踢踢足球，谈谈政治

　　编者按

　　世界杯、奥运会是全球两大盛会，不分伯仲。

　　巴西是史上第四个在两年内世界杯、奥运会相继而至的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是墨西哥（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之后的第二个。

　　本来是“三会”。在2014年世界杯与2016年奥运会之间的2015年，巴西本来还要主办足球美洲杯。但是，巴西表示受不了年年做东道主，变成了智利主办。

　　大型赛事等“大事件”曾被公认为宣传国家形象、凝聚民族自豪感与提振经济的利器。这种认知正在悄然转向。即便是在足球国度巴西，围绕世界杯而起的争议，已然纠结纷乱。

　　本刊将连续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维度，在承办世界杯、奥运会的背景下，对巴西进行观察分析。

　　因为世界杯，本该谈足球的人都在谈政治

　　利物浦传奇主帅香克利的名言“足球无关生死，但高于生死”，时常被改造为“足球高于政治”，以彰显超脱和专业主义精神的足球观——其实，这只是一种理想。

　　大型体育赛事与政治目的相关联，早已有之。

　　2007年，巴西争取到继1950年之后第二次主办世界杯的机会，当时，时任总统卢拉第二任期刚刚开始。不久，巴西又获得了奥运会主办权。按照官方宣传，申办成功代表“国家正式进入第一世界”。

　　但是，2013年的巴西联合会杯使巴西人对足球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新认知。预算超支、拖延、丑闻丛生，被认为是这届史上最贵联合会杯的标志。这使城市中产阶层心生反感，反对按照“FIFA标准”制定公共服务。

　　在此之前，无人能够想象，在足球的国度，足球这个话题成为“政治毒药”。这个转向是怎么发生的？

　　在巴西，要和3个政府打交道

　　2007年10月，巴西获得2014年世界杯主办权。世界杯是国家项目。

　　2009年10月，里约获得2016年奥运会主办权。奥运会是城市项目。

　　作为7场世界杯赛——包括决赛——的主办城市，两个盛会在里约交集，成为国家 — 城市关系中的枢纽。

　　里约市长爱德华多.帕埃斯历史性地一肩挑起两个盛会重任，但他不喜欢这副担子。

　　他的一句名言时常为巴西时评人引用：“永远不要在你的生命中同时主办世界杯与奥运会，我玩不来这个让我当受虐狂的游戏。”这与其在初接任务时的兴奋判若两人。

　　像帕埃斯一样，12座世界杯主办城市的市长普遍表现出由喜到怕的态度转变。例如，累西腓市长杰拉尔多.儒利奥5月取消了FIFA的一个庆祝活动，这个活动预估花费2000万雷亚尔。

　　足球本来是用以平衡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枚砝码，球传到哪里，哪里就被惠泽。

　　例如，为了响应巴西前总统卢拉的“零饥饿”计划，巴西前足协主席特谢拉提出足球扶贫，“国家队走进某某地”成为一句时髦口号——“某某地”必然身处落后地区。

　　2006年世界杯预选赛，巴西竟有14个承办城市，在国际足联的204个足协会员中，还没有哪个国家开辟这么多主场。巴西需要将奶酪切成更多块。

　　地方分抢世界杯奶酪从申办阶段就开始了。

　　6年多前，特谢拉带着世界杯主办权归巴西的好消息，忧心忡忡地坐上了从苏黎世飞返巴西的航班。巴西代表团里的11名州长，都为自己的城市能分到一块大蛋糕，一路上勾心斗角。

　　圣保罗市市长认为，圣保罗是巴西最大的航空港，开幕式应该在莫隆比球场举行；里约州长认为，里约热内卢有成功举办泛美运动会的经验，应该承担更多赛事；巴西利亚联邦区的区长则认为，首都巴西利亚应该享受特殊待遇；亚马孙州的州长表示，巴西应该举办一届“绿色世界杯”，只有拥有热带雨林的亚马孙才能担此重任。

　　“世界杯是一块大蛋糕，当我们把它捧回家时，才发现如何分蛋糕比制作蛋糕还要麻烦。”特谢拉说。

　　巴西足协向国际足联提交了一份多达18个城市的承办城市名单，其中6个因交通条件不符合要求而被国际足联筛除。事实上，国际足联专家组并未亲临上述城市考察过。一位女议员认为足协在确认申办城市资格问题上有操纵嫌疑，有必要让特谢拉来国会作解释。

　　还有议员提出成立针对科林蒂安斯俱乐部洗钱案的“特别调查小组”，这个俱乐部的名誉教练是总统卢拉——特谢拉领导的足协被认为在分配承办城市的方案中厚此薄彼，失落州的议员就用这种方式还以颜色。

　　12座世界杯主办城市的最终布局，仍然体现了政治平衡原则：库亚巴和亚马孙森林中的玛瑙斯，这两座几乎一无所有的巴西城市入选，政治因素大于体育因素；巴西利亚本没有一支足球劲旅，却新建了世界上第二昂贵的足球场，因为它是首都。

　　2010年1月，联邦政府与12座承办城市签订责任分配矩阵：用将近7年时间，建起体育场、飞机场、市政基础设施、地铁、连接里约和圣保罗的子弹头列车。体育记者马特乌斯.阿达米说，在这7年当中，“预算越来越弹性，每座主办城市在责任矩阵中的份额越来越小。”

　　2013年8月，帕埃斯在接受BBC采访时直言，在他眼中，自己治下的城市不应该如此为这届体育盛会埋单，“这本该是联邦政府的事。”

　　目前，里约市政府因世界杯和奥运会成为全国负债最高政府。帕埃斯更害怕的是“后奥运时代”——“奥运场馆究竟由谁来运营，要知道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联邦政府应该出台政策。”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约翰.科茨表示，以往都是跟一个政府打交道，而到了巴西，却是跟3个政府（里约市、里约州和联邦三级政府）打交道。

　　踢而优则仕

　　在关于世界杯的热闹论战中，有一场捉对厮杀发生在昔日足球巨星罗马里奥和罗纳尔多之间。他们现在的身份都是政客，前者是联邦众议员，后者是世界杯组委会发言人。

　　罗马里奥批评罗纳尔多没有履行向残疾人提供门票的承诺，罗纳尔多回应这超出其责任能力。

　　罗马里奥在2011年以议员身份向巴西足协和世界杯组委会提出要求，在世界杯期间为残疾球迷提供总计3.2万张免费球票，或每场比赛提供500张球票。当时足协口头同意，但至今没有兑现。罗马里奥单单扭住罗纳尔多问罪，被视为有政治作秀嫌疑。

　　因为足球在巴西的特殊地位，巴西政坛与足坛之间有一条双向的直达通道：一侧是球员步入政坛的快轨，济科、贝利都曾官至体育部长；另一侧是政客采撷选票的捷径，只要能将足球这个道具玩转，某支球队的“粉丝”直接变成自己的“粉丝”，而世界杯无疑是借足球进行政治“练级”的良机。

　　2007年，当“罗罗组合”出现在时任巴西总统卢拉率领的世界杯申办团中时，这两名球星的政治生涯即告起步。然而，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向。

　　罗马里奥基于草根出身，选择左派道路。2009年退役后，他加入巴西社会主义党，高票当选为联邦众议员。无独有偶，罗马里奥在1994年世界杯的锋线搭档贝贝托，也于同月当选为里约热内卢州议员，所在党派是劳工民主党。这条“四冠”锋线在政坛上亦默契地左倾。

　　罗纳尔多选择的是上层路线，尽管他生于贫民窟。作为混色人种，他在不同的场合重申自己是白人，“出生证上就是这么写的”，即便连他的父亲也不能同意。在这种心理认知下，罗纳尔多站在了为政府辩护的立场。

　　这与罗马里奥的政见产生了龃龉——罗马里奥将从政的首要目标定为改善里约州贫困儿童的生活状况，政府却把大笔钱投向世界杯。

　　当被ESPN质疑为何在7年前卖力地为申办世界杯拉票时，罗马里奥回应：当年被骗了。

　　他多次批评巴西政府利用世界杯行腐败之事，称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为“小偷、腐败分子”，秘书长瓦尔克为“敲诈者”。“在巴西足协也有两只老鼠，他们是足协主席马林和副主席德尔内罗。这些人都靠着世界杯发家致富了。”

　　除了罗纳尔多，另一个为政府说话的足球名宿贝利也与罗马里奥打起嘴仗。

　　因为世界杯，本该谈足球的人都在谈政治。

　　踩在足球上的风险

　　上溯5年，拉美、欧洲政坛的足球空气正是最浓之时。

　　当时的巴西总统卢拉、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以及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墨西哥等国的元首，都号称或自称足坛高手；而欧洲的布莱尔、布朗、希拉克、萨科齐、施罗德等，包括欧盟主席巴罗佐，坚信世界足球的话语权在欧洲。

　　见面谈足球，或者干脆踢一场。

　　拉美国家的领导人总是带着一股专业劲儿，但凡以“球员”身份亮相，球衣、球靴齐整，背后还有自己的名字；而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在镜头前炫球技的时候，总是西装革履。

　　随着克里斯蒂娜成为阿根廷总统、默克尔成为德国总理，尤其是在2010年前后，多国国家元首换成女性，政坛上的足球空气有所淡化。而在巴西，足球成了烫手山芋。

　　2013年6月，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亲临联合会杯，却在加林查球场被嘘声“烫伤”，当时正值抗议世界杯活动爆发以来的最高潮。罗塞夫决定，在6月12日的世界杯开幕式上，她不打算致辞了。

　　这是自1994年以来的第二次，东道国的国家元首不向球迷致欢迎辞。现在，罗塞夫已确定将通过电视收看比赛。作为一种政治营销策略，她允许拍摄自己与家人一起收看世界杯的画面，尤其是她孙子。

　　总统在世界杯上的“自我封杀”，是政府在定量调研之后作出的决定。

　　调查显示，巴西人希望政治阶层远离世界杯。这事出有因，包括球场上的迷信禁忌。

　　1950年，巴西第一次主办世界杯，杀进决赛，且是夺冠大热。在与乌拉圭决赛之前一天，三位总统候选人与国脚们合影，后来巴西人发明了一个词来描述这个故事的悲惨结局——马拉卡纳打击（Maracanazzo）。巴西队在主场马拉卡纳1比2遭乌拉圭逆转，成为巴西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梦魇”。

　　由政府实施的这项调查还给罗塞夫带来了另一个沉甸甸的评估——如果没有夺冠，总统丧失选票；如果夺冠，不会多得选票，因为罗塞夫只是做分内之事。

　　一件不太好用的竞选武器

　　2014年是巴西大选年。将两个盛会带到巴西的前总统卢拉目标明确：世界杯和奥运会将被作为宣传工具，用于其和罗塞夫的劳工党的竞选。后者赢得了2010年总统选举。

　　但是，今年情况起了变化。竞选连任的罗塞夫不再搭地球上观众人数最多的体育赛事的便车，这是基于一个根本性的转折——2013年联合会杯以来，抗议世界杯的示威接连不断，指责政府预算超支，嘘声巨大。

　　罗塞夫的竞选对手阿艾西奥.内维斯（社会民主党）和爱德华多.坎波斯（社会主义党）也在去不去世界杯的问题上态度暧昧。后者已暗示将与世界杯保持距离。前者是罗纳尔多的朋友，也是球迷，他计划至少观看在贝洛奥里藏特举行的一场比赛——贝市是其政治摇篮，那里有支持他的球迷。他也收到了其他城市的观赛邀请，但并不确定自己是否有勇气引领主场之外的选民。

　　“从1970年起，围绕着世界杯的政治紧张气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圣保罗页报》旗下的调查研究机构Datafolha总经理莫罗.保利诺说。

　　巴西政治传播与营销策略机构的咨询师莱昂德罗.葛罗波认为，从1994年起，巴西的总统和议会选举四年一选的节奏与世界杯同步，迄今为止，巴西国家队的表现没有给选举结果带来影响。

　　1998年，巴西未能夺冠，卡多佐的连任选举在第一轮就轻松胜出；2002年，巴西夺冠，没能阻止反对派赢得总统大选；2006年的卢拉、2010年的罗塞夫都重复着同样的故事，巴西都没夺冠。

　　也就是说，比赛结果很少影响选举结果，而是主办世界杯这件事为总统和未来总统平添烦恼。

　　葛罗波说：“主办世界杯在政治上带来的风险是暴露了组织能力上的短板。电力、物流、安防和通讯上的无能，工程的超支，都显示着政府的无规划与低效，这些会放大巴西人的不满。”

　　工会领袖、社会学家法发.魏阿娜说，赛事促成了政治力量格局的变化，“大选与世界杯的间距很近。保守力量与反对派走到了一起，在运动中联合反对世界杯、奥运会的举办。这两股力量害怕国家的良好表现及有助于经济恢复。其引导的反世界杯运动，散播对未来的悲观情绪，目的在于扼杀民族情感，动摇、摧毁民众对罗塞夫政府的信心。”

　　塞尔希培州联邦大学地理系教授内尔森.费尔南德斯.菲利普.儒尼奥尔也持同样的观点。“几个卖国的右翼政党（主要是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党），通过抛在新闻界的‘锚’——几个记者，建立一个反对场馆开支的全国舆论，得以影响很大一部分低下阶层和知识分子，而这又转变成了‘政治—选举机制’，即获得选民的一种手段，特别是年轻选民。他们在谈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尤其是与世界杯有关的，都包含着新自由主义、反国家主义和反发展主义的内容。”

　　看来，“足球高于政治”是一句美丽谎言。

　　文/刘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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