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奇书话《玉海》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有一类特殊的书籍，称为类书。所谓类书，就是分门别类，将古代文献上的有关资料按类汇集在一起。类书往往包括自然知识和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相当于古代的“百科全书”。因其保存了大量前代文献资料，故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现存较早的大型类书有隋虞世南编撰的《北堂书钞》，唐欧阳询等编撰的《艺文类聚》，宋李昉等编撰的《太平御览》，王钦若、杨亿等编撰的《册府元龟》，王应麟编撰的《玉海》，等等。其中《玉海》堪称是一部规模庞大的一代奇书。

　　《玉海》的作者王应麟（1223-1296）为南宋时期著名学者 ，字伯厚，号厚斋，又号深宁居士。鄞县（今浙江宁波）人，祖籍浚仪（今河南开封）。历事南宋理宗、度宗、恭帝三朝，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应麟学问渊博，于经史诸子、天文地理等无不淹贯，又熟悉朝政掌故，娴于考证，著述等身，著有《深宁集》、《玉堂类稿》、《掖垣类稿》、《困学纪闻》、《玉海》、《诗考》、《诗地理考》等。相传蒙学名著《三字经》也出自他之手；退一步说，即使乃他人假托其名，也可见应麟在古代民间影响之大。《玉海》的编撰，与宋代的词科取士密切相关。

　　王应麟的词科考试

　　科举制度乃我国古代以考试选拔官员的一项基本制度。它确立于唐代，宋代更趋完备。北宋神宗熙宁初年，王安石曾进行科举改革，罢诗赋，崇经义，其弊端是导致读书人空疏无学，朝廷缺乏词章之士。为招纳能撰写朝廷各体文书的人才，绍圣元年，于进士科之外另设宏词科。大观四年改为词学兼茂科，绍兴三年定为博学宏词科。宏词科考试比考进士还要难得多，不仅要语言典丽堂皇、整饬凝炼，符合公牍骈文的写作程式，还要谙熟儒学九经、十七史、先秦诸子以及本朝典章制度和故事沿革等。正因如此，考取词科的人，有不少后来成为博古通今的大学问家，如洪适、洪迈、周必大、吕祖谦、真德秀、王应麟等，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王应麟能考取词科，也绝非偶然。他出身官宦之家，天资聪颖，从小受到良好教育。9岁通《六经》。父亲王撝曾受学于吕祖谦的学生楼昉，登进士第后，考博学宏词科不中，发誓说：“他日必令子业有成！”遂专意培养应麟。应麟17岁时，王撝写信给友人余天赐，请求他写介绍信，以便向各地精于词科的专家学者借书。信中说：“吾二儿习词科，乡里无完书，愿从公求尺牍，往借周益公、傅内翰、番阳三洪暨其余习词学者凡二十余家所藏书。”（钱大昕《王深宁先生年谱》）王撝除了督促儿子博览群书，还经常出题测试，限时回答，稍一迟缓，即严加训斥。在父亲的精心指导、严格训练和应麟自身刻苦努力下，淳祐元年（1241），应麟19岁就考中进士。但应麟并不满足，决心考取博学宏词科。他说：“今之事举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于是一边为官，一边于业余时间继续苦读。宝祐四年（1256），34岁的应麟终于如愿以偿，考取词科，实现了父亲的夙愿。

　　“家贼”盗了《玉海》书稿

　　王应麟少年时即已在为考词科做准备，借读了大量词科学者的藏书，做了许多读书笔记。中进士后，应麟在地方任职，余暇仍勤于读经史。其间受到程朱学派王埜、真德秀等人影响。考中词科后，应麟主要在朝廷为官，曾任太常博士、秘书郎、著作佐郎、礼部郎官、秘阁修撰、秘书监权中书舍人、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官等文职，故有机会经常出入秘阁（宫廷藏书处）。据元孔齐《至正直记》载：“四明王厚斋尚书好博学，每以小册纳袖中，入秘府，凡见典籍异闻则笔录之，复藏袖中而出。”应麟从少年、壮年一直到暮年，都没有离开过对于词科的学习和研究。如果说他一开始学习词科是为了应试，那么考中博学宏词以后，他就把词科当做一门学问来做了，孜孜不懈三十余年，可谓费尽了心血，其成果就是煌煌巨著《玉海》。

　　《玉海》堪称宋以前古代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

　　该书共200卷，分天文、律历、地理、帝学、圣文、艺文、诏令、礼仪、车服、器用、郊祀、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兵制、朝贡、宫室、食货、兵捷、祥瑞21门，每门下又分子目，凡240余类。先秦以后直至宋代的所有相关资料都被有选择地辑录在这本书的各个类目里。元胡助《玉海》序云：“《玉海》，天下奇书也。”“其为书也，至显而至微，至精而至密，至高而至深，至博而至约。凡天地山川、古今事物、道德性命、律历制度、文章礼乐、刑政、兵农、食货，靡不毕备。”《四库提要》谓其“所引自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无不赅具，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诸实录、国史、日历，尤多后来史志所未详。其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均对之评价甚高。

　　王应麟编纂《玉海》的初衷显然不仅仅是为准备博学宏词科考试的士子们提供一套完备的教材，否则他决不会花费三十多年时间来编这部书。随着宋王朝的灭亡，《玉海》也失去了其实用功能。应麟在《玉海》跋中说：“斫轮不传，屠龙无用。缄之青箱，以诏雒诵。”看得出他很自负，也很自信，并不在乎屠龙之技没有任何用处，而要将此书留给后代学子们诵读。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完全做到了。

　　没有了世俗的用途，王应麟反倒可以静下心来，一遍又一遍慢慢地对《玉海》进行修订和补充，这几乎成了他晚年的一大爱好，所以直到最后《玉海》也未能真正定稿。据应麟的孙子王厚孙后来回忆：祖父生前偏爱这部书，常常取出赏读，并谦虚地说：“未脱稿，难以示学者。”书稿一直藏在家中，秘不示人，好似自家的宝贝女儿，养在深闺，不舍得嫁出。起名“玉海”，“玉”喻内容之精粹似美玉，“海”则喻规模之浩大如沧海。

　　王应麟去世后，王氏家族内部发生分争，应麟遗留下的大量著作手稿自然也成为抢夺的对象。就在此时，《玉海》书稿神秘失踪。很有可能是家中内贼所窃。应麟的儿子王昌世知道后，吓出一身冷汗。他深知父亲视《玉海》如珍宝，把它弄丢了，那可是最大的不孝！急忙报告官府。官府对此事非常重视，立即派人侦办此案，结果费了很大力气才将大部分《玉海》书稿追了回来，可惜丢失了一部分。通过此次被盗事件，《玉海》的声名传了出去，让外界知晓了这部奇书。于是不断有人来王家借抄。就这样，《玉海》以传抄的方式在外间流传开来。只是因为《玉海》篇幅实在太大，所以没有一个人能抄写完整。

　　漫漫出版路

　　《玉海》的声名越来越大，不久传到了京城。至顺三年（1332）年底，国子学博士赵承德上书国子监，建议抄录《玉海》，以备刊行。其文书云：窃见故宋尚书王厚斋著书一部，名曰《玉海》，纂辑百家，博综众理，用功精深，有补后学。虽尝传录于世，至今未曾刊行。如令所属学院于学粮内置备笔札，就于其家，真谨抄录，发来以凭施行。

　　十一月，国子监批准了这个建议，将文件发给浙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元帅批复后下发给庆元路处理。然而，当庆元路儒学（即儒学院）派人去王应麟家族打听《玉海》时，得到的回答却是书稿残缺不全，也就无法抄录。直到第二年才传来好消息。

　　话说王应麟生前好友牟巘的次子牟应复来四明（今宁波）担任浙东元帅府都事，暇时喜欢访问当地的藏书世家。有一天，他来到一户世代书香的人家，碰巧遇上王应麟的孙子王厚孙。一番交谈后，牟应复觉得厚孙学问渊博，便把他请到自己的家塾里来当家庭教师，辅导自己两个儿子的学业。彼此取得信任后，厚孙就将珍藏多年的祖父王应麟遗稿拿出来给应复看，并相互讨论。当见到《玉海》书稿时，应复激动不已，摩挲的手也微微发颤。此后，应复全力帮助厚孙去各处寻访散落在外的《玉海》残卷。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居然搜罗完整。应复向厚孙建议尽快出版《玉海》，厚孙没有马上同意。厚孙为人向来低调而谨慎，他想等《玉海》全部整理好以后再说。即便庆元路儒学派人来打探《玉海》书稿时，他也以书稿残缺不全为托词婉言谢绝了。至顺四年（1333），在应复一再催促下，厚孙总算同意将《玉海》稿件拿出来。于是应复上书浙东道经历司，请求刊行《玉海》。因早有国子监发文在先，此建议自然很快被批准。嗣后，前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程从仕又上书庆元路儒学，其文书云：

　　窃见故宋尚书厚斋王先生，著述《玉海》、《困学纪闻》等书凡三十种，皆有功于学者。其《玉海》一书二百卷，凡文献典故、制度名物，见于经史子集、传注百家，悉加搜辑成编，钩玄摘要，殆无遗者，可谓天下古今希有之奇书。上可备朝廷礼官之讨论，下可资学校士子之考索。若不刊行，深恐湮没，有负国家兴崇文教之美意。

　　庆元路儒学作了批复，并上报浙东道。浙东道审阅以上两封文书后作了批示，并移牒（牒，书札。此指公函。）本道肃政廉访司并分司照验施行。元统二年（1334）二月，肃政廉访司分司牒批准。三月，浙东道肃政廉访司牒批准。至此，《玉海》的出版才真正进入具体实施阶段。五月，庆元路儒学核算出刊刻《玉海》需用梨木板、人工费合计钞763锭6两5分。元代1钞锭相当于多少两银子，学界意见不一，有说25两的，也有说10两的。但即使按1钞锭相当于银5两计算，也需3821两多银子。元代刻书费用如此之高，难怪要让近代版本学家叶德辉惊叹：“古今刻书之工，恐未有贵于此（指元代）者。”庆元路儒学无力独自承担这么一大笔费用，便请求上司将所需钱款分派给各路学院，让他们在各自赡学钱粮（教育经费）内拨出一部分资金。八月，肃政廉访司牒批准，并发文到庆元路等七路儒学，要求他们筹款赞助。可能因为各路学院经费都比较紧张，或者都不够重视，所以四年过去了，钱款也没有缴纳齐。好在《玉海》的整理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参与者有铅山儒学教授程端礼、应麟孙王厚孙、训导朱景陆等人，均系庆元路儒学聘请。

　　至元三年（1337）十一月，情况有了转机。新的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也乞里不花资德走马莅职。新官上任，都想要做出点成绩。考虑到出版《玉海》原是国子监交办之事，如果做好了，影响也比较大，因此他决定尽快完成此项文化工程。元帅随即命令各路学官督促、催缴刻书款。有了最高领导的重视，刊刻资金半年左右便全部到位。至元四年（1338），《玉海》（二百卷，附《辞学指南》四卷）正式刊刻。刻板之前，先由王秉、王陞、杨德载三位擅长书法的文士仿赵孟頫字体抄写，然后覆在木板上镌刻。刻字工为张周士等，有30人之多，共刻板7500余块(按，正德二年戴镛跋称“合五千板”，应有误)，花了两年时间，于至元六年四月（1340）才完工。这年距王应麟去世已有44年。

　　三朝递修

　　元至正九年（1349），阿殷图埜来四明担任庆元路总管。公务之暇，喜览郡学藏书。至正十一年（1351），当他读至元刻本《玉海》时，发现书中讹误甚多。于是命王厚孙加以校雠，竟发现误漏6万余字；便命儒学在原来《玉海》的板片上作修补。两个月后完工。《玉海》至元刻本出错的一大原因是，虽然当年王厚孙等人“承命校勘唯谨，而董役者（即主管刊刻的人）弗为修改，遗误具在”（《玉海》至元刻本王厚孙跋）。由此也可见官府之形象工程往往容易出现质量问题。

　　17年后，元朝覆亡，明王朝定都南京。洪武八年(1375)，明太祖下令把江南各地书板都集中到国子学（今南京夫子庙）内。《玉海》遂从原庆元路儒学运至南京，由国子学保管。因《玉海》久负盛名，士子学人皆欲得之，故刷印一直未曾停止过，造成板片磨损严重，加上木板自然朽蚀，漫漶残缺随处可见，以致影响正常阅读。如要继续刷印，必须经常对板片加以修补。

　　从元至正十一年（1351）开始，直至清嘉庆五年（1800），这449年间，《玉海》每隔数年或数十年就进行一次修补，据笔者统计，竟有27次之多。兹将修补时间记录于下：

　　元代

　　至正十一年

　　明代

　　正德元年、二年

　　嘉靖二十九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三十六年

　　万历十一年、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

　　崇祯九年、十年、十一年

　　清代

　　康熙二十三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二十七年

　　乾隆元年、三年、四十八年、五十五年、五十六年、五十七年

　　嘉庆五年

　　《玉海》在明清两代的大规模修补大致有三次，分别在明正德、万历和清康熙三个时期。明正德二年（1507），上距《玉海》元代初刊已有167年，板片因年久而致漫漶残缺。当时的南京国子监监丞戴镛补刻了435板。明万历十五年（1587），新上任的国子监祭酒赵用贤查出《玉海》字迹模糊者甚多。于是遍访南京、苏州等地藏书家，花了半年左右时间，才基本搜罗全元刻清晰的书叶，于万历十六年（1588）春补刻，次年夏竣工，共计修补4400余叶，上距《玉海》元代初刊249年。通过此次修补，《玉海》元代板片所剩已不到一半。至清代，明应天府学（今南京夫子庙，明初为国子学）废为上元县学。康熙中期，明代递修的《玉海》板片已尘封将近半个世纪，因无人管理，朽蚀过半。时任江南学政李振裕发起补刊，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开雕，二十六年（1687）完成，上距《玉海》元代初刊已347年。此次共补刻3160板；字迹模糊的，就根据善本填刻，多的每板填补几十字。到乾隆三年（1738）晏一斋、熊本再修《玉海》时，元代板片已所剩无几。

　　乾隆五十六年（1791），上元训导毛藻曾对《玉海》板片进行过少量修补。我将乾隆末年递修的《玉海》刷印本二百卷逐页翻检一遍，发现真正的元刻仅有8叶，其中两叶下半截还是明代补刻。这仅存的几叶元刻让我惊喜不已，因为这分明意味着当时有几块幸存下来的元代书板已断断续续刷印了450多年！这难道不是出版史上的奇迹吗？简直难以置信。《玉海》的最后一次修补在清嘉庆五年（1800），也是毛藻主持的。

　　嘉庆十年（1805）三月，毛藻在刷印《玉海》时不慎失火，全部板片毁于一旦，一起被焚毁的还有南监本《二十一史》（也为元明清三朝递修）全部板片和一块极其珍贵的三国吴《天发神谶碑》（又名《天玺纪功碑》、《三段碑》）。至此，绵延了465年的《玉海》出版传奇终于落下帷幕，消失在历史的云烟中。

　　递修风貌

　　《玉海》元刻元印本已稀如星凤，十分罕见，全本更是无处可觅。后世学人阅读《玉海》，主要靠的是递修本。如今，《玉海》明代递修本已属善本，而清代所印，称三朝递修本，全本也不易得。要认识《玉海》递修本版刻的风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递修本的概念。所谓递修本，乃指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古籍为何要反复递修而不全部重刻？因为古代刻书不易，费时费力，成本较高，大部头的书更是耗资巨大，而作局部修补，则相对容易，花费也少得多；另外，古人十分珍惜前人留下的劳动成果，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愿意轻易毁弃，所以更愿意不断地进行修补而不舍得推倒重来。经递修而重印的古书在我国现存的古籍中比较常见，著名的如宋刻元明递修本《眉山七史》、元刻明递修本《十三经注疏》、明刻明清递修本《二十一史》等都是。不过，像《玉海》这样递修时间如此之长、递修次数如此之多，且历经三朝而不衰的书也不多见。这也折射出《玉海》这部奇书的强大生命力。《玉海》递修本除了其内容价值外，其版刻集中了元、明、清三朝的面貌，也很具研究和鉴赏价值。兹稍介如下：

　　元代初刻本《玉海》为写刻，即先请擅长书法的人来书写，然后再由刻工在木板上覆刻。其字体采用了当时流行的赵体（赵孟頫书法字体），清丽雅逸。明正德元年（1506）、二年（1507）修补时，字体仍仿元刻，然已形神俱失，大不如前。嘉靖时修补，换成当时流行的刻书专用字体，即比较方正的宋体刻板。因该种字体笔画比较刚直硬朗，故古籍版本藏家形象地呼为“枯柴体”。万历、崇祯时，修补字体采用较为修长的宋体 。到了清康熙时，补刻字体变成稍瘦偏长的宋体字，乾隆时则又变为稍瘦偏方的宋体。以上字体（除正德仿元刻外）均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由于清刻字体缩小，故清代补刻《玉海》书板的板框高度一般要比明刻缩短1厘米左右。

　　元刻《玉海》为白口，双鱼尾，半叶10行，行20字，书口上方刻本叶字数，下方有的留白，有的刻刊者名氏。明清补板也为白口、双鱼尾，仅见个别单鱼尾，也是半叶10行，行20字。明清时期修补《玉海》采取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修板。即逢旧板局部文字漫漶而作修整，有的是挖去个别模糊不清的字，用新板重刻后嵌入，也有的是截去一部分残损的板面，用新板重刻后镶上。第二种是补板。即逢旧板完全损坏或缺失时，以新板重刻后替补。《玉海》凡修板者，书口采取两种处理方式：1.仅有极个别文字新刻嵌入，则书口维持元刻不变。2.若元板损坏较多，新刻板与旧板拼接，则书口上方刻某朝某年补刊，如“万历癸未补刊”。凡补板者，一般书口上方刻某朝某年或某朝某年刊，如“嘉靖丙辰年”、“万历十六年”、“康熙二十六年刊”等；书口下方刻重刊者名氏，如“监生陆径刊”、“监生姚士瞻”等。

　　唯正德补板者，书口上方作“正德二年补刊”，有“补”字。修板主要集中在明万历时期，其余各时期则主要以补板为主。

　　明代，《玉海》的修补主要由国子监进行。但也有个别例外：比如万历十五年（1587）都察院曾参与补刊；崇祯九年（1636）修补者为署籍厅，崇祯十年（1637）、十一年（1638）修补者为助厅（包括东厢、南厢）。国子监及中央诸部门修补者，经费主要由朝廷划拨。入清，明应天府学废为上元县学后，《玉海》的补刊则均由地方官主持，经费或取自学租，或由官绅捐资。总的来说，《玉海》在明清两代的修补和刷印，主要还是由政府出资，更多的是一种对文化的传承，而非出于赢利目的的商业行为。

　　由于《玉海》递修时间长，参与者众，修补质量难免参差不齐。王式丹、周铭在《补刻玉海例言》中说：“明代补刻，万历本最精，字画皆古雅可观；嘉靖、崇祯本次之；正德本最为纰缪。”清代以康熙二十六年（1687）补板最多，而当年学政李振裕因皇帝召见日期临近，就督促工匠赶时间，以便在离开南京之前完成，结果造成字画错误甚多，幸好次年王式丹等人对其进行了更正。

　　《玉海》再生

　　话题转回来。嘉庆十年（1805）夏日《玉海》书板焚毁不久，康基田来南京担任江宁布政使，鸠工重建学宫内被烧毁的尊经阁，规模大于前，并增建学舍和尊经书院。《玉海》书板惨遭祝融之厄令他十分痛惜。他四处寻觅《玉海》善本，终于得到江宁知府张敦仁收藏的《玉海》至元初刻本。于是召集学者，参考经史文献，填补原书空缺2万余字，然后付工雕板，仅花5个月，在嘉庆十一年（1806）立春后便竣工了。光绪初年，张大昌等人又对康氏刻本纠讹补缺，于光绪九年（1883）由浙江书局重新刊刻，成为比较完善的版本。此年上距《玉海》元代初刻已有543年。

　　《玉海》近300万字，清嘉庆时刊刻仅用5个月，这与当今古籍正常出版速度相比，也算比较快的。而元代刊刻《玉海》有30人参与，平均每位刻工所刻不到10万字，费时竟达两年之久，也难怪元代刻书成本高昂了。然而，也不得不承认，在《玉海》所有板刻中，元板字体无疑是最美的。采用刻书专用字体宋体来刊刻，可以大大提高刻书速度，只是板刻的艺术价值也大幅降低了。

　　文 袁啸波