心裂的妻子；要安排染色体检查；要决定死胎是否要做尸检……以平民百姓的无知，应对所有没听说过、听不懂的医疗名词，日子还继续过下去。

　　他一定是个本分人，老老实实生活，礼数、周全、做人……这些字眼，深入他的每一个毛孔。哭喊无益，唉声叹气是给社会添乱，走在人世间，理应笑脸迎人。都说化妆是女子敬重世界的方式，那么，笑容就是他的。不笑怎么办？哭给谁听谁看？

　　面对大灾大劫，还有什么可做？此刻的瞩目是他为妻子能做的唯一：呼吸还均匀吗？脸色有没有发青？一蹲就是快十小时，他一定恨自己的无能为力：你是生生揪下心头肉的痛，我却帮不上忙，只能这样蹲守，像一只你生命中的大狗，用目光舔舐你的伤。若目不转睛，能保你母子平安，我愿终生化为石像。

　　而如果，你不曾听见他内心的嚎啕，是因为，你不曾站在他身后，看到他咧嘴大哭的屁股。

　　（袁伟雄荐自《八小时以外》）

　　文/叶倾城 责编/小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