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视野里的梁启超

　　梁氏是“中国现代财政金融改革的首席设计师”。

　　在很多人心中，梁启超是一位思想家、学者、改良主义者，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也是一个有见解的金融专家。他靠自己的勤奋、学识挣得了财富。这笔财富之大，使当代人不免感慨，有人在天津梁启超故居前惊呼，他的财富积累速度是一种“革命”速度：“梁启超出生农家子弟，不是商人也不是职业政客，但其天津的豪宅还是让人一惊：民国社会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少数人，其财富爆炸式的增长，社会分化极为严重，不是要改良的节奏。”

　　这样看待历史的角度确实别致。如果梁启超能够同情地理解这种革命的观念，不知他会做何感想。梁自身的认识盲区勿须多言，他从改良的立场上参与清末民初的政治，既有认识上的自负，又有书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牺牲。财富的积累于他只是小道。但这绝不表明他对财富、金融没有自己的思考，事实上，他不仅是理财高手；有论者认为，梁氏是“中国现代财政金融改革的首席设计师”。

　　现在来看，在清末民初的推手中间，革命家们如孙中山、黄兴等多属后起之秀，对一国的经济运行缺乏了解，保守派们则对现代国家的财政金融缺乏理解，即使变法的改革家们如康有为、谭嗣同，也多注重思想、观念的变革，对经济多陌生……这些人中，只有梁启超有资质充任中国现代经济观念的阐述者。事实上，1906“五大臣宪政考察”的报告，即请梁启超等人代拟，在交差同时，梁启超还交了一份《中国财政改革私案》，只是未被大臣们重视，扔到一边。

　　更早的1896年，仅仅23岁的梁启超就在《时务报》上发表《论金银涨落》：“金银价值涨落，为今日地球第一大事。五洲之商贾，群焉屏营忧执惊骇汗喘以趋避之；五洲之士大夫，群焉比较验测营目抵掌以议论之；五洲之政府，群焉变革迁就左右轻重以维持之。然而，金币国病于金币，银币国苦于银币，金银俩币国，厌两币”。

　　变法失败，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接触到更多的西方知识，他自己一边读书一边做汉语世界的播火者，他在1903年出版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一书，从最远古的经济思想家开始，亚里士多德、哥白尼、洛克、休谟、霍布斯，一直到重商重农学派，到亚当-斯密，给中国人介绍财经常识。他自己也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现代金融意识，包括对国家信用与民间信用的分析，提出官民可以造币自由的建议；他呼吁建立中央银行，鼓励发行外债和公债；强调货币本位制，坚持从银两本位，银元本位，金本位到汇兑本位的路径。由于他对世界经济大势的了解，一度产生了“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的想法。

　　1906年，慈禧太后下诏颁布大清预备仿行立宪。1908年8月，朝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这一“改革”举措，使身在海外的梁启超看到了希望，他为此发表了《发行公债整理官钞推行国币说帖》，建议“必须将货币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三者同时并举，以植大基，而责全功”。按照梁启超计算的结果，中国的货币流通应需要30万亿，其中2万亿是金属货币，其余可以发行纸币。

　　革命后的1913年，做内阁司法部长的梁启超见政府“外债交涉既受辱之孔多，税课考成，又燃眉之难救。时时懔破产之忧，处处同仰屋之戚”，就上书袁世凯总统，重提自己数年来坚持的三策并举改革主张，以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1914年3月8日，袁世凯政府设立币制局，任梁启超为总裁。他要求实施银币普及，其胞弟梁启勋则参与了袁世凯银元的金银铜比例测算。在梁启超的努力下，袁世凯银元，即“袁大头”的持续铸造超过十亿枚，有效地驱逐了当时流通的各种私币、鹰洋，事实上统一了货币，奠定了日后国民政府废两改元等金融改革的基础。与此同时，梁启超命时任造币总厂厂长的吴鼎昌着手编写造币厂史，并精心审定，亲笔题写书名。这部11章约5万余字的造币厂史，成为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

　　此时的梁启超卷入了政治的漩涡中，他虽然不断地以“今日之我”对抗“昨日之我”，却有一个底线是没有越过的，那就是对革命党人的排斥。进步党推黎元洪为首，袁世凯暗中支持，梁启超等人则是其中活跃的人物。在梁等人看来，进步党的要义在于“引导”掌握政治实权的人走宪政之路。而在袁世凯等人看来，进步党的作用是要排挤孙中山们的国民党。当袁世凯答应给20万经费时，梁启超开口要50万。

　　进步党争取袁世凯失败了，民主政治在中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袁世凯死了，孙中山走了。政治舞台上留下了段祺瑞为首的武人集团，和以梁启超为首的文人集团。进步党们又移情于段祺瑞。虽然老朋友们劝梁启超不要跟段祺瑞共事，还有人指责梁“善变”，梁启超说：“这绝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1917年段祺瑞组阁，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在9席中占了5席，即财政总长梁启超、内务总长汤化龙、外交总长汪大燮、司法总长林长民、教育总长范源濂，可谓大权在握，前途一片光明，段内阁成为名副其实的“进步党内阁”。

　　据说梁启超希望自己像俄国财政大臣维特那样，以西方的体制点石成金，通过改革让国家起死回生。他的药方是：利用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因而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制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整顿金融。第一步统一硬币，第二步统一纸币，从银本位引入虚金本位，具体做法是购买金镑，裨益国库，然后再发行公债，别辟利源。

　　但实际上，梁启超的作为是有限的。上任未久，就收到讨逆军总司令部送来的一份账单，要求财政部支付讨逆军费185万元。此后，一系列的“军费”开支账单如雪片般飞向财政部，令梁启超应接不暇。梁启超估计，到1918年6月，经常费用不敷已达5000余万元，再把已经垫付的各种临时军费加上，总赤字将超过6000余万元。他煞费苦心编制的财政预算全面崩溃。

　　从梁启超的政治生涯和财政金融事业中可以看出，他过于书生气了。

　　因为对革命党人的误会，使梁启超未能客观地看待革命年代的经济形势。故从1927年初开始，梁启超陆续将手中的股票、保险等变现，并汇给在国外的长女梁思顺，让其代为保管和经营。这一心理又回到了书生状态。随后，梁启超被年轻的金融家们如吴鼎昌、张嘉璈等人超越了。

　　这是梁氏的悲剧之一，他到死都纠结于与国民党的关系，双方都未免难堪。直到抗战时期，国民党才算是接纳了他。

　　由此可知，梁启超有经济头脑，有政治抱负，却少了政治魄力和政治能力。好在他的财经思想今天已是国人的常识。他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说不尽的。具体到经济领域，我们可以说，他仍给今天的文化人树立了榜样，那就是知识人不必讳言利益，也应该参与经济实践。

　　文|余世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